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堂皇的汉代金银器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

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

如在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现的单镏银盒，湖南省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中发现的银碗、银调羹等。

除餐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如在江苏省邗江甘泉山汉墓中发现大批黄金首饰，其中的对金胜由两个相对的三角形和圆形组成，圆形凸起如球面，用绿松石掐丝镶嵌圆心，外有小金球组成一圈连珠纹，制作甚为精美。

汉代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在河北省定县汉墓中发现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

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

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

金质的动物如在江苏省盱眙县发现的西汉金兽，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9100克。空腹、厚壁，浇铸成型。

金兽下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黄金总重量超过20千克。

金兽呈蜷伏状，头枕伏于前腿上，屈腰团身，首靠前膝，耳贴脑门两侧，头大、尾长、身短而粗壮，似虎更类豹。附耳瞪目，张口露齿，神态警觉，颈部戴三轮项圈，头顶有一环钮。

金兽通体斑纹是在兽体铸成后再捶击上去的，大小相当，呈不规则的圆形，十分精美。底座空凹，内壁刻有小篆“黄六”两字，为秦汉文字。“黄”指质地为黄金，“六”为序数。

金银错技艺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兴起，到汉代，这种技艺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金银工艺的主流，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如中山靖王刘胜王后的陪葬品中发现了一些金银错器物，一件“朱雀衔环杯”上复杂多变的花纹都是用金线错出来的。

朱雀衔环杯通高11.2厘米，宽9.5厘米。以衔环朱雀脚踩一四足双耳兽为主体造型。杯内外饰金错柿蒂纹，座饰金错卷云纹。

朱雀衔环矗立于两高足杯之间的兽背上，通体金错。朱雀展翅翘尾，双翅羽毛向上卷扬，呈展翅欲飞状，轻轻盈盈地凌空取势，神采飞扬，喙部衔一能自由转动的白玉环。

朱雀所踏四足双耳兽匍匐，四足分踏在两高足杯底座上。在这里，兽的突然介入，不仅调节了朱雀双腿之间的跨度，也从意象上渲染了神雀凌驾万物之上的傲然风度。

朱雀衔环杯通体镏金，其间还点缀有30颗翠绿色的松石，松石分为圆形和心形两种，其中，颈和腹部嵌4颗，杯外每一个杯分别嵌13颗，共26颗。

朱雀，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种寓意吉祥的神鸟。因其神态昂然，气度非凡，极具唯我独尊的风范，所以，古代王室及贵族之家所用器物上多饰以朱雀形象。

除此之外，墓葬中最炫目的宝物是一盏长信宫灯。宫灯通体镏金，光彩熠灼。作为灯体的宫女显得金光闪闪，但它并不是纯金制品，而是用镏金的技艺制作的。

进入东汉以后，鲜卑、乌桓、柔然、敕勒等民族在草原上逐渐强盛，尤以鲜卑的金银器最具特征，从时代上分为3个阶段。

东汉时期以装饰品为大宗，以狼、野猪、鹿、驼、马、羊、神兽等动物造型为主。其表现形式，有以写实为基调的单体动物，也有将动物重叠、排列，图案规范整齐的同种动物的重复组合。

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镏金的做法盛行，遂以镏金器充代之故。汉代由于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拥有大量黄金，甚至铸造金饼、马蹄金投入流通领域。

中国自商周以来加工黄金所用的制箔、拔丝、铸造等技法，这时仍继续沿用。金箔除裁成条状用于缠裹刃器的环首等处外，还剪成花样以贴饰漆器。

如在湖南省长沙与广西合浦的西汉墓中，都发现过金平脱漆器，或从这类漆器上脱下的人物、禽兽形金箔片。金丝多用于编缀玉衣，在各地出玉衣的大墓中曾大量发现。

至于铸造的金带钩、金印等物，在汉代更不乏其例。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西汉包金花草纹带饰，长9厘米。包金卧羊带饰，长11.7厘米。

就制作技术而论，汉代黄金细工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金粒焊缀工艺，即将细如粟米的金粒和金丝焊在金器表面构成纹饰。

在河北省定州八角廊的西汉墓中发现的镶有琉璃面的马蹄金和麟趾状金饰，在器壁上部焊有用小金粒组成的连珠纹带。

在河北省定州北陵头村东汉墓中所发现的金龙头，不仅其金粒和金丝的组织更加精巧，连龙角上都缠以纤细的金丝，其上还镶嵌有绿松石和红宝石。

在乐浪古墓与新疆博格达沁古城址中所发现的金质龙纹带扣，式样相仿，上面均有一条大龙和6条小龙出没于缭绕的云气之中。其构图之生动，工艺之精细，已臻汉代金银器之极致。

江苏省邗江甘泉镇汉墓出土的王冠形金饰直径1.5厘米，重2克，金饰上之重环纹是用细如苋籽的小金粒焊成的。同时发现的一件龙形饰物，残长4.6厘米，重2克，在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竟能以细小的金粒、金丝构成眼、鼻、牙、角、须等器官，历历可辨。

这一汉墓中有盾形金饰、品形金饰各一件，盾形饰高1.5厘米，宽1厘米，厚0.5厘米，重2.3克，品形金饰高2.1厘米，宽1.5厘米，厚0.6厘米，重4.7克。

此外，在邗江甘泉东汉墓中还发现有空心金珠，是用两件较大的和12件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面空心球体，再在各金圈相连接处，以4枚小金粒堆焊出24个尖角。在该墓中还发现有“广陵王玺”金印，通高2.1厘米，边长2.3厘米，重123克。西汉时国力超前强盛，四方番国齐来朝见，因此朝廷也以贵重的金印来赐给地方番王，除上述“广陵王”金印外，最著名的是古南越王金印和滇王金印。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吞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

