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广西中篇小说70年述评

70年来的广西当代文学，一如奔流不息的大河，有嘹亮壮阔的奔腾，也有喑哑沉郁的淤积，蕴蓄在不同的时间与区域之中，风景不同，情态各异，蜿蜒曲折之中，只见浩浩荡荡，一直汇入磅礴的历史汪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支脉。

当代广西的中篇小说创作，是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类型，也代表了广西小说的最高水平。作家队伍上呈现出年龄层次丰富、思想旨向多样的状态，且很多重要作家都有自己极具代表性的中篇作品。不同的精神旨向、叙事态度、语言修辞与意识形态汇聚于斯，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故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西的中篇小说创作，便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涌现了一大批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作品，不仅如此，该时期的广西中篇，积极参与到当时全国性的文学思潮之中，同时结合自身的民族与地方特性，有意识地进行地方文化的认知与建构，铸成形态独异的叙事风格；而到了90年代，中篇小说的思想更为成熟，尤其通过女性主义的写作、世俗与世情形态的书写以及对个体生存苦难的关注，将叙事的向度推向更深的层级；21世纪以来，当代广西的中篇小说创作，明显突破了既往的叙事框架，在小说的历史维度、叙事的世界观念、主体的价值探询与人物的精神纠葛等方面，都有着全新的探索。

一

地域性与民族性始终是广西当代文学挥之不去的文化标识，地处西南地区的广西，本土斑斓多彩的乡土民俗文化，在与当代的政治和商业浪潮的融合中发生效应，进而产生了传统与现代以及地方与全国/全球的接榫交互，在文学中表现为多重的文化价值与审美倾向的碰撞。这个时期的广西文学，雄伟壮阔，苍茫悠远，回到本土历史现场，回到区域文化的腹地，与之对话，与之商榷，有龃龉，有对抗，有争夺，甚至有妥协，共同创造出了历史地理意义上的广西文学。

陈肖人的《黑蕉林皇后》讲的是30岁的年轻寡妇程秀瑛的情感曲折，程秀瑛偶然搭救了乡村青年谢茂生，收留了他，安排他在香菇林做活，两人在这个过程渐生情愫，走在了一起。但程秀瑛的一片真心，换来的却是谢茂生的犹豫不决，最终让两人错过了对方。“《黑蕉林皇后》（以下简称《皇后》) 写一个农家新寡在山野生活中的追求和选择，诉诸我们的并非厌弃世俗文明，回归大自然的旨意，而是对自奋自强的阳刚之美的呼唤。……《皇后》并不是那种逃避文明、否定人欲的俗气主题，它的主题其实是封闭世界中人的尊严的觉醒。在我国当代南方文学中，如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同样是贯彻着这一人的自觉的线索。 ……在《皇后》里，由于灵情既有潜藏又有飞动，更多的是飞动，使得肖人的作品原先的朴素格调因有流动感而呈别一境界。” 可以说，黑蕉林皇后程秀瑛经营香菇林的勤奋专业，对爱情的执着勇敢，足以见出本民族人民的美德与心智，这也是小说礼赞的中心。然而在小说中，乡村知识青年谢茂生身上，更能投射出历史与人性的信息，谢茂生出身农村，却附有知识分子的影子，但是他眼高手低，自身的性格特质、知识储备和精神力量，均不足以支撑自我的成长和蜕变。他一无所有，却首鼠两端，患得患失，映射出改革开放前后青年人的内心惶惑。谢茂生也在如是之彷徨无依中，失却了传统的坚守，也错失了自我的成长。从而昭示了在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转接中，尤其是商品社会的初露雏形之时，传统的感情结构遭受冲击，且面临瓦解。由此凸显的人心不安和理性未就，令社会主义新时期之“新人”的主体性塑造遭受阻滞和变异。

