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史上，“中篇小说”这一文体概念，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被确立的。直至1923年，郑振铎以“西谛”（郑振铎字西谛）署名，在《文学旬刊》上刊发《文学的分类》一文，第一次明确定义了“中篇小说”：

“中篇小说”是篇次较“长篇小说”短，而较“短篇小说”长的小说。有人译为“长短篇小说”，日本人则译之为中篇小说。如鲁迅译的阿志巴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我译的路卜洵的《灰色马》，字数在五六万字上下的都是。

现在一般认为，篇幅在三万字到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属于中篇小说。但篇幅并不是界定中篇小说的唯一标准，除了篇幅上的定义，中篇小说还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中篇小说是多元化趋向明显的小说体例，其在风格上普遍存在的通俗化追求，也更容易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和接受。因此，中篇小说这种体例，也被认为是处于短篇和长篇小说“中间”，具有“某种复合的特征和过渡的性质” 。

在20世纪初，广西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方式是众多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人们通过民间故事、英雄传奇，甚至民间流传的歌谣，来讲述本民族、地区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精神的传承。“民间传奇故事所参与的对民间文化的审美叙事表达，不仅以最原始的信仰方式积淀了各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其讲述方法也为广西小说走向文人创作，积累了自己的叙事经验。”

总体而言，在1919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阶段，广西中篇小说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19—1937，1938—1944，1945—1949；在这期间，两个作家群体构成了广西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即由在广西定居的外省籍作家构成的“旅桂作家群”和原籍广西的本土作家群。

一、广西中篇小说创作的三个时期

在1919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新文学运动对广西文学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固然和广西当时地处西南边疆，且受军阀割据的影响有关，新文学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广西在新文学领域几乎完全无所建树” 。

这一时期，广西的文学发展已经开始出现了由旧文学朝新文学转向的趋势，但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创作。这其中，何诹在民国初年创作的长文言小说《碎琴楼》，以及此后几年创作的《鳖营长》《残蝉魂影》等小说，就篇幅而言与现代中篇小说的篇幅标准相符合。《碎琴楼》打破了传统文言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开创了“新体文言小说”。这些介于新旧文学形式之间的小说作品，成为广西现代文学发展初期不可多得的萌芽。

除何诹外，韦杰三等一些广西籍的文化人也在这一时期有部分小说创作，但均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1938年到1944年的“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是广西现代中篇小说创作的集中期。桂林作为当时广西的省会、战略后方城市，在抗战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全国文化人的青睐。秀美的自然风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吸引了大批文化人旅居桂林。文化人群体的麇集，也带动了桂林的新闻和出版行业蓬勃发展，一大批报纸、期刊、出版社、书局迁址于此；分布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文化人，也纷纷将作品寄带至桂林发表或出版。

随着文化人群体的扩大，文化出版业的繁荣也随之而来，给小说的创作、发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平台。这一时期的桂林城内，各种创刊、复刊的刊物有30余种，“这段时间的刊物，有妇女、儿童、青年杂志；有诗歌、戏剧、小说期刊；有文学、艺术、新闻类刊物，可以说是百花争艳” 。

一大批知名文化人的到来，使广西的中篇小说创作者群体不断充实壮大。旅桂作家群的人数急剧增加，以及桂林文化城新闻出版行业的空前繁荣，为小说创作、发表、出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一时期，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中篇小说创作进入了空前的密集期。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至1944年这六年时间里，“从桂林路过或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人更是达2000以上。其中单是小说作者，就有近400人”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近120部。

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创作，大多以抗战为题材，但所关注的焦点却有不同。这些中篇小说，在有限的篇幅内，有正面描写歌颂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士（黄药眠《克复》），有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与抗争（周为《斩钝刀》），也有揭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腐败软弱（司马文森《南线》），及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在战争掩盖下的种种微妙的国民心态（骆宾基《吴非有》）。所取材的地域背景从广袤的北国大地到南方的桂林、香港，串联起了整个中国的抗战版图。

这些中篇小说的问世，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呈现了多元、复杂的抗战形势，也证明作家们的才华在创作空间上得到了充分施展。甚至有不少作家认为这一时期是自己“创作上的一个旺盛期”，所写的中篇小说也从本质上反映和思考抗日战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的这一段时间，仍然有大量描写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中篇小说创作出来。但是与抗战期间的许多创作相比，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因没有了“救亡”的压力，反而会在主题的广度上进行拓展，不局限于直面抗战救亡，也在主题的深度上进行更深一步的揭露、反思、批判。这一时期的《初恨》《江文青的口袋》等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上青年普遍的思想精神和面临的情感困境；《风砂的城》《沉渣》等作品，虽然也有抗战时期的社会背景，却把视点放在了人物的纠葛和心理、身份等变化上。

