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又称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及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砂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

春秋战国玉礼器相对减少，佩饰大量增加，出现了成套的剑饰、带钩、人身佩玉，专门的丧葬用玉也较多。

东周墓葬玉器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殷商、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礼记》借孔子之言，通过对玉自然属性的深入分析，抽绎其外表和本质特征与儒家道德观紧密结合，总结出“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确立。

战国时期，儒家用玉的理论被许多人接受，不仅王公贵族以佩玉为尚，而且出现了普及的倾向，上起王侯，下至庶民，无不以玉为贵，玉器被广泛运用于祭祀、装饰、丧葬等各个领域。

比如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简，是秦惠文王因病祭祀华山祈福禳灾的策祝之辞，祭祀仪式分两个部分，前曰祷，后曰祠。玉简共两枚，上有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是研究秦国思想、宗教、礼俗的资料。

战争的频繁、地域的分裂，并没有阻碍文化艺术的沟通和融合，在东起齐鲁、西至戎秦、南至荆楚、北到燕赵的辽阔区域内，各地绚烂多彩的玉器雕刻工艺竞相争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战国玉文化。

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缛，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

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发现的精美玉器，数量多达300余件，主要有璧、玦、环、璜、方镯、带钩、佩、挂饰、玉剑、双面人、管、韘、梳、刚卯、串珠、牛、羊、狗、鸡、鱼、口塞、玉片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制作精巧。

曾侯乙墓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473年，是战国早期墓葬，玉璧、玉带钩等玉器碾工精致，展现了战国时期玉雕发展的新面貌。

玉带钩最早见于良渚文化时期。曾侯乙墓玉带钩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形式，即长身弧肚，细颈钩头向上，肚下有纽，用于玉革带。

玉带钩中以右侧白玉龙首带钩最为优秀，腹部饰隐起双卷涡纹，而中间的青玉龙首带钩和左侧的青白玉兽首带钩之腹部均无纹饰。

镂空多节玉佩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风格统一，透雕、浮雕、线刻、活环等技术炉火纯青。

玉组佩始见于西周，到战国趋于全盛，成为极具特色的玉器品类。多节玉佩正是战国玉佩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的一件，代表了战国早期的典型风格。

据文献，玉佩的组合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是衡在最上，起提梁作用，上下穿孔，下系3条丝缕，两边系璜，中悬冲牙，还要杂以玛瑙、松石等制成小饰件，加以串联，形成组佩。

但从多节玉佩的组成来看，似乎没有依据什么严格程式，也与其他同期的组佩不同，这就为探讨战国的佩饰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

关于此件玉组佩的佩戴方式，还有一点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身上的佩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冠上的坠饰。

镂空多节玉佩由5块玉料分别琢制而成，共26节，分为5组，由3个带金属销钉的镂空椭圆玉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连缀，可拆可合。每组内各玉片之间则经以玉套环相连。

各部分均以镂空、浮雕及线刻手法，饰龙蛇、凤鸟纹，并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作为辅助纹饰。其繁复的纹饰，还带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玉器装饰的风格。

这件玉组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剔透，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在前代绝无仅有，在后世也不多见的稀世珍宝。此佩可根据需要拆成5件各成一器，折叠保存，甚为方便，也可再加长数节。这种将零件组成一器的做法似乎也始于此期，可称小玉大作。

曾侯乙墓中还有一件精美的龙凤纹玉饰，全器由5块玉料分雕成16节，再以3个椭圆形活环及1根玉销钉连接。每节均是透雕龙、凤或璧、环。

全器采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技法雕成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并饰谷纹、云纹、斜线纹。这件玉饰置于墓主头部，可能为冠上的玉缨帽带。

其特色表现主要有：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4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第十一节雕成3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16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第十二、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龙；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

河南省洛阳汉魏古城东北角金村东周古墓主要年代为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267年，发现有玉器67件、嵌玉金铜带钩 8件、嵌玻璃珠玉瑷背铜镜 1件。

重要的有玉耳杯、玉桃式杯、金龙凤饰玉卮、双舞女玉佩、玉双龙璜、玉龙珩、玉琥、玉梳、玉双夔龙凤佩、玉夔龙佩、玉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玉卧蚕纹璧、玉带钩、玉鸟等。

其中一件玉鸟和一对玉夔龙佩，具有春秋玉器的风格，其余均属战国风格。

玉耳杯的形制琢工大同小异，双耳镂空，外壁琢阴线勾连云纹，隐起卧蚕纹，耳下饰兽面纹，椭圆圈足底施阴线变形双鸟纹，为名匠所制。玉桃形杯以桃尖做鋬，圆形台足，别致秀丽，与同墓群发现的银柄杯相似，全国其他地方未见与其重复者。