张宗栻在80年代写出了《流金的河》（《广西文学》1985年第5期) 、《大鸟》（《当代》1988年第2期) 等名篇，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历史与革命斗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中《大鸟》以莫纳、莫普、莫亚以及芒萨的家族史为叙事的中心，实际上糅合了战争史、民族史与本民族的精神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史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更多的是以背景的方式呈现。小说聚焦的是莫亚的成长史与芒萨跌宕凶险的生命历程。尤其通过莫亚自始至终对父亲的寻觅，在一往无前的探险之中，他的纯真、勇敢、坚毅，事实上昭示着自我的真正建立。在小说中，鹰是他们的图腾与禁忌，是人们寻常生活的映照，乡民们面对惧爱交加的鹰时，映衬出的是自我的恐惧和祈祷，更为重要的，鹰的敏锐、桀骜，渗透到了他们的血液之中，造就了他们的命运，也铸成了其灵魂。

梅帅元的《红水河》（《人民文学》1988年第7期) 写出了传统的精神寄托，民俗意义上对母亲河的崇拜和依赖，与现代化的水电站建设中体现出来的人民福祉，彼此融合无间，两者一同走向开放和未来。在这里，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是相辅相成的，局部与整体的联结，代表着民族与国家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整一。红水河龙滩水电站的建设，事实上是传统的神话与现代神话的同构，两者的归属与希冀是相互映衬的，一个是传统的民俗的和宗教的图腾，一个是现代的民生的国家的未来。《红水河》的语言繁复华丽，小说格调铿锵激昂，小说弥漫着战天斗地，与自然共舞的豪情壮志，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力量从中显现，也代表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其中任劳任怨、披荆斩棘的老工程师，淳朴善良的村民，甚至是一牛一马，都沉浸在社会改造/改革的潮流之中，在历史的虹吸中展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伟力。

林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崛起，以其对女性心理的摹写和对现代情感伦理的探索，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的地位。“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确立了她此后写作的女性主题，和独特的个人特征 (人物身份，故事发生场景，地理气候和心理气氛，讲述方式）。” 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上海文学》1989年第10期) 重点叙述了穿着月白色绸衣的女人与男教师以及“我”与天秤的情爱，突出了女人与吉 (吉是其豢养的宠物狗) 之间的情谊，后者比前者似乎显得要更牢靠些。而当写到成功的爱情，如都噜与她的生物系才子时，却是一笔带过的。由此可见，在林白那里，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比如爱情的虚无、生活受挫时的私语与呓语、揽镜自照时的自怜自爱、女性亲密无间甚至是充满同性爱恋意味的惺惺相惜、女性与宠物之间无处不在的沟通等，其与他者/男性之间的勾连是模糊而且暧昧的，后者并不参与到女性主体意识的生成过程之中，甚至与之相龃龉相抵触。在陈晓明看来，“这些故事多少有些离经叛道，其令人惊异之处，可能在于它们隐含着 ‘同性恋’ 意味。林白着眼的那些微妙的女性关系因为附加这样一个系数而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令人望而却步或想入非非。林白的叙述细致而清丽，女性相互吸引、逃离的那些环节委婉有致” 。这里所谓的“微妙”与“委婉”所指示的，是女性主体间的关系，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代表着小说的核心。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中，叙事者“我”并不是小说主角，而只是其中的参与者，女性角色没有主次之分，意在彼此之间保持独立与平等，摈弃男权所构造的等级秩序；不仅如此，“我”是其中的见证者，在波澜不惊的讲述背后，实际上内地里澎湃汹涌，女性在控制自己的言行，掌握揣度自己的生死，改造自我的命运，倾听自身的声音。女性所有的语言，都在指向自我，作者试图从言语形态、行为模式以及与同性/异性的交互/对抗中，真正构建起女性意识的话语体系。

二

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当代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商品社会与商业逻辑的发展成型、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以及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内在革新。喜宏的《超越档次》（《当代》1993年第1期），率先表现涉外私营企业的内部境况。小说通过公司内部各色人物的聚焦，呈现出雇主与工人、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分，琼妹与明泰，嘉媛与本，嘉媛与明泰之间，无不充斥着文化层次、经济地位与阶层意识的考量。并且在权力与情感对峙纠葛中，透露出90年代中国商业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人际次序，并对经济逻辑与商业话语中的利害关系和情感投入进行了省思。小说人物不同于以往的身份意识、自我定位、精神准绳等，标志着新的一轮价值认同和精神趋向，尤其代表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形成的价值秩序和观念结构，个体/群体的认知体系和情感习惯也由此而形塑。小说的最后，琼妹以死谢幕，而明泰则渐变冷酷，传统的经验意识与现代的工业社会和商业管理之间的冲突已经凸显，城/乡、国内/国外的二元结构以及由此构成的观念体系，也开始影响着各个阶层的人。