1919年至1949年，广西中篇小说发展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既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总体而言，由于旅桂作家群和广西籍本土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创作，给广西中篇小说积淀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除了抗战主题的大量涌现，不少反映广西民俗风情、社会现状的作品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给广西现代中篇小说提供了极大的丰富性。

二、旅桂作家的中篇小说创作

旅桂作家群体当中，不少人旅居的时间较长；或有短期辗转到广西其他地方，但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集中在桂林一地。

与战场疏离的创作环境，反而让文化人的创作目光更多地深刻审视战争环境下，社会的政治环境、民众心理、个人生活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在旅桂作家群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自抗日战场和大后方。抗战题材是旅桂作家群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

司马文森在广西停留的时间是旅桂作家中最长的一位。他1939年来到桂林，一直在桂林生活至1944年。桂林沦陷后，司马文森转赴桂北抗日游击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广西前往广州。这期间，司马文森的中篇小说创作颇丰，有《尚仲衣教授》（1940）、《南线》（1941）、《湖上的忧郁》（1941）、《王英和李俊》（1941）、《落日》（1942）、《希望》（1942）、《鸽》（1943）等多部作品问世。

司马文森的中篇小说《尚仲衣教授》于1939年10月着手创作，并于1940年以《粤北散记》的题名，发表于《文艺阵地》四卷第四、五期上。“构成这部作品的许多材料，都是事实，大半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许多事件是实在的，许多人物也是实在的。”

这部小说正如司马文森自己谈道：“我要告诉那些看不起文化工作者的人，他们所想所做的大半都错了，要深刻地反省一下。文化人并不是完全没有用，他们有用的才能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慢慢被消耗，慢慢被戕杀啊！我要替他们声辩，我要控诉，用事实来回答那些无理的轻蔑！”

《南线》是司马文森在此之后创作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司马文森用辛辣的笔法，刻画了南方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官丑陋的众生相。“司马文森是打算通过《南线》这部小说，较完整地描写南线战场，从中揭示南线战场乃至整个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某一部分内在原因—指挥者的腐朽无能、损公肥私和军纪败坏。”

王鲁彦是1938年底来到桂林的，直至1944年8月20日在桂林病逝。近六年时间里，王鲁彦长期被病痛困扰，但是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主要精力放在了文艺刊物的编辑上。王鲁彦的文学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品质都比较高。小说题材大多与抗战现实相关。中篇小说《胡蒲妙计收伪军》是一部抗战题材的颇有传奇色彩的通俗小说，于1940年在《新道理》通俗半月刊第21期至25期连载。主人公胡志敏、蒲逸民与伪军的斗智斗勇，让鲜活的抗日青年形象跃然纸上。通俗小说的创作方式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接受，也有着更好的激励人心的作用。

王鲁彦还与同样旅居桂林的巴金有着密切的交往。“巴金与鲁彦的交往，促进了巴金创作思想的发展，开拓新的创作题材，即写‘小人小事’。” 巴金旅桂时间不长，但是他在桂林期间创作的中篇小说《还魂草》，当中的“利莎”这一人物，即是以王鲁彦的女儿为原型。

骆宾基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两次抵桂，停留的时间都较短。在此期间，他创作发表了《吴非有》《胶东的“暴民”》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取材均来自骆宾基当时经历的现实生活，对抗战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底层人民生活有着生动的呈现。

《吴非有》是一部以大后方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抗战题材小说，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写作气息。在这部小说里，骆宾基让读者跟随吴非有的经历和见闻，了解到一个扭曲的大后方社会和官场：明明是有着专业权威的知识分子，却一个劲想着官场的职务升迁，为了这个“官位”，不惜对上司谄媚奉承。小说不仅仅局限在塑造“吴非有”这一个单薄的人物形象上，而是深刻剖析了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大后方，虽然没有直面烽烟，却依然异化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令他们变得空虚、彷徨。这样错位的人物塑造似乎是骆宾基有意为之，“骆宾基对灰色人生的嘲讽和讥刺，是建立在具有抽象思辨色彩的人生哲学—‘生活的意义’这一主题之上” 。

