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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黄金在上层人士中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是财富的象征，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
与黄金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带钩普遍被王公贵族作为饰物佩戴在身上，尤其是金带钩材质高贵，造型奇特而别具匠心，也是当时身份的象征。
■ 春秋纯金带钩
■ 竖线纹鳞形金饰片
带钩是古代扣接腰带的用具，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至汉。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非常普遍，形制也日趋精巧，长短不一，有短至2寸的，也有长达11寸的，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有竹节形、琵琶形、棒形、鱼鸟形、兽形等，其材质包括金、银、铜、铁、玉、玛瑙各类。
带钩不仅有束住丝带革带的实用价值及装饰美化作用，相传它还为齐国争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古文献记载，春秋时管仲追赶公子小白，拔箭向他射去，正好射中他的带钩，公子小白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了霸业。
管仲 （前719—前645），名夷吾，史称管子。他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有“春秋第一相”之誉，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带钩既是当时的服饰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有些铜、铁带钩也是用包金、镏金、金银错、嵌玉、嵌琉璃或绿松石等方法加工的，品种繁多，制作大多精致轻巧，是非常珍贵的艺术作品。
在春秋中、晚期，齐、燕、楚、秦等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带钩。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的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墓葬中都有带钩发现。如江苏省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发现的一件兽形金带钩，造型虽为怪兽却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奇妙感觉，线条圆润、流畅，做工精巧、细腻，整件作品既高贵又清新，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人生既要艺术化又要以仁义为精神和依归的“乐教”传统。
■ 战国青铜镏金带钩
这一兽形金带钩，系采用立雕、浅浮雕、阳刻等多种技法铸造制成，长12厘米，重275克，钩形似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样式。
纹样的风格和同期青铜器纹样的风格相一致。将带钩向上时，整个形象为蹲坐状的怪兽，钩似马首，前肢抬起收于胸前，挺胸勾首，颇为生动。
马首靠近右眼脖颈处有一明显凹陷及一较细划痕，似为重物或尖锐器物所划伤。带钩中部即怪兽腹部颜色较深且粗糙不平，似被汗渍污染所致。
在鲁故城墓中也发现了近10件带钩，质地有银、铜、玉、铁等，制作工艺有镏金、金银错、贴金和镶嵌等，堪称佳品。如在一座墓中发现的兽头银带钩，根据位置和共存器物判断，此带钩是佩器钩。器作琵琶形，钩首作兽头形，器身弧形拱起，侧视呈“S”形，尾端雕饰卷角兽面纹。两道细凸棱使钩身正面呈瓦状内凹，背面一圆钮，长15.9厘米，宽2.5厘米。
战国时期的异形带钩主要为猿形，此外还有龙虎形、牛形、人形等，这些不仅是主人显示身份的标志，还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这一时期，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
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也是金银器发展迈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 刺猬形金饰件
中原地区，金箔作为装饰外包，在春秋时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如在陕西省凤翔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中发现的春秋中期金泡，其中两件高3.5厘米，直径2.2厘米，重10.8克，其余高0.2厘米，直径1.82厘米，重5克。
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的金方泡长2.2厘米，宽1.7厘米，重2克。该处还发现了春秋中期金节约多件，其中，6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重9.5克，一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铜环直径4.7厘米。筒最大直径为0.9—1.8厘米，重2.2—7克。
节约 原为马器，是节制、约束的意思，古时将马使用的缰绳或皮条穿其而过，以此起到连接作用，使缰绳和皮条连为一体，达到控制马的目的。后来的“节约”一词是引申出来的意思。
在山东省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中发现的嵌金漆勺上嵌有三角形、菱形压花金箔。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的楚墓中发现了两件繁缨座，为木胎漆器，其正面的某些花纹部分就贴有金叶。这是漆器贴金的5件。其金箔大概是在漆将干未干时贴上去的。
在安徽省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中发现了金箔12件，一部分出于墓主腰际，边有穿孔，其上压印花纹，有圆形、云形、燕尾形等，多是贴在漆皮上的，当为衣上装饰。
北方金银器主要有装饰品、兵器饰件和马饰具，造型以虎、豹、狼、鹰、野猪、怪兽、鹿、牛、羊、马等动物纹为主，也有少量几何纹、火焰纹。
火焰纹 传统寓意纹样。又称“背光”。火焰，是佛教中佛法的象征。古代佛像背面，多饰有各种火焰纹样。一般部位在尖拱额中。以北魏石窟佛像最为习见，构成其艺术的一大特色。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表现尤为细致，以宾阳洞、古阳洞诸龛为代表。
如在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遗址中发现的战国猿形银饰，通高16.7厘米。猿猴作回首攀缘状，姿态极其生动。背面有一圆钮，可能为带钩一类器物。
在辽宁省凌源三官甸子春秋墓中也发现了一件金兽，长4.9厘米，高3.8厘米，重26.5克。金兽呈鹿形，制造者准确到捕捉了小鹿受惊回首、拔腿欲奔的一刹那。