常弼宇的《歌劫》（《当代》1993年第3期），将广西的山歌置于时代的流变中，令其领受历史的残酷与荣光，其中所彰显出来的人心的变迁与民族的现代化相互交织。小说表面上聚焦的是山歌，表达的是山歌所投射出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其不仅可以调适劳作的疲累，提高劳动热忱，而且能够丰富日常生活，提升精神意志，人内在的能量也常常得以迸发。整个小说都写出了山歌的神秘与动人，而在山歌的背后，实际上摹写的是歌咏的歌者，尤其以五姐妹与独脚篾匠等人的历史沉浮和人世沉降为中心，他们为政治所裹挟，尝尽人间冷暖，却在沉重的苦难中，以山歌渡劫。“山歌真的能挽救失去了生的自信的部落……尽管这位歌圩上潇洒到最后的女性曾有勇气跨过遍地荆棘、历尽苦难。只有到了生与死的选择的时刻，她才看到了山歌最后的光彩……在山歌最后光彩的照耀下，他们终于读解了高高山上的谜碑，沉默多少万年的白骨与他们沟通了信息，化作安息逝去，进入人类不可理喻的自由境界。于是那支山歌雄壮的主体就挽起一对历尽沧桑的男女，如入无人之境地走向理想的归宿，做任何自愿的选择时都不再有人间的羞涩……” 山歌的无力与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辩证，小说中显著的寻根主题，将山歌的失语与重现表达了出来，被政治革命所遮蔽所戕害的山歌及其歌者，由于传统的内蕴与历史的召唤，再一次奔涌出生命的觉知与理想的诉求。

90年代的书写，林白更为注重对女性身体的透视。“北诺和我，我们体内的液汁使我们闪闪发亮。” 女性得以实现自我的凝视过程，是建构主体意识的必要途径。不仅如此，林白小说在女性的内在精神层次上，尤其是透过女性主体内在的分化和裂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性别与伦理探索。这在《回廊之椅》（《钟山》1993年第5期) 、《致命的飞翔》（《花城》1995年第1期) 等小说中，都有着深层次的体现。林白的小说往往将社会的道德规范搁置，生活伦理在文本中是淡化且模糊不清的，作者也意在从中解放女性，更重要的是突破那些条框的钳制，女性对自我的发觉才能在某种过度化的设定中，得以释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女性由反叛回到自我，思忖和审视自身，甚至“我”出现了分裂：

我常常想到，登陆家里有一个恩爱 (似乎) 的老婆，外面又有我这样一个情人，这使他的生活十全十美，我常常觉得，我对于他仅仅是一种点缀，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这个词被我一次次地强加在我与登陆关系中李莴的头上，像一朵难看的大花 (灰色、下垂、萎靡不振、丧气) 被我戴在自己的头上，像一只病鸡戴着一顶歪腻腻的鸡冠，这个喜欢自虐的人在尘土弥漫的书库中看到自己心造的形象，实际上，她清秀、娇小、楚楚动人地站在那里。

这种内在的分裂，既是对男性/他者的指控，同时也是自我的省思，一个复杂的主体也于焉形塑，从自恋到自怜，再到自省甚至是自弃，甚至像北诺一样以毁灭的方式走向涅槃，可以想见，女性辨识自身的历程何其曲折艰难。林白的小说也由此在女性主义文学界域中走向深化。

