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一脉相承，但是数量较商代有明显减少，而其礼器也趋于小型化，偏重玩赏。所以雕琢上采用片状平面体为主，浮雕及阴刻相结合，圆雕和镂雕为辅。纹饰雕刻，由单阴刻线向双钩阴线发展，晚期双钩阴线委婉流畅，图案繁缛。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精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纹饰环曲、华丽，布局严谨，风格独特。

西周时期，玉文化沿着殷商的轨迹发展，在佩饰上出现了新变化。如：串饰形式多样，长度加大，贵族玉佩多以璜为主件，杂以珠管，也有以多种形式的玉片配以管珠制成。

西周玉器中玉璜甚多，说明西周时期盛行玉佩。这是因为在西周“君子比德于玉”。《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如其玉。”

此时玉文化的沉淀已大大超过玉的自然属性，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人们赋予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将其从神权、玉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周王朝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重新制定了一套礼仪，这就是《周礼》的出现。古人认为玉有祥瑞辟邪之用，于是在《周礼》中规定了不同的玉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使玉器成为等级的标志，赋予它强烈的政治色彩。

对于祭祀，礼仪用玉也作了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由于古人发现玉的颜色有所不同，就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颜色。用4种不同颜色的玉器祭祀四方，对后世一直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四方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南方朱雀，红色，与赤璋相对；北方玄武，黑色，与玄璜相对；东方青龙，青色，与青圭相对；西方白虎，白色，与白琥相对。《礼记》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西周专门制作并供王室贵族享用的玉器，已进入自殷商起的第二个高峰的后期，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制作出一大批精美佳作。

重要的玉器发现地有陕西省宝鸡市的强国墓地，浚县辛村墓地，平顶山应县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山西省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北京市房山黄土坡燕国墓地等。

从传世玉器情况看，西周玉器有如下一些基本情况：所用的玉料较前期略讲究质地美，所见大多用新疆产昆仑系玉，少量用辽宁产岫玉。

西周玉器的制作，除大量用最坚硬的昆仑山玉料所表现、所用工具较前期先进和琢玉技艺大大提高外，在其他方面则与殷商时期的用料及表现技法基本相似。

西周玉器的最大变化，是表现在玉器品种上。新石器时期至商代盛行的实用或不实用的玉制工具，至此时已逐渐消失；仿实战武器而做的玉制仪仗器中，玉刀、玉戚等至少在中原地区已不能见到。

玉戈、玉戚已步入衰亡期的具体表现是不仅数量不多，且器型也向小型化发展，大多从以往数十厘米长减缩至10厘米长，其用途也变为象征性的，主要作珍宝和财产品收藏。

而礼器中的玉琮，在西周王室所在地有大批发现，玉璧多已趋向小型化，玉璜、玉琥突然增多，玉圭首次在玉器群体中出现，玉璋则仍未见实物。

此时玉制人神器，除少量的整形直立式写实人器外，尚见众多形作蹲地式，通体有若干龙或作某部器官或作佩饰穿戴，呈侧身侧视或个别呈正视状的人龙复合形器。其制作奇特，极富时代感。

玉制写实性动物形器，虽数量极可观，但品种较殷商时期为少，即由殷商期的数十种减至十余种，常见有牛、羊、猪、兔、鸟、虎、鹿、龟、蝉、蚕、鱼、螳螂等。

非写实性的神鸟神兽，新石器时期开始出现的凤，经夏商一度中断后，复又出现，且突然多起来。此期的凤形作头顶有棒槌式高冠呈直立或向前倾弯，鹰钩嘴，圆目，尾从背侧上翘至头顶。

龙的形态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除一部分保留殷商间瓶形角和双足龙外，还新出现了两龙或多条龙相互交接盘结式和口吐长舌的无足龙。

这些神鸟神兽的突然增多和更加变态神秘，说明当时的人们从早期崇奉自然和写实动物为主转向崇奉神灵为主。

山西省曲沃县的西周著名的晋侯墓一共有19座，都是历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其中发现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

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其中发现玉器最多的一个墓有800件，最有特色的是一匹圆雕的玉马，立体的，呈静态。

西周时期除保留众多的传统玉器品类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玉器品种，主要的就是成组佩玉器和专供死者入葬用的玉面罩。如晋侯墓的玉器中最能体现西周用玉敛藏厚葬制度的是玉面罩。