鹿 在古代被视为神物。古人认为，鹿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和长寿。作为美的象征，鹿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历代壁画、绘画、雕塑、雕刻中都有鹿。现代的街心广场，庭院小区矗立着群鹿、独鹿、母子鹿、夫妻鹿等雕塑。一些商标、馆驿、店铺匾额也用鹿，是人们向往美好，企盼财运兴旺的心理反映。
这个时期，北方的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器物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如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中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一座匈奴墓中发现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
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金镶彩石虎鸟纹饰牌，长4.5厘米，以伏虎形图案为主，虎身镶嵌红绿色彩石7块，虎头上附加火焰状角纹，外围八鸟图案，突出鸟头，鸟身简化，这组饰牌反映了匈奴人对虎的崇拜。
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还发现了一件战国鹰形金冠饰顶，高7.1厘米，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394克。
由冠顶和冠箍两部分组成。冠顶傲立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做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
鹰首、颈由绿松石做成，颈间有带花边的金片，类似项链。头部用金丝从鼻孔插入，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尾部另做，亦用金丝连接。
■ 战国鹰顶金冠饰
鹰下部为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从中心四等分为90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四组狼咬羊图案，狼做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做反转态。
整个冠顶呈现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情景。冠带由铸造的3条半圆形金条组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榫与前面一条连接组成头箍；左右靠近人耳处，分别浮雕卧伏的虎、盘角羊和马，其余部分为3股交错绳索纹。
该冠顶工艺精湛，雍容华贵，具有明显的北方骑马民族的装饰特点，为匈奴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
还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阿拉沟的战国匈奴墓中发现的金虎纹圆形饰，直径约6厘米，重21.2克。另一件金虎纹条形饰长26.5厘米，宽3.5厘米，重27.7克。
这些金饰中不仅有个体形象，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构图，如虎牛、虎狼、虎鹿等，以动物间争斗为装饰风格，打破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那种整齐规范的纹饰布局。
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中发现的战国金双兽纹牌饰，长13厘米，宽10厘米，重291.4克。动物的形象以写实为基调，个别形象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动物反转式和怪兽造型，又是受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文化斯基泰文化的影响。
■ 金银错龙凤纹车饰
实物表明，北方金银器已分别采用了锤揲、压印、镶嵌、雕铸等工艺，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装饰技巧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来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战国以后，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而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省宝鸡益门村秦国墓葬、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
在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东周魏国墓地发现了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带钩侧视弧曲如桥，俯视造型为当时流行的琵琶式。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通体银镂，表面包金。两端浮雕方向相背的兽首。兽首有角，双耳如扁环。
■ 战国镏金嵌玉带钩
带钩窄端镶一只鸭嘴状白玉钩，并以阴线刻饰口、眼等细部。钩背上嵌3枚豰纹白玉玦，两端两玦中心各镶一蜻蜓眼式琉璃珠。钩背两侧浮雕两条夔龙，与两只长尾鹦鹉，夹绕盘旋。带钩局部有点状凿饰，有的部分以黑漆勾线、点睛。
夔龙 神话中形似龙的单足神怪动物。《山海经·大荒东经》描写夔是：“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但更多的古籍中则说夔是蛇状怪物。
带钩工艺复杂，纹饰丰富，显示出战国时期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此带钩是一件罕见的大型银带钩。辉县战国时属魏，此带钩应是魏国贵族所有。
此外，在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末期周墓中发现了嵌玉金带钩3件，金带钩作怪兽形，嵌玉透雕虺龙纹，为世所罕见。
在陕西省凤翔高庄春秋秦墓中发现的金带钩，山东省临淄郎家庄齐墓的2件金带钩、8件银带钩，钩身均形体细小、光素，钩首作马头或鸭头形，同属春秋晚期，是中国时代最早的金银带钩。
■ 曾侯乙墓出土的金圈
在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中发现的嵌金银带钩，江陵望山楚墓中的金错凤纹铁带钩，长达46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较为罕见。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金银错器皿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商代直到战国末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民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只局限在装饰青铜器物。于是出现了中国早期的金银错工艺。