东西小说的先锋色彩极为浓重，他往往回到乡土题材之中，注视人物的生活现场，发掘人物生存的艰难与苦难，《没有语言的生活》（《收获》1996年第1期) 、《目光愈拉愈长》（《人民文学》1998年第1期) 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没有语言的生活》描写了聋子王家宽的生活与情感，王家宽由于听觉上的缺憾，在生活中充满了误认和误读。“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语言”来自外部世界，尽管在人的感官中缺了一环，却并非是完全封闭的。但是小说对焦那个残缺的部分，生成诸种理解的偏差，令人物的生存出现了种种谬误和悲苦。需要说明的是，人的苦难并不出于感官的表层原因，而更重要的因由出自外部的缺憾与内心的残缺。如果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普遍的层面，不仅是王家宽，人们在生命的延续中，又何尝不充满着诸多的遮蔽与偏误，也就是说，每个人事实上都过着如此这般“没有语言的生活”。然而，也许所有的深刻都包含着片面，任何的判断都有所偏倚，所有的言行都不免执于一端，面面俱到往往疏于表面和肤浅，网罗万象究竟意味着不能承受之重。我们于光怪陆离中生存，不得不直面世间之五色神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欲装聋作哑而不得，就像小说中的朱灵，被母亲杨凤池质问怀上了谁的孩子时，是多么渴望自己能像哑巴蔡玉珍一般没有说话的负担。《目光愈拉愈长》表达的则是等待与寻找的主题，从开始刘井和马一定等待马男方，到马男方寻觅负气出走的妻子刘井，再到两人一起等待和找寻被拐卖的马一定，在目光愈拉愈长的凝视与守望中，构成了刘井和马男方人生的全部；而马一定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循环，他想读书，要穿鞋，意图寻找自我理想的生活。如果说马一定的第一次失踪是被动的，那么最后的杳无踪迹，则是主动的出走，而有意味的在最后，“她的目光愈拉愈长，她看见马一定坐在一张好看的餐桌旁吃午饭，餐桌上摆着鱼虾和白白的米饭。马一定的身上穿着一件白得像纸一样的衣服。刘井用手在额头上搭了一个凉棚，再认真地看了看，说真是一定，他妈的，他比我还吃得好，穿得好” 。刘井在儿子马一定最后一次出走后的“目光愈拉愈长”中，坚硬的思想似乎经历了开裂，甚至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寄托，开始反思甚至有所唾弃。作者试图表达的是，刘井们愈拉愈长的目光，已然从外在的他人，回归自我的感知和体验，愈拉愈长的目光也于焉开始转变，并在愈来愈远的他者与渐次拉近的自我之中，实现主体意识的反省、重构与建立。

鬼子的中篇在当时堪称独步，《被雨淋湿的河》（《人民文学》1997年第5期)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1999年第6期) 等，关注的是瓦城内外的人物命运与生存处境，语言沉稳中见灵性，叙事干脆利落却又饱含深情。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到：“鬼子、东西、李冯被称为 ‘广西三剑客’。鬼子90年代中期才开始小说写作，他的最主要作品是 ‘瓦城三部曲’ ——《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他和东西在90年代后期的创作，都表现了关注底层民众艰难处境，探索超越个人体验，重新表现历史化现实的道路。” 其中，《被雨淋湿的河》以“我”为视角，描述了丧妻的陈村及其子女晓雷晓雨的人生境遇，讲述了他们的生死苦难。小说对人物情态的写作丝丝入扣，通过表层的叙述就能直抵内心和人性，这是鬼子小说最为精彩之处。

血案是下午三点左右发生的。傍晚的时候，站在门边的陈村突然发现归来的晓雷两只眼睛竟像不是肉长的，而像一种空无一物的泥丸。陈村的心思因此突然地紧张了起来，他觉得那样的一种眼睛，也是一种随时都会出事的眼睛。这种眼睛看上去虽然空空洞洞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可一旦碰着什么异物，就会当即电闪雷鸣，烈火熊熊，最后把生命匆匆地了结成一段悔恨的故事。

平稳的叙事语调中已然透露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对于陈村一家而言，家中原来赖以维生的土地已经失去其价值和意义，走投无路的乡村青年晓雷，以一腔热血走南闯北，始终坚持正义，却处处碰壁，最后为人所害。八九十年代的乡村转型，青年脱离了土地，经济上无所依凭，开始投身城市，拥抱商品经济，然而却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所累，世间之恶与人性之恶，让青年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又不甘心沦为多余人与受害者，唯有抗争才可不至于沉沦，而毁灭与自我毁灭也成了最终的控诉。如此看来，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事实上存在着两重寓意，一是如陈村、晓雷、“我”等人一般，本来河顾自流，奈何正直善良总被雨打风吹去，终而被浇灭被践踏；另一层则是河被雨淋湿，即水没于水中，悄无声息地消泯逝去，作者假以寄寓甚或反抗人性的沉沦和世界的沉默。