在《胶东的“暴民”》这样的抗战题材小说中，骆宾基则直面底层民众面对侵略时的抗争，更多地展现出一种原始和充满野性的力量感。这部中篇小说，骆宾基自认为是其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中的民众抗争行为，成为作者表达民族生存意志的折射。小说也正是通过在这些民众形象上塑造出的顽强的生命力、不屈的精神意志和品格来感染和影响读者。

如骆宾基这样在广西旅居时间较短，但中篇小说创作有所建树的旅桂作家还有秦牧、安娥、王西彦、萨空了等。

秦牧1941年到达广西，在桂林期间创作了《阴阳关纪事》，于《大公晚报》（桂林版）进行连载。这一时期，秦牧的创作“内容都是暴露黑暗、鞭挞丑恶，同情受害者，颂扬反抗者，‘鼓吹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因而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影响，遭到反动派的报纸咒骂，说他‘不是共产党却偏装作共产党’” 。

安娥的小说创作有限。她在旅桂期间留下了纪实中篇小说《盛四儿》，发表在《文艺生活》（桂林版）。在小说中，盛四儿由一个家境贫穷的流浪儿童，成长为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少年勤务兵，人物的“成长”被寄予了普通民众在战争中觉醒和构建胜利信心的期待。

艾芜旅桂时间较长，也是一位高产的旅桂作家。艾芜在桂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这与他充沛的创作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桂林的五年里，他创作极为勤奋，只看过两场电影和一次戏。他生活极为艰苦，长期住在桂林东郊观音山的一间简易竹楼里，自己种菜养猪，形同难民。” 1943年，艾芜在《文学创作》二卷六期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打猎记》。1944年1月，艾芜创作了《我的旅伴》，后与1942年创作的小说《回乡》结集为中篇小说集出版，仍以《我的旅伴》为书名。在这部作品中，艾芜笔下描写出了与内陆迥异的风情和文化，承袭了他边地小说中“流浪”的艺术形象。

艾芜于193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春天》，1937年出版，在他旅居桂林期间， 1940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再版，1942年由桂林今日文艺出版社再版。1944年，艾芜离开桂林后，还在《青年文艺》（桂林版）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一天的活动》。

王西彦的中篇小说《风雪》是他于1941年赴广西前夕完成的。在旅居桂林期间，王西彦有一段时间暂代王鲁彦编辑《文艺杂志》，《风雪》也于《文艺杂志》上刊发。《风雪》是一部旅行题材小说，在选择人物视角时，王西彦特地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海仑作为视点人物。儿童天真无邪的视野里，景色的变化与成年人之间沉闷压抑的对话形成了对比冲突，“为这篇小说增加了若干清新动人的韵致，也切合小说结尾的乐观情绪” 。这一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创作技巧，也正是王西彦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对小说叙事结构运用较为鲜明的特色。

广东作家陈残云在桂林旅居期间创作的中篇小说《风砂的城》是其成名作，小说的故事展开的地域背景正是当时的桂林。不过，在陈残云笔下这时的桂林，已经不复当年抗战文化城的盛况，反而是在一片肃杀的空气中迅速萧条，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学校里教授去职、宿舍遭搜查，报馆等文化场所接连遭到查禁，一大批文化人被罗列进了黑名单。这时的抗战文化城已经变成了令人恐惧的“风砂的城”。作者通过女性主人公江瑶的斗争与呐喊，向读者揭示了一个黑暗统治下的腐败的社会。这种社会的黑暗，最终将江瑶这样的小人物吞噬。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纯真少女和黑暗现实的冲撞对立，少女自我思想认知上的冲突，几乎完整投射了陈残云在那一时期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陈残云对民国新女性角色的塑造有着不同于那个时代主流的独特认知。陈残云笔下的女主人公跳脱出了新文化运动发端时，一味追求“女权”和“解放”的符号化表达，而是通过女性意识和社会现实的冲突来阐明所谓的“解放”，必须是以社会革命为前提，即“个人无法战胜社会，女性的真正解放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进步为前提，否则，女性极有可能是冲出小牢笼、跌入大火坑，女性的人格、尊严、权利毫无保障，甚至还可能成为政治阴谋的工具” 。

在旅桂作家群当中，有部分文化人供职于各报社、杂志社，兼具文化人和新闻人两种身份。他们擅于走访、调研，中篇小说的创作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思考。这些由职业带来的创作独特性，反映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往往是更加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对现实更加热切的关照。