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战国墓，是战国时神秘的中山国的王墓，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了一些金银错器皿。如一对神兽的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和银丝镶出变化无穷的斑纹，以强化神兽的神秘感。经过千年的埋藏，曾经光彩夺目的青铜器已经变成黑色，但是上面的金银错，却依旧闪烁着毫不褪色的光芒。
所谓金银错，就是先在铜器模范上做出金银错纹的槽路，器物铸造完成后，再把金银丝压嵌在槽路里面。
如中山王墓战国铜金银错四龙四凤方案，是战国时期第一次以实物造型来进行创作的。长47.5厘米，宽47厘米，高36.2厘米，方案下部有两牡两牝4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
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4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
另外，4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方案周身用金银错饰以艳丽的纹饰。
此器造型复杂，各部为分铸后用铆接和焊接制成，有的地方曲度较大，是用接铸或失蜡法铸成。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10字：“十四祀，右车，嗇夫郭，工疥。”此器整体结构繁复适称，铸造工艺精湛，动物造型姿态优美，生动细腻，堪称稀世珍宝。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已知最早的金银器皿几乎均出自楚国统治区域，而中原及其他诸侯国，极少有金银器皿发现，说明楚人可能最先掌握了金银冶炼及制造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一批金器，其中，仅金箔即达950件之多，它们大多贴在器物上做装饰，只因器物腐蚀而散落到墓室各处。这些金箔上还压印有各种纹饰。
在曾侯乙墓中还发现有5件金制器皿：金盏、勺、杯、盏盖及带钩。带盖金盏与金漏勺应是一套，带盖金盏共重2156克，为先秦金器之最。其中，金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仍然采用范铸工艺，盖顶中央有环形钮，盖边缘有两个边卡，可以与盏扣合，金盏底有“S”形凤足，近盏口有对称的两只环状耳，盖顶和盏口外沿均铸有繁缛的蟠龙纹和云雷纹。
■ 战国金银错铜辕首
金盏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不仅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而且还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盏为半球体，仅在盏口有一圈环带形纹饰，盏壁较薄，故盏身也显得并不厚重，但盏盖造型及繁密的纹饰呈环圈布局，而且盏盖略大于盏口，给人以强烈的凝重感。
盏内置镂孔金匕一支。匕身圆形，镂孔作变异龙纹，方柄，素面，通长13厘米，重56.4504克。
与金盏同时发现的金杯呈圆桶状，敞口束腰，平底有盖，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环耳，通体素面无纹，杯壁较厚，盖足圆拱形。杯通高10.65厘米，口径8.1厘米，重789.9克，系锤揲工艺制作而成，亦为先秦重器。
■ 曾侯乙墓金盏
另外，还发现了金器盖两件；不见器身，一大一小，圆拱形，盖面以麻点纹为地纹，饰数周花纹。大盖通高2.5厘米，直径9.5厘米，重327.65克。小盖通高2.2厘米，直径7.5厘米，重157.35克。
■ 战国银错卧牛青铜镇
曾侯乙墓金带钩发现于东室主棺内，器型完整。钩鹅首形，长颈扁喙，素面光洁，均长4.4厘米，分别重40.9克、43.2克、45.5克和46.6克。
还有形状不一的金箔，有圆形、半圆形、圆弧形、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圭形、双沟形等10多种。多数在表面上压印各种几何形图案，构图简洁，少数光素无纹饰。厚0.037毫米至0.378毫米，一般在0.1毫米至0.2毫米之间，每平方厘米重20毫克至30毫克，估计是用于粘贴铅锡饰物的。
圭 中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一般长15厘米至20厘米。不同名称的圭是赋予持有不同权力的依据。
特别是在曾侯乙墓中有462段金弹簧形器，用金丝绕成，每根金弹簧器的圈数一般为18圈至25圈，长约2厘米，圈经0.4厘米至0.5厘米，金丝直径为0.01厘米至0.05厘米，含金量为87.4％。
这批金属簧形器称为“蚕形器”，是采用经拉丝工艺制成的金属丝绕制而成型的，在金丝的表面有拉伸的痕迹，这些拉伸的痕迹也与金属丝的长度方向一致。
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铸，再合范浇铸成型的制造方法以及各种器物大量使用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金银工艺是在借鉴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已经产生银器，如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成王墓中发现有战国银首男俑铜灯，通高66.4厘米，通宽52.5厘米，人俑高25.6厘米，此灯为一站立的青年男俑执灯之形象。
男俑立于兽纹方座上，头部为银铸，壮发梳髻，发丝精细，罩巾缚带，浓眉短须，宝石镶睛，扁脸高颧，面带微笑。
该银首男俑身穿右衽广袖朱红云纹锦袍，腰系宽带以带钩连接。两臂张开手握双螭，右手一螭头上挺吻托灯柱，柱饰黑彩蟠螭和三角纹，并有夔龙戏猴，柱顶一灯盘；左手一螭向外卷曲，头上挺吻托一灯盘，其下有一大型灯盘，于内沿盘环一螭，头上挺吻顶上螭之中腰。每个灯盘内均有3个烛扦。
此器将实用性与装饰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构思巧妙，且银与铜相结合的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故定为国宝。
此外，湖南省长沙近郊的公元前300年题名的银皿等也较为有名。
战国时期，由于崇尚武力，所以描述动物的金银饰物特别多，如金镶彩石虎鸟纹饰牌、金怪兽纹饰牌、金站立怪兽纹饰片、金镶松石耳坠、银狼驮鹿纹牌、金豹噬野猪纹嵌宝石带扣、金卧虎形饰片、金虎咬牛饰牌、金刺猬形缀饰、银虎头形饰、金三鹭纹扣、金猎鹰形缀饰、金羚羊形饰、金鸟纹扣、金四鹰首纹饰、金虎狼咬斗带饰、金双鹰搏蛇纹饰牌、银虎吞羊项圈、金鹰形饰片、金双兽纹饰牌、银鹿、金怪兽纹带饰、金双鹿纹牌饰、金双怪兽纹牌饰、金双鸟头形饰、金狮形片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