金龙凤饰玉卮，三蹄足，外壁琢阴线勾连云纹，隐起谷纹图案，一边有鋬，对面有活环，盖口镶金并凸起三凤和隐起龙纹，顶安一素桥纽，其外环绕一圈阴线勾云纹，极为少见。

玉耳杯、玉桃形杯、金龙凤饰玉卮做工精湛，风格一致，似出自一人之手。

两件玉琥也很别致，虎做低首张口状，背饰卧蚕纹，腹饰阴线云纹，二足长尾，背穿小圆孔，也是精工之作。

双舞女玉佩的两个舞女着长袍束腰，并肩起舞，双袖飘扬，舞姿婀娜，琢工亦精。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已断成两半，边有残缺，但其做工之精不亚于玉耳杯，还有几件玉龙佩，目瞪齿利，锐气逼人。这些玉器代表了东周王室玉器的高度水平。

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发现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它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斗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我国古代有杀牲取血、血写誓词之说。侯马盟书文字却是用红色矿物质颜料写成的。这是血书盟辞习俗的延续与改进，既保持了盟书的内涵，又突出了北方文化的特色。

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比如曲阜鲁故城发现的玉马，各部位刻画细微，形象生动逼真。

还有一件战国孤品，称为玉勾云纹灯，高12.8厘米，盘径10.2厘米，足径5.9厘米。灯白玉质，有赭色沁。灯盘中心凸雕一五瓣团花为灯芯座。盘外壁和灯柱上部饰勾云纹，内壁及灯柱下部饰勾连云纹，底座饰柿蒂纹。

玉勾云纹灯的座、柱、盘分别由3块玉雕成，嵌粘密实，纹饰精美，富有层次感，显示出精湛的雕刻技术。造型设计独具匠心，灯柱上部处理成三棱形，下部为圆柱形并收腰，于简单流畅的造型中又显露出丰富的变化。

战国玉镂雕龙形佩，发现于安徽长丰县杨公乡战国墓，长21.4厘米，宽10.9厘米，厚0.9厘米。玉料呈青色，有深浅不同的灰白和褐色沁斑。佩体片状，龙形，两面镂雕相同纹饰。龙张口回首，龙身满饰谷纹，尾上雕一大鸟，龙头内外侧及尾部又各凸雕一小鸟，于龙身中部有一圆形钻孔。

同此形制的玉佩，该墓共发现两件，分别置于人体盆骨的左右，显然是主人佩戴的成组玉佩。

另一件玉镂雕双龙首佩为成组玉佩中部的中心玉件，长13.5厘米，高7厘米，厚0.3厘米。佩青玉制，有色变沁斑，薄片状，整体呈“弓”字形。

佩以中线为对称轴，对接双龙，两端雕龙回首仰视，唇吻部位卷曲夸张。龙身短而宽，饰凸起的谷纹，谷纹以短阴线勾连。佩中部廓外上、下镂雕云纹，上部及两下角都有镂雕的孔洞，可穿绳。这类带有前肢的半身龙玉佩在战国玉佩中非常罕见。

还有战国玉扭丝纹瑗，直径8.3厘米，厚0.3厘米。瑗呈内、外双重环状，环面饰钮丝状纹饰，两环相连之6处，其中3处饰横向的钮丝纹。两环间有细长的透孔相隔，共6处，其中3条透孔中部开圆形小孔，应为穿绳悬挂所备。

谷纹璧是战国时期常见的玉器。有一件玉镂雕螭龙合璧，直径11厘米，为新疆和田青白玉制，局部有色变，圆形，内、外边沿略平。璧两面皆饰凸起的谷纹，作交错的斜线排列，谷粒呈旋状。璧孔内镂雕一螭龙。

此件玉璧较一般的战国谷纹璧更为精致，谷粒圆旋高耸，其精致整齐超乎一般。所雕螭龙细颈粗身，肌肉微隆，挺胸似直立，尾自身后上冲贴于颈，形似猛兽，表现出蓄势待发之状。

商、周以来，对于凶猛动物的表现多集中于头部，而对体形的表现则有所不足。这件战国璧之螭龙身体态势的刻画极为生动，在造型艺术表现上是一重大进步。作品自中部对半剖开，成一对合璧，从剖口看，并非原设计，应是重大事件发生时临时所致。

战国玉镂雕双凤式璜，发现于安徽省长丰县柳公乡2号墓，长13.7厘米，高6.2厘米，厚0.3厘米。璜玉色暗青，表面有沁斑，并有较亮的玻璃光泽。器呈扇面形，较薄，边缘呈凹凸齿状。

该璜两面形式和雕纹相同，表面铺饰谷纹，谷粒呈菱面状，微凸起，谷纹间又有6处卷云纹，其形与凤尾相似。璜顶部镂雕一对相背的凤，细身长尾，尾端粗而回卷，与凤首相对，凤身局部有较多的镂孔，可穿绳系挂。

