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在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
■ 环形金箔
■ 商代金臂钏
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商墓中发现的几件金器,金耳坠通高3.4厘米,坠部直径2.2厘米,重6.8克,耳坠部呈扇形,往上由粗及细弯成半圆形,尾端收束成尖锥形;金臂钏周长约39厘米,截面直径0.3厘米,钏直径12.5厘米,其中,一件重93.7克,另一件重79.8克;金簪长27.7厘米,头宽2.9厘米,尾宽0.9厘米,重108.7克,器身截断面呈钝三角形,在其尾端有一长约0.4厘米的榫状结构,可能原镶嵌有其他装饰品。
臂钏即臂环,古代称臂环为钏。《正字通·金部》上说“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饰有之”,《南史·王玄象传》中也讲“女臂有玉钏”。由此可以看出,臂钏在早期是男女都佩戴的饰物,以后才成为女性特有的一种装饰品。
臂钏种类很多。刘家河商墓金臂钏用直径0.4厘米的金条相对弯成环形,环两端锤扁呈扇形,整体光素无纹饰,造型简洁明快。
刘家河商墓的这些金器不仅器型完整,而且发饰、耳饰、臂饰齐备,构成一个品类繁多的系列,实属罕见。
经测定,这些金器的含金量在85%以上,另有少量的银和微量铜。
■ 原始金耳坠
从工艺上看,金簪系用范铸法成型,金耳坠和臂钏则是锤揲而成。造型都比较简朴,并无纹饰和其他装饰。这也是发现最早的成套金首饰。
簪 由笄发展而来,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可用金属、骨头、玉石等器物制成,多加以珠宝装饰。后来专指妇女绾髻的首饰。擿,簪股,将头部做成可搔头的簪子,所以俗称为搔头。
■ 原始金币
刘家河商墓中的扁喇叭形金耳环、金簪等饰物,地方色彩十分鲜明,极有可能是商朝周边少数民族制造的饰品。
这些器物与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的金或铜质饰件形制相同,说明商代贵金属工艺的发生和发展与夏家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另外,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在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厘米至6.5厘米、宽1厘米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
殷墟 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商代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 妇好墓中的金眼玉虎
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妇好 商王武丁的诸妇(妃嫔)之一,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墓中的漆盒上贴有金箔,厚度不到1毫米,箔片残存半圆形,正面阴刻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
在藁城台西遗址商代墓葬中还发现有金臂钏、金耳环、金簪等金器。
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发现的金器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应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在形制和纹饰上,各自的地域文化特点十分鲜明。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
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 三星堆金箔虎形饰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和重新认识中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 遗址古蜀国的典型,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因有3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中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中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
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锤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 商代金锭
■ 三星堆金杖
如金叶,形似细长的叶子,上面用浅雕手法刻画了多组“∧”形的平行线条,在每组“∧”形线条之间布满刺点纹,显示出独特的装饰效果;叶片柄端两侧有小缺口犹如鱼头形,并有小孔,可供穿系所用。
■ 鱼纹金箔
在三星堆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锤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杖身上端有3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
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
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应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
黄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上看,是先将纯金锤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肩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器人头像上,经锤拓、蹭拭、剔除、黏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
在三星堆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做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王者风范 代表某种行为标准,指一个人是否具备拥有帝王将相般的模范。在历史上,一个帝王的行为规范最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人民的行为准则。其表现为大度,但对于别的细节又很认真,拥有无与伦比的观察力;有心计,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导能力,而且要在做事前确立自己的目标,在做的过程中,不利欲熏心。
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愉,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同时,从金箔面罩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中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
■ 三星堆金面罩人头像
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是一致的。
另外,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金箔虎形饰高6.7厘米,宽11.6厘米,用金箔锤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金箔鱼形饰长22.68厘米,宽1.85厘米,形似鲇鱼,又似细叶,从一面錾凿形线和刺点纹。头端戳有一小空,两侧錾一个小缺口。
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金沙村远古文明遗址,在1000多件遗物中,包括30件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
这些金器采用的是锤揲、剪切、刻画、模冲、镂空、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其厚度一般为0.02厘米至0.03厘米,最厚的约0.04厘米,含金量83.3%至94.2%,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许多金器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