从赵佗最初称王以后，南越国共传5代王，历时93年。开国之君赵佗僭称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赵眜为赵佗次孙，公元前137—前122年在位，在《史记》中被称为赵胡，僭称文帝，第三代王赵婴齐为赵眜之子，死后称明王，皆筑有陵墓。

赵眜的南越王墓劈山为陵，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

南越王墓中金印是在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帝王金印，被称为“镇墓之宝”的是那枚“文帝行玺”金印，在传世或发现的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

据文献所载，帝印都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眜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是正方形，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非常高。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个小篆体的字，书体工整，刀法刚健有力。

蟠龙钮是一条龙蜷曲的样子，龙的首尾和两足分置在4个角上，似腾飞疾走，印面槽沟和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撞和划伤的痕迹，而且还遗留着一些暗红色的印泥。印台背上的龙，有些部位磨得十分光滑，说明这枚金印是墓主人生前日常行使王权的大印。

南越王墓“太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都不是龙钮，而是龟钮。“太子”金印也是首次被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其中“右夫人玺”金印通高1.6厘米，边长2.2厘米；“太子”金印通高1.5厘米，长2.6厘米，宽2.4厘米。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印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例如用于赐诸侯王的“皇帝之玺”、用于封国的“皇帝行玺”、用于发兵的“皇帝信玺”、用于册封外国的“天子之玺”等。

“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而赵眜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

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有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南越王墓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的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在主棺室，盒内有10盒药丸。

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来看，银盒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鉴定，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

特别是主棺室中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

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在西汉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中国唯一的金错铭文铜虎节，堪称孤品。它高11.6厘米，长19厘米，厚1.2厘米，造型生动有趣，铜虎为一扁平板虎，昂首挺胸，呈蹲踞之势；它露齿张口，弓腰瞪眼，威风凛凛，十分气派；其尾巴卷曲呈“八”字形状，前后足下有浅槽，头和足的转折处及脸部的皱纹均以短线勾勒出来，十分清晰；铜虎全身黑色，但身上的斑纹颜色艳丽，是用贴着金箔片的弯叶形浅凹槽表示的，极富立体感。

“节”，在中国古代是一种信物，是使者持有的一种凭证。这件金错铭文铜虎节的正面有金错铭文“王命命车徒”5个字，说明这是一件调动车兵的信符，它应该是南越文王赵眜生前调兵遣将的令符。

发现于云南省三晋宁石寨山古滇王族墓葬群的滇王金印，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国存在的证据。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滇池沿岸曾经有过一个被称为“滇”的古代王国。据说是战国后期秦楚交战时，楚国将领庄蹻率军误入了滇地，被秦军断绝了归路而留在当地建立滇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滇国的情况十分模糊。

《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举国投降，归顺中央王朝，于是，汉武帝赐予他滇王之印，复长其民，同时在此设置益州郡，将其纳入版图。这枚发现于墓漆棺底部的滇王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钮，栩栩如生地雕刻了一只身体蜷在一起的蛇，蛇背有鳞纹，蛇首抬起伸向右上方。

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89.5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画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4字，曰“滇王之印”。

中国云南自古便被称为“动物王国”。在潮湿多雨的森林里，就常有毒蛇出现。而且，蛇的前进速度很快，不好射杀，非常令当地人恐惧。慢慢地，滇人对蛇的恐惧又转化为一种崇拜，蛇的形象也成了象征平安的图腾，常常被装饰在青铜器当中。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到了汉代，银器的使用范围已较广，制作工艺有锤、錾刻、镶嵌、焊接、模压、浮雕、包金、掐丝等多种技法。容器如银、银盒、银盘、银碗等均曾发现过。小件服御器如银带钩、银指环、银钏、银铺首、银车马具等，数量更多。

其中，造型最新颖的是上面所说齐王墓陪葬坑中发现的一件带盖的银豆，盖与腹均饰以花瓣形凸泡。同型之器在云南晋宁滇国墓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也发现过。

这种由凸泡组成的花纹在中国非常罕见，然而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金银器上却是常用的装饰手法。故上述银器或曾受到西方的影响。

齐王墓陪葬坑中还发现了两件西汉银盘，器腹均饰以镏金花纹。而金花银盘即所谓“镂银盘”在唐代曾成为金银器中最主要的品种。齐王墓陪葬坑之例说明，这种技法在汉代已出现。

西汉时期，北方匈奴民族吸收汉文化的因素，出现了银匙、银箸等饮食器，用途扩大。造型和装饰艺术在继承战国遗风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出现了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图案。匈奴民族的金银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达到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此外，包金青铜器和以金、银镶错的技艺也十分兴盛行，并有很多杰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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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错”工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不仅容器、带钩、兵器等使用“金银错”，在车器、符节、铜镜和漆器的铜口、铜耳等处，也大量使用精细的“金银错”纹饰。

因为这种工艺制作复杂，材质昂贵，所以当时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而东汉以后，盛极一时的“金银错”工艺逐渐被当时的战乱淹没了。

传统金银技艺始终没有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直到汉代以后，中国金银器才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BNsHiw5XOIz0WVWz/HKEAac0L4/PWCutD0ErBzF57705CvrMNmBNkATSEi7vVV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