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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在19世纪末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并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照片。
托尔斯泰毕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尊敬，当然，也引起了沙皇、教会和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咒骂和攻击。但他们却不敢公开镇压。俄国教会疯狂叫嚣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对他“革除教籍”。但这一切不仅无损于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传播，越发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衷心爱戴。
同时，在80年代出现的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时也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包围着他。他也深为自己的世界观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不堪。尽管他早已放弃了庄园财产事务的处理权，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尝试，但他毕竟还置身在贵族生活的圈子里，农民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爷”。特别是当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产、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从出版他的作品中获取收益时，更使他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仅在复杂的生活处境中苦苦地挣扎，同时也在他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亲密交往中感到穷蹙、窒息。她匆匆如有所失，几乎像被遗弃了一样。
1893年11月5日，索菲雅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魔鬼已经抓住我所热爱的人了。但愿能保持我祷告的力量。”她指的魔鬼就是契尔特柯夫。契尔特柯夫原是一名豪门望族出身的军官，年轻时生活放荡，事事成就无多，后来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从事慈善事业，放弃了贵族生活的特权，成为托尔斯泰学说的忠实信徒。索菲雅开始对他毫无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莎萨也争夺过去了。索菲雅孤独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夺走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精神崩溃了。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围绕托尔斯泰的遗嘱，终于酝成了一场大风暴。
托尔斯泰曾在1895年的日记中表达过有妻子和契尔特柯夫等人参加的处理他死后文稿的遗嘱性愿望，但后来，他在契尔特柯夫影响下制定正式遗嘱时，却把自己的妻子排除在外，明确指定契尔特柯夫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编和出版人。并根据当时继承权只能转让某个人的法律规定，他指定了和他观点相近的最小的女儿莎萨为法定的继承人。遗嘱规定他的作品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应为全体人民大众所共有，每个人都有权无偿地出版和翻印他的一切著作。他的最后一份手续完备的正式遗嘱还是在密林中秘密完成的。
这样的结局似乎索菲雅早有所料，这个与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48年，生了14个子女的人，这个被高尔基称为托尔斯泰“惟一的朋友”和“工作的勤劳的助手”的人，当她发现自己占据了半个世纪的地位给外人剥夺了，非常气愤，她便不大尊重那些道德的栅栏了。围绕遗嘱，契尔特柯夫要拼命地保护它，封锁它；索菲雅则千方百计地想发现它，废弃它。最后，就连托尔斯泰的儿女们也纷纷加入站在父母的某一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