三

进入2000年，女作家的崛起在广西当代文学中，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个时期的中篇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女性书写，主要聚焦的是女性的身份意识和社会处境，对男权主义的审视和批判，甚至回到女性自身的反思和觉醒，从而实现女性主体性的发掘，使其在新的历史境况和时代氛围中，建构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情感世界。映川的《不能掉头》（《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 、纪尘的《九月》（《芙蓉》2004年第2期) 、凌洁的《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上海文学》2008年第4期) 、黄咏梅的《档案》（《人民文学》2009年第6期) 、映川的《狩猎季》（《花城》2013年第5期) 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凌洁《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主要叙述了苏拉、马格等人的边地生活和情感曲折，无论是马格，还是苏拉、戚秀兰母女，她们的性格无不是隐忍、懦弱的，受男性控制和摆布，在情感的旋涡中不可自拔。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男性的控诉，其中，女性的爱情和渴求，往往坦荡真挚；而李伟、林进等男性则显得极其猥琐罪恶。小说题中“水里的月亮”显然指的是苏拉等人的现实处境，她们无法摆脱生活的厄运和情感的困局，爱情的期待与理想的渴望也始终“在天上”，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是遥不可及的幻梦。

突然想起梦中殷西里的声音：哪一条航道能直接回到你身边？

苏拉低了头，水里映着一弯下弦月，射着玻璃光一般的清辉，凛冽而模糊。仰头看，西天星稀处，见水里那弯月亮正清冷地别在天上，如一弯疏淡的眉。

可以说，在近乎无望的情况下，殷西里的出现，在苏拉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隐喻，其固然标志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然而却成为女性内心不变的星辉与月色，尽管沉入水中，坠入困顿，仍然不忘抬头仰望天空的光芒。

映川的《狩猎季》讲述了李绿、周启等人为从处长董固业手中拿到项目，一起到云霄山猎鸟，牵引出董固业、周启等人的官商勾结，也勾勒出了李绿朴质无华的农民舅舅舅妈，以及鸟类保护者表弟许宽道与高校教师苏玉石等形象。在云霄山上，李绿的表弟许宽道耿直正义，以保护环境为己任，最终殒命于捕鸟者的猎枪之下；而内心虚伪的知识分子苏玉石在其中坐收名利。小说除传达出环境破坏、官商勾结的主题外，也演绎出了一个女性觉醒复仇的故事： 31岁的李绿因焦虑自身婚事，着了周启的道，受其诱骗，后得知真相，愤而反击；而另一方面，在一出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现代“狩猎”场中，无论是李绿的觉悟，还是大学知识分子良知的发现，都指示着一个自我的反思与改造的过程。

同样作为女作家的杨丽达，其创作却展现出了对主体深层次的内心世界及其所投射出来的理想世界的纠葛。《桃花塘记》（《上海文学》2006年第12期) 中的妇产科医生解花语兼及主人公与叙事者，她既是内置的情感视角，同时也是旁观者。其本是精神病患者，然而叙说却不徐不缓，有板有眼；与此同时，小说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心理描写，语言都非常饱满，因而无论是人物言说还是小说叙事，都赋予了精神病群体以寻常的人性和欲望，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欲恨，也都异常饱满，呼之欲出。以解花语、青娥等人为代表的精神病者，固然因世俗的创伤，不仅精神出了状况，甚至人的感官都开始紊乱，胡言乱语，呓语梦话，仿佛进入了异于常人的空间。在这里，精神病世界中，仿佛存在着自身的一套生存体系和话语系统，与其他“正常”的话语相平行。而作者也有意让二者产生交集，最突出的表现，是解花语的丈夫卫军智，他来到桃花塘，却背着妻子与情人打电话，“故意把厕所的水冲得哗哗响”以掩人耳目，最后甚至对妻子施以家暴。小说在这里提出了新的命题，也即精神病之名应当成为谁之实，异与常这两套被福柯揭示和批判的话语，有其反转的可能与反思的空间。事实上，在精神病院里，也有着寻常温暖的对话与娱乐，有刘厨子和青娥的真情，有解花语与医生东方红日的感情，更有始终守候、舍身拯救青娥母子的柴狗等等。诸般情感都显得真挚可贵，与她们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际的罪恶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桃花塘在小说中成为了逃离、审视和批判现实人生的乌托邦。杨丽达并不是高产的作家，但小说质量均属上乘。她在《六根》（《天涯》2017年第2期) 塑造了“六根”这一人物。“六根”极易令人想起六根清净，但是面对琐屑寻常的生活和家庭，主人公六根却难以平和清净起来，然而他还是与之抗争，俨然莽莽浊世中的一股清流。作者的人物摹写饱满而有节制，个体的言行抛出去了，能收得回来，人物不做作，叙事也毫无匠气，故而在表现知识分子的进与退、真与伪、善与恶时，显得尤为适切真实。

