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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秋，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上学，托尔斯泰举家移迁莫斯科，那里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与人民的饥寒交迫使他感到震惊。他去访问贫民区，成千上万难民的眼睛盯着他。他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迎风哀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心都碎了！就在当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时，禁不住号淘大哭，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连连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接着开始去深入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主动参加了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监狱、法庭，参观新兵收容所……这使他更深刻地认清了建立在对广大群众奴役基础上的整个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本质。为此他竟然抛弃了所有社会地位——“伯爵”头衔、县贵族长职务、法庭陪审员职务。
生活方式上托尔斯泰决定走平民化道路。他放弃了打猎，改吃素食，戒烟，戒酒，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莫斯科居住时，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收拾房间，然后劈柴、打水、生炉子，并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坐在小房间里缝鞋、打鞋掌。夏、秋季节，他又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耕地、割草、施肥……。为了帮助多子女的困难家庭运草还砸伤了自己的脚，一连三个月卧床不起。他还给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料，把森林分给农民使用。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贵族生活，要求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离开他的庄园，永远居住在农舍里。
很明显这个决定令索菲雅很难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她辞退全部佣人而包下全部沉重的家务负担：做饭、缝纫、洗刷、带孩子……好让托尔斯泰在那里忏悔、赎罪！而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呢？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他而生活的。她还要为他、为子女而继续生活。于是，她以托尔斯泰和体弱多病的子女都离不开物质保障为由，不肯遵从丈夫的意愿，抛弃一切财产，离开庄园走进农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早在70年代末就潜伏着的家庭危机，这时越发加深了。索菲雅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苦苦地折磨自己，然而，托尔斯泰却拒绝她给予的一切温存与体贴。索菲雅感到她生活中失去了某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她的信赖和对创作的热情。她为失去的这些东西常常大声地哭着、争论着，结果不但不能弥合已出现的裂缝，反而把它撕扯得更大了。
托尔斯泰的家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也像被遗弃了一样。后来，托尔斯泰采取了妥协的办法。188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经营全部财产的权力和他在1881年以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出版特权授予了妻子。这种退让显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因此，他常常为此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特别是从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目睹这种都市的家庭生活比在乡间还要奢侈，更使他无法继续忍受。而妻子并不理解和这样一位勇于反抗的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所经历的全部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生活实质，因此，对自己丈夫的信仰毫不理睬，甚至常常向他发火。
这种争吵愈演愈列，直至1884年夏的一天，当夫妻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准备远走他乡，永不回来。但是，他在途中突然想到妻子即将分娩，这样离开有悖于自己的道德信条，于是才从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妻子忍着腹中的阵痛，来到丈夫身边，3个小时后，生下了最小的女儿莎萨。托尔斯泰最后30年，就是在这种时而温馨、时而冰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这种背判自己贵族阶级的平民化生活并没有扭转托尔斯泰在他学说中的根本矛盾。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平民化，而在于如何领导千百万农民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891年后，灾情开始蔓延俄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引起社会对人民灾难的关注，深深热爱自己人民的托尔斯泰带领着大女儿沿村募捐，创办饥民食堂，著文介绍防止饥荒的办法，同时上书沙皇，陈述灾情，呈请赈济，拯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壮举深深地打动了索菲雅，因此到后来，她带着儿子也参加了由丈夫发起的这项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