周为是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在广西停留时间最长的外省文化人之一，也是对广西考察、了解最深入的文化人之一。1941年，周为来到桂林《大公报》任职。作为一名记者，周为的足迹行遍广西，对广西的社会、风土、人情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悟，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周为是广西人。在《斩钝刀》的写作中，周为给人物使用了大量的粤语俚语，以此来表达人物复杂的情绪，同时也暗合了人物底层的身份。在反抗的主题中，这些俚语的大量运用赋予了人物鲜明的地域特征，成为作者与读者共情的一个显著渠道。

《斩钝刀》这样一部底层特色鲜明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一方面固然和周为的籍贯有些关系，但更多地则是因为周为长时间与社会密切接触，得来了素材和灵感。

于逢是越南华侨，1934年回国，1937年进入《救亡日报》当外勤记者，采写过数量众多的新闻报道。后由于战乱频繁，于逢在多地辗转。1939年，于逢来到桂林，重归《救亡日报》担任助理编辑，同时在业余时间进行小说创作。此后一段时期，于逢断断续续往返于广西和广东，工作也有多次变动。因其丰富的新闻采编经历，于逢在小说创作当中常留有非虚构写作的影子。1942年，抗战桂林文化城迎来一个高峰。此时，于逢已是第三次抵桂，在此期间，其创作的中篇小说《乡下姑娘》《何纯斋的悲哀》得以出版，并完成了中篇小说《冶炼》《深秋》的初稿。于逢自评：“这是我创作上的一个旺盛期。”

于逢在桂林《救亡日报》时期，与易巩私交甚密，两人也合作进行了不少文学创作。易巩是广东南海人，旅居桂林期间，公开的身份是记者，在桂林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亚洲印书馆等文化机构都工作过。

易巩于1941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杉寮村》，1942年在《文艺杂志》（桂林版）上连载。《杉寮村》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潮汕地区，这也是易巩最为熟悉的家乡环境。这部小说的价值，相当大的部分体现在作者对社会矛盾多层次的思考和呈现。作为这一时期潮汕农村的一个缩影和符号，“杉寮村”被有意地塑造成为一个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的集中地。这里既有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农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农民和乡绅、国民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呈现矛盾冲突并不是易巩的创作动机，对社会和历史更深层次的思考似乎才是易巩想要探寻的答案，“这部小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带有本质性质的问题” 。

萨空了曾于1939年和1941年两次因公务途经广西。在桂林期间，萨空了因身份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威胁。

1942年，萨空了携妻子和女儿从香港逃难再次到达桂林。这一次的旅桂之行对萨空了而言似乎更多了些灾难：先是妻子与他离婚，而后在1943年5月，萨空了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拘禁在一个尼姑庵里，直到1944年6月被转押至重庆。中篇小说《懦夫》，即是萨空了被关押在桂林期间，于狱中创作完成的作品。

特殊的创作环境，让《懦夫》这样一部小说作品带有作者强烈的个性化表达和思想，从而使小说的呈现有着与众不同的坚硬内核。

黄药眠的小说创作中，则处处都有他“红色记者”的身份印记。黄药眠早在1937年就加入了新华通讯社。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黄药眠与胡愈之、范长江等人组建了国际新闻社，并担任总编辑。作为文化人，黄药眠的身份常常是“诗人”。而他的小说创作集中时期，恰好是在1949年以前。这一时期于桂林创作的中篇小说《克复》，以农民为小说题材的取向，被认为是写“真正的中国人物” 。小说把情节展开的舞台放在沦陷区的一个村庄里。肖暮春作为村里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宗族观念和民族大义的文化冲突中，选择了支持儿子投身抗日运动，“国家”的情怀成为小说立得住的主旋律。同时，小说的创作也不仅仅局限于为政治、为抗战服务，而是把笔墨着重放在刻画底层人民精神上的转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艺术性。这种对艺术性的追求在以“救亡压倒启蒙”为主轴的抗战文学中，成为难能可贵的作品气质，被认为是“没有把人物写得激昂慷慨，也没将他们的觉醒写得大道理连篇，反将人物被启蒙的变化自然表现了出来” 。

三、广西籍作家的中篇小说创作

广西籍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创作，数量并不算多，但是就创作质量和社会影响而言，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这一时期，广西籍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较为一致。他们把笔触聚焦在了对社会动荡的关切，一方面是用作品来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扭曲的人性，另一方面则在虚构的情节中探索救亡图存的民族道路。这种以“救亡压倒启蒙”的创作选择，与当时广西籍作家普遍的政治立场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大多数广西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学道路也是革命的道路” 。