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收获》2008年第2期），主人公从广西南宁的李红梅变“名”为美国硅谷的特蕾莎，“实”也随之转变。其中蕴蓄着寄寓于异国他乡所带来的生活空间、价值观念和情感记忆等因素的更迭。然而小说同样探索变动不居中的不变，也即阿梅的内心创伤与历史创痛相互叠加，即便在特蕾莎那里，依然如黑夜中的野兽侵袭，凌厉而沉重，在生命中始终挥之不去。小说所谓的“流氓”，代表的是特殊年代的人性萌动和欲念奔涌，甚至被荒唐的历史定义为罪与恶的范畴，给人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小说最后以忏悔超越了那段历史，也抹平了糙粝黑暗的记忆，获得了新的宽容和谅解。其中的人物，著名史学青年学者王旭东，最终完成了一本《每一个人的“文革”》，副标题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将自身的忏悔包裹其中。而携带着李红梅记忆的特蕾莎深受触动，内心的野兽也渐渐远去，同样化成了直面、悔改和救赎。

此一时期的男性作家写作，则显出沉稳深邃的特质，既有讲述历史的长时间的维度叙事，同时也有聚焦特定历史时段或某一人物/事件断面的叙事。

凡一平的《理发师》（《青年文学》2001年第11期），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的起伏跌宕之中，陆平、宋颖仪、宋丰年等都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世事沉浮，小说极其注重戏剧性的营造，在流畅的叙事节奏下，揭示人物命运的飘忽动荡。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也非常完整，陆平开篇替红军理发，末尾处重遇红军得以保存性命，并最终得到释放，与宋颖仪过上了新生活。小说以理发师的一门手艺巧妙贯穿始终，个体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依旧保持着平和乐观的心智，在不同时代所投射的阴影中，再无奈，再不得已，也要谋一处生存，争一丝生机。作品所传导出来的，是人性的柔弱与坚忍同在，生命的屈辱与尊严并存。此外，凡一平发表于2019年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也同样以别出心裁的故事，展现了作者叙事的功力。

鬼子是广西三剑客之一，他在2002年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瓦城上空的麦田》（《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小说通过老人李四及其子女的一连串荒唐与荒诞的遭际，表面上聚焦的是人伦和亲情。“在每一个当父母的心中，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其实都是一块麦田，等你大了，等你结了婚，等你有了小孩，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从那以后，不管是送来我的李瓦，还是送来我的李城，送到后我都会爬到这里来，我总是像现在这样坐着，然后看一看天空，看一看天边的白云，我会觉得我心中的又一块麦田，在飘呀飘呀，从山里又远远地飘到了瓦城来了。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那真是太幸福，太幸福了。” 在老人李四那里，传统的亲情伦理是不会消散的，就像瓦城上空的白云，只会暂时消隐，不会消逝，而且总会飘着飘着就回到瓦城来。然而小说的叙事重心却并不在此，从李四埋怨子女的不孝顺，到装死教训三个子女，再到子女弄假成真始终不愿承认父亲李四还活着，直至最后李四想做父亲终不得而含恨客死他乡，李四无疑经历的是卡夫卡式的荒诞，积重难返的误解与误认，指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理喻与不可理解，而其中被异化的现代主体对此却全然不自知。