■ 镏金饰物
一系列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沙先民有独特的“黄金崇拜”。首先,数量多,形制丰富,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中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
■ 金沙村遗址出土金箔
其中,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则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
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为19.6厘米至19.9厘米,宽2.68厘米至2.8厘米,厚0.02厘米。
■ 金叶文物
金带表面纹饰由4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
■ 镏金覆面
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标志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的同一性或连续性。
金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画工艺。图案中鱼体宽短,大头圆眼,嘴略下勾,嘴上有胡须,鱼身刻画鳞片,身上有较长的背鳍,身下有两道较短的腹鳍,鱼尾作“Y”字形,两尾尖向前卷曲。箭头插于鱼头内,箭杆较粗,带尾羽,鱼的胡须处采用刻画工艺。
鸟位于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朝箭羽方向,鸟为粗颈,长尾,大头,钩喙,头上有冠,翼展较小,腿爪前伸,鸟爪亦采用刻画工艺。
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仍由两圈旋纹构成,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饰有一长方形方框,组成一个图案。
整个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所以这件金冠带被称为“射鱼纹金带”。而这件特别的太阳鸟金饰件,在金饰上刻画着的是“太阳”和“鸟”的清晰图案。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总体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4只鸟身较瘦长,翅膀短小,喙微下勾,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逆时针飞行,与内层旋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都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太阳鸟 又称三足鸟,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十日每天早晨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
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 金沙出土金冠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像一道道火苗,又像一根根象牙,也像一轮轮弯月,极富美感。
古蜀人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
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另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
祭祀 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圣经《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书进行解释。
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及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虽然很多古代器物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这说明蜀中的天文历算特别发达,有其独特的系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古蜀人使用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历法知识。
■ 远古金块
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
太阳神鸟金饰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在金沙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做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在金沙遗址中也发现有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圆脸,耳朵外展,耳郭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未穿通。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微张,镂空而成。器表做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
■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罩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亞”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弦纹 古代纹饰,是刻画出的单一的或若干道平行的线条,排列在器物的颈、肩、腹、胫等部位。是古器物上最简单的传统纹饰,在青铜器上呈现为凸起的横线条。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普遍流行。弦纹是作为界栏出现的。
而鱼形金饰,长4.9厘米,柳叶形,头部有一圆形小穿孔,身上錾刻有鱼刺纹和点纹。
除此之外,另有几件金饰也各具特色。
如喇叭形金器,口径9.8厘米。器较矮,小平顶,顶上有一个不规则穿孔。器表不平整,内外壁均抛光,留有零乱的细密划痕。
还有金器呈“几”字形,长49厘米,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附有铜锈,抛光处理。
条形金饰,素面。残长14.7厘米,宽1.6厘米。
三角形金器,长25厘米。器呈圆角三角形,器一端有长方形柄。器外缘内卷,身中部有一裂缝。
除此之外,商代葬墓中位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
如山西省保德林遮峪村商墓发现的两件赤金弓形饰,形状一样,高、宽、厚各为11.1厘米、26厘米、0.5厘米和13厘米、29.1厘米、0.5厘米,总重量是215克,含金量达95%。这两件箔饰的两端各有一穿孔,位于死者胸部,应当是缝缀在衣服上的一种装饰。
山西石楼桃花庄商墓死者的头骨处有一带状金片,长、宽、厚各为57.6厘米、4.8厘米、0.05厘米,重约150克,两窄端各有穿孔,据考证,墓主人以圆箍形“颊”或额带束发,金片是上面的装饰。
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
大量的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
三星堆灿烂的金器展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貌,而这些金器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断地为了解古蜀国,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掌握黄金的淘洗加工技术,以及从挖掘的这些考古遗物上来看,说明冶炼锤锻辗制加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特别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叶之类的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黄金制品,可以说明古蜀王国在制作工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黄金制品的用途和内涵方面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