在广西籍文化人的创作中，凤子的性别角色往往更引人注目。如果说旅桂作家群当中还有着不少女性作家的身影，那么在当时的广西籍文化人当中，作为女性的凤子则算是一朵奇葩了。

凤子最为人熟悉的身份是演员、戏剧艺术家，当然，她同时也以编辑《人世间》得到了不少旅桂作家的支持和认可。

凤子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均集中在40年代。凤子的小说创作中，大多是根据自身的经历见闻取材，常用女性身份的第一人称视角，而且给“我”赋予记者或演员等身份。在这些小说里，凤子“鄙视假恶丑，赞颂人性的美好和坚韧，表现普通人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中篇小说《沉渣》依然承袭凤子的思想主线，但是在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却选择了男性伪政府职员这样一个特别的身份。

这一种性别上的差异，为凤子在小说创作中想要表达的矛盾与冲突带来了一些便利。小说中的“我”在伪政府任职，却也参加过抗日地下组织。在抗战胜利之时，“我”心里压抑许久的苦闷似乎也迎来胜利的曙光，但却在短暂的释放之后，发现“我”因伪政府公职人员的身份，与胜利之时的社会、民众格格不入。在一连的碰壁、挫败之后，作者终于让“我”说出了对抗战时期这一类人物的观感和看法：

战争的时候没有给国家尽过一分力的人，就没有资格分享胜利的果子。你们还幼小，待你们长大了你们会理解你们爸爸，会慢慢懂得怎样爱你们的国家，去尽你们做国民的本分。等待你们长大了，你们会看到一些风云际会、趁机而起的人物，都不过是被风暴打到海里去了的沉渣。

胡明树是广西桂平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参加抗日文化活动。1938年，胡明树回到广西，在桂林从事写作、编辑等文化工作。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小说作品。其中的中篇小说《初恨》，直接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日本，投射出他在日本留学生活期间的影子。其描写的留日学生张瑞明和房东的女儿的恋爱故事，让人读来富有浪漫气息。“小说中有很多富有浪漫气息的特写，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作者的描写功力。”

《江文青的口袋》则是胡明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创作。关于这篇小说，胡明树的创作动机是“觉得在学生中也正有不少像江文清那样的家伙，所以就企图在小说中略施一点政治教育” 。小说从江文清的学生时代开始写起，围绕江文清身边的种种人和事，在叙事中呈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给江文清的口袋里安排的“秘密”甘薯皮，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一个藏在表象背后的“江文清”，似乎正如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一样，在理想和现实两个维度间不停地转换与挣扎。

华山早早地就成了“红色作家”。出生于广西南宁的华山，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广西，逐步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从华北版《新华日报》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作为战地记者，华山“努力实现‘做一个红色宣传鼓动员’的革命理想” 。在文学创作领域，《鸡毛信》是华山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是华山出版的第一本书，入选过多个版本的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是抗战胜利前夕，背景在华北，首刊也是在张家口出版的《文艺月刊》杂志。在当时，作品所产生的政治鼓动具有显著的意义，也成为特殊时代下的文化出版事业的一个风向标，契合了“建立坚定的文化出版事业的信念” 。

陆地的人生轨迹是一条传奇的革命道路。他也是以一名革命者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小说创作是陆地的文学创作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分。长篇《美丽的南方》是其最为显著的代表。与《美丽的南方》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描写相比，中篇《钢铁的心》更有着充满革命和斗争热情的时代精神。这部作品正如其另一个名字“生死斗争”一样，从一个鲜明的视角—一个大时代洪流中的小战士，反映出民族解放斗争里国人的风貌。

广西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中篇小说创作，如果单从数目来看，似乎并不算多。其时间维度较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相应的时间维度而言也要稍微短一些。但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由于有着抗战桂林文化城这一特殊的催化剂，广西现代中篇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同时也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创作风格。

如果将时间维度拉长来看，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坛宽容地接纳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派别、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化人，为他们提供创作的土壤；同时也因着繁荣的文化事业，催生了一批广西籍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上崭露头角。广西现代中篇小说创作，更像是一种初试啼声和力量的蓄势。只不过这种尝试和积蓄，是以现实主义的审视目光和社会变革的理想来塑造文学中的虚构世界，从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谭 彦 EvLsRYfqAskd1MvhIGQDBu74KBz0Zz/zWDvAb2Ei/Obn7AboCcBGeJp2FFT+hU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