朱山坡作为广西的“后三剑客”，其小说创作善于透过生死苦难显露深层的人性。《跟范宏大告别》（《天涯》2007年第3期) 写老人阙天津预知死之将至，欲与己告别，也与人作别，他想起了故人范宏大，后者比他大一岁。范曾经的相亲对象被阙夺走，两人也结下了诸多的恩怨。妻子过世后，阙心怀愧疚，故欲死前与范告别。然而最后当他们相遇时，沦落至乞讨的范宏大却毫不领情，只怪阙搅了他的一场好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范宏大显然早已辞别了曾经的乡土和故人，而阙天津的告别，事实上演化为一种召唤，追溯往事，追怀故人，然而，到底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事事休，宛如范宏大的一梦惊醒。可以说，跟范宏大告别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一个传统时代和乡土空间告别的过程，是与“老人”/一代人所执念的故土情谊、亲友情义甚至是礼义廉耻作别。

光盘的《重返梅山》（《民族文学》2017年第8期) 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文本，相比于流行的语言革新与叙事试验，这个中篇显得诚恳而务实。回到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直指当下的弊病，试图治病救人、匡扶正义，更是指摘得失、关怀现实。小说围绕着三个对照展开叙事，其一是爷孙之间的跨时空交流，爷爷的形象及其事迹，始终作为商业成功的“我”心中或隐或现的道德标杆；其二是当下现实状况与革命战争历史的参照，羸弱的个体与强悍的族群彼此形成映射；其三则是梅山发展的前后对比，过往记忆中的山清水秀的自然风情，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为了表面繁荣弄虚作假。事实上，叙事者出走后的“重返”，联接了“五四”以来的批判模式，有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往往存在着启蒙/被启蒙、城/乡的二元对立式的叙述，而当代小说在出走—重返中形成的批判观念，逐渐与当下的人文、理性以及科学化的经济态度和管理经验相结合，以新的眼光识见和观念意识，重新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

田耳的小说，往往传达出生命的严酷以及残酷中的无奈和反抗。《一天》（《长江文艺》2017年第24期) 讲述双胞胎姐妹双洁和丹妮先后陨亡，冷冰冰的人生苦痛，折射出现实的尖锐。小说叙事将社会性与人性并重，在事件延展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场虚构，不如将其视为一次纪实性意味浓重的社会实录。作品直面个体的疼痛与死亡，以禹怀山、范培宗为代表的学校方，与丹妮家属之间的较量与磋商、争夺与妥协，如戏剧般将矛盾高度集中起来，从丹妮跳楼自杀到入土为安的一天时间中，集中呈现事件的冲突，也于焉透露出各方人物浮世绘般的出场与收束，映衬人世百态与世间冷暖，生命的冷酷与关切也得以彰显。

四

在当代广西文学发展史中，中篇小说是叙事最为坚实沉稳，结构最为成熟完整，也最能反映广西70年文学创作实绩的类型。在如是种种之中篇文本里，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被提至一个稳定的幅度，在构筑出来的思想平面上，再现历史与反思现实；与此同时，中篇小说从篇幅和叙事习惯而言，其作为一种沉稳的写作状态和集中的叙事行为，需要文体意识的自觉，也即在充分的形式考量的基础上，真正浮现出自身的面貌；在叙事时间上，则倾向于一个阶段或时段，人物设置也不仅以一人做主，而是讲求多人互动，线索开始突破单线铺排，既可以展现宏大的时间和人物群像，又能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中有所取舍和集中，并在进退有据的文本书写中，铺陈出新的叙事版图与文学世界。

如前所述，在70年来的广西中篇小说中，极为注重叙事元素内部的多元博弈，在不同的关系中进行争夺与妥协，不仅从中呈现多方的矛盾纠葛，即便是妥协的部分，依然充满力量，其中之退让、隐匿，同样是一种蓄势待发，将积聚于内部的潜藏的能量，与显性的表层的因素相互纠葛。因而在小说叙事的内在局面中，布满了交织与渗透、异见与共谋。这便是广西70年来的中篇小说为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的重要因素——文学的外在呈现与内在元素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中的复杂与丰富，进而将叙事推向新的高度。

曾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