战国时期，璜是玉组佩的重要组件，用作佩玉的璜一般都制造精致，除表面花纹外，很多玉璜还特加装饰。这件玉璜表面的云纹及顶部的双凤饰纹在战国玉璜中是仅见的。

精巧的战国玉云纹剑首，外径5.3厘米，厚0.7厘米。玉质青白色，呈薄片状，中心有圆孔，一面花纹较复杂，环孔有一周6瓣柿蒂纹，其外又有两周阴线勾云纹。另一面以双阴线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素而无纹，有3个隧孔，外区饰“丁”形勾云纹。

玉剑首中以圆形剑首最为常见，但像这种两面饰花纹的作品并不多见。剑的配饰还有杨公乡战国墓的玉谷纹璏，关于古代玉剑饰的各部位名称，文献记述有所不同，反映出时代、地区间的称谓差别。

宋朝以来的古代图册中，多把此类饰于剑鞘侧面的玉件标注为“璏”。所见这类玉饰主要为长短两种，其花纹、形制多有变化。

这件谷纹璏长6.5厘米，宽2.3厘米，高1.4厘米。此璏由典型的青玉料制成，这种玉料在除璧以外的战国玉器中很少出现。

作品呈长方形，片状，两端向下卷，表面饰凸起的谷纹，每3个谷粒为一组，以阴线相连。

战国玉剑饰还有云纹珌，高6.3厘米，宽5.95厘米，厚2.25厘米。玉料为青白色，表面有较重的赭色斑，其色非玉料本身所带。器呈上宽下窄的梯形，两侧内凹，中部向两面凸起，表面饰阴线勾云纹，勾云纹中又有细阴线环形图及双短线。

剑珌是剑鞘底端的饰物，所处位置很低，不能再饰长穗，在它的底面有细阴线花纹，应是后人所刻，又有相通的双孔，穿有绳结、长穗，可能是后世作为人身挂件或器物挂坠使用。

剑饰中很重要的部分还有剑格，亦称护手，指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在古代又称剑镗，如一件战国玉兽面纹剑格，高2.2厘米，宽5.5厘米，厚1.7厘米。为新疆和田玉质，青白色，截面为菱形，两端薄，中间厚，两面均饰兽面纹。

兽面为粗眉、凸眼，鼻以下不明显，兽面两侧饰勾云纹，中部有通孔，用以置剑柄。全器边棱锋利，光亮度强。

战国玉螭凤云纹璧，宽14.2厘米，璧径11.5厘米。此璧为新疆和田白玉制。璧两面各饰勾云纹6周，勾云略凸起，其上再刻阴线成型。璧孔内雕一螭龙，兽身，独角，身侧似有翼，尾长并饰绳纹。璧两侧各雕一凤，长身，头顶出长翎，身下长尾卷垂。

此玉璧不仅螭龙、凤鸟造型生动，璧表面的纹饰也不同于一般作品，没有采用常见的谷纹、蒲纹、乳丁纹，而是采用了勾云纹，使其与螭龙、凤鸟的搭配更为和谐，且加工精致。

杨公乡战国墓中另有一件玉兽面谷纹璧，璧径16.5厘米，孔径4.8厘米，厚0.3厘米。璧玉料呈绿色，因埋藏产生褐色沁。璧较大，略薄，两面饰纹相同。

璧外缘和近孔边缘以单阴线为界，中部以两周阴线隔为内、外两区。内区饰谷纹，谷纹微凸起，呈旋状，其上又加阴线旋纹。

外区一周饰3组双身兽面纹，兽面较宽，朝向内孔，兽面两侧有伸出的肢体，细而长，似蛇身，交叉盘绕，兽面及兽身的局部以粗而浅的阴线界出。

再如杨公乡的战国晚期玉龙首璜，长17.4厘米，高6厘米，厚0.3厘米。璜玉料暗青色，局部有因埋藏侵蚀而产生的色变，片状，弧形，约为三分之一圆周。

璜两端雕侧面的龙首图案，其形似兽，耳贴于颈部，上唇厚大，下唇尖细，嘴部镂空且刻有齿纹。璜身饰凸起的谷纹，谷粒间以细阴线勾连。璜的上部中间有一小孔，供穿绳系挂。

龙首玉璜在商代已出现，一般为单龙首，璜体似龙身。西周时期出现了双龙首璜，璜身多饰以弧线勾连而成的龙身。战国时期的龙形佩较多，其中一些制成了璜形。

这类龙首璜的璜身完全没有龙的含义，所表达的内容较龙形璜更为宽泛。此璜为战国时期龙首璜中较大的作品，两端的龙嘴可悬挂其他佩件，因而应是成组玉佩中位于上部的玉件。

从工艺上讲，同一件玉器普遍采用阴刻、浅浮雕、接榫等多种手法进行琢磨。那细润的质地、充满活力的线条，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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