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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激变”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他甚至走到了否定艺术的地步。做出了舍弃文学的惊人决定。这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屠格涅夫临终在给他的遗书上写道：“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答应我的请求吧！”托尔斯泰这时虽然已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哲学研究上，但是，生活本身向他提出的课题，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些重大课题，表达自己新的观点的愿望，都在召唤他回到艺术创作上来。
因此，他在除创作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喜剧《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尔奏鸣曲》、《哈泽·穆拉特》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但也使托尔斯泰在世界观中的弱点暴露无疑。
托尔斯泰在对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中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查官柯尼于1887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当时，托尔斯泰对柯尼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劝科尼照它的原样写下来。事隔两年，也就是1889年底，作家知道科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科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他的创作踌躇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不朽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创世杰作《复活》。
对于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来说，《复活》第一次不用贵族而由一个普通女人来充当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这个生在牛棚的农奴私生女，母亲死后便过着寄人篱下的半养女、半家奴的生活。还在少女时代，她就被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后遗弃。她到处漂泊，屡遭凌辱，最后沦落为娼，被诬告落狱判刑，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作品围绕玛丝洛娃悲剧性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全部罪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空前尖锐的批判，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矛盾。他通过广阔的艺术画面，从法庭、监狱、政府、教会，一直到经济、道德、伦理，严酷地暴露了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到了最高峰。与此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恶”，要人们跪倒在上帝面前进行“道德自我完善”、“饶恕一切”、“爱仇敌”，甚至期望“好老爷”把土地恩赐给农民。在这部作品里，作为“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暴露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作为千百万俄国宗法制农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场也表现得最明确；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出的救世药方所显示的软弱无力及反动实质也最清晰。显而意见，这是托尔斯泰全部文学活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在持续了60年的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它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他的处女作《童年》有4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有7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20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20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多达105种稿本。
虽然在1901年和1902年中托尔斯泰曾重病缠身，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70岁仍能溜冰，75岁还能参加自行车运动，直到82岁还能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