玉面罩是由近似人面部五官形式的若干件玉器按人体面部大小形态缝缀在布料上，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专门而作，有的是用其他玉器改作或合并而成，每套中的各件数量不等，各呈扁平形，边角有穿孔供缝缀用，使用时凡有饰纹部分皆朝向死者面部。

而此期的玉佩，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突破以往多为单个为佩的习惯，而向成组并有一定规格及组佩方向发展。其形式多由若干件玉璜和甚多不同质色的管珠等成组串缀而成，佩挂在胸前至腿足，给人一种光彩夺目和富丽堂皇的新鲜感。

成组佩玉，因能发出美的玉声和控制人按一定规律移动的步伐，故又名叮当、节步和步摇，已发现10余套件，所有者皆王侯贵族。用途含义，除上述作节步外，尚有表示等级高上、崇德，示“君子”有“光明正大”的人品及美化服饰行装用等。

西周时亦发现一些以往不多见的玉器，常见的有玉兽面、玉圭、玉束帛形器等。其中玉圭的新出现尤引人注意，形作扁平尖首无刃状，与文献记述中的圭形之说相合。

“太保玉戈” 是西周最著名的有铭玉器，戈长67.4厘米，最宽处10厘米，表面光润，呈灰白色，布有黑色斑点。直援，上刃作弧形，锋尖偏下，下刃平直，有一处小小的缺损。援本刻有交叉的细线纹，援中起脊，且做出上下刃援。

尤其是刻于援本一面的27字铭文，使得这件戈的身价倍增。铭文字很小，如粟米一般，作两行：

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太保眚（省）南或（国），帅汉，（出）寝（殷）南，令（命）（濮）侯辟，用髦，走百人。

根据玉戈的纹饰风格及铸造技术，这应当是周初的作品，铭文中的太保应当是召公无疑。在文献记载中，召公与南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件器物应当是江汉开发的明证。

我国的读书人士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召公是西周时的重臣之一，也作邵公，名奭，是文王的儿子。

西周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就是说召公是当时的“太保”。而西周时期的“太保”也只有召公一人。

楚文化的勃兴，与江汉地区的开发密不可分。《诗经》“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武丁时期中原势力已深入江汉。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等以及鬻熊事文王、熊绎封楚蛮等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商周王朝时期中原的统治势力已延伸到江汉地区。

但也有人认为，商周王朝未必能够南及江汉地区，至于熊绎封楚，更是后人伪托。

但是，太保玉戈的发现却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尤其是上述铭文的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形。“命太保省南国”很明显说的是命召公视察周朝的南土。

至于“南土”，《左传·昭公九年》中也有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范围包括江汉地区。召公与“南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传，“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可见，《诗经》中的《召南》，就是召公取风于南的结果。《诗序》又有记载：“《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充分说明了当时召公在南国一代有丰富的活动，从而也证明了当时中原王朝的势力延伸到了江汉地区。

在雕刻装饰图样的技法上，西周玉器除承袭商代的双线勾勒外，也有独到之处，就是独特的斜刀技法，鸟形玉刻刀、虎佩是其代表作，至于装饰图案由于设计较为工整，致使图案不如商代活泼而有拘束之感。

西周玉器饰纹颇具特色并与前后各期略有所别，共有二式：一式纹饰相对简化，具体表现是在一件玉器上往往以数道阴线表示所需的主要纹图，有“画龙点睛”的特殊美感和效果，所谓简洁典雅者即指此；二式纹饰繁密布局式，其特点是凡要表现人物或像生时，其眉发、羽毛和足爪等，无不形象具体。

西周玉器上饰纹的另一特点，是表示上述简繁两式，粗略一看有如殷商期相似，既有单阴线，亦有双钩两种，但细加审视，其刻纹表现手法有些差别。

如单阴线，多用斜砣琢饰，线条两侧深浅不同且呈坡状，形同斜刀剖刻而成。若为双钩线，其双线粗细不等，细者与商代相似，似用直立刀刻成，两边无深浅之感，而粗者，形如上述单阴线表现法，亦用斜砣琢饰。

西周玉器上的人身或像生器的眼睛，形式与商代特别是殷商时相似，亦惯用“臣”字目，但此时的“臣”字目与目纹的两侧眼角，有一段延长线纹。

此外，西周玉器饰纹，多以龙纹、凤纹或人神纹为主，讲究纹饰的神秘威严、抽象变形和线条流畅等艺术效果。

阅读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