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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将近四十年了，然而每每和几位中学老同学相聚处时，还不免要追念到当时的监督——即今日之所谓校长——刘士志先生。
至今我记忆犹新的，还是和刘先生初次见面的那一幕。时为光绪三十四年，我刚由华阳中学戊班，为了一个同班学生受欺辱，不惜大骂了丁班一个姓盛的学生一顿，而受了监督陆绎之，教务冯剑平不公道的降学处分——即是将我由华阳中学降到华阳小学去——我愤然自行退学出来，到暑假中去投考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丁班时，因了报名的太多，试场容不下，刘先生乃不能不在考试之前，作为一度甄别的面试，分批接见的那一幕，刘先生是时不过三十多岁，个儿很矮小，看上去绝不会比我高大。身上一件黄葛布长衫，袖口不算太小，衣领也不太高，以当时的款式而论，不算老，也不算新。脑瓜子是圆的，脸蛋子也近乎圆，只下颏微尖。薄薄的嘴唇上，有十几二十茎看不十分清楚的虾米胡，眉骨突起，眉毛也并不浓密。脑顶上的头发，已渐渐在脱落。光看穿着和样子，那就不如华阳中学的监督与教务远矣！他们不但衣履华贵，而且气派也十足。刘先生，只能算一位刚刚进城的乡学究罢了！不过在第二瞥上，你就懂得刘先生之所以异乎凡众的地方，端在他那一双清明、正直、以及严而不厉、威而不猛的眼光上。
其时，刘先生坐在一张铺有白布的长桌的横头，被接见的学生，一批一批的分坐两边。各人面前一张自己填写好的履历单子。刘先生依次取过履历单，先将他那逼人的眼光，把你注视一阵，然后或多或少问你几句话，要你投考哩，履历单子便收下，不哩，便退还你。有好些因为年龄大了点，被甄别掉了。有一位，好像是来见官府的乡绅，漂亮的春罗长衫，漂亮的铁线纱马褂不计外，捏在手上的，还有一副刚卸下的墨晶眼镜，还有一柄时兴的朝扇，松三把搭丝绦的发辫，不但梳得溜光，而且脑顶上还蓄有寸半长一道笔直的流海。刘先生甚至连履历单子都不取阅，便和霭的向他笑说：
“老哥尽可去投考绅班法政学堂。”
这乡绅倒认真地说：“那面，我没有熟人。”
“我兄弟可以当介绍人的。”
就这样，在初试时，还是占了四个讲堂。到复试结果，丁班正取四十名，备取六名，就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要数我了，是十七岁。其次如魏崇元（乾初）虽与我同岁，但月份较小。在榜上考取第一名，入学即提升到丙班，第二学期又升到乙班的李言蹊，或许比我大点。而顶年轻的如魏嗣銮（时珍）、谢盛钦、刘茂华、白敦庸、黄炳奎（幼甫，此人有数学天才，可惜早死。绰号叫老弟。）、杨荫堃（樾林）等，则为十三岁。周焯（朗轩，民国元年后改名无，改字太玄而以字行）虽然块头大些，其实也只十三岁。如以籍贯而言，倒是近水楼台的华阳县籍，只有两个人，我之外，第二个为胡嘉铨（选之）；成都县籍仅一个人雍克元。
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季开办的，第一任监督为徐子休（后来通称徐休老，又称霁园先生），招考的甲乙两班学生，大抵以成都、华阳两县籍居多，而大抵又以当时一般名士绅以及游宦世族的子弟为不少，个个聪明华贵，风致翩翩。丙班学生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季招考的，刘先生已经当了监督，如以下班学生为例，可以知道丙班学生也大抵外州县人居多，也大抵山野气要重些。刘先生对于甲、乙班学生的看法，起初的确不免怀有一种偏见——虽然他的儿子也在乙班肄业，总认为城市子弟难免近乎浮嚣，近乎油滑，所以每每训诫丙、丁班学生，一开头必曰：“诸君来自田间……”
刘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在高等学堂那方面，大概也无二致，就我们这方面言，的确是光明、公正、热忱、谨严。学生有一善可纪，一长足称，总是随时挂在口上。大概顶喜欢的还是踏实而拙于言词的学生。至今我们犹然记得刘先生常常嗟叹说：“丙班之萧云，丁班之胡助（少襄，是时也才十三岁）吾深佩服！……”（胡助后来在陆绎之代理监督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因要拿几个学生来示威，遂没缘没故的同别的五个学生，一齐被悬牌斥退，大家都知道胡助是着了冤枉的好人，陆绎之之所以未能蝉联下去，大概于这件错误的处分上，也略有关系，因为学生们不太服了。）但是一般桀骜不驯，动辄犯规的学生，刘先生也一样的喜欢。这里，我且举几十例。
先说我自己。我是刘先生认为浮嚣、油滑的城市子弟之一，而且又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安分，曾被在中学处分过的学生，（大概是陆绎之告知的。那时，陆正任上班的经学教习——教《左传》，虽然是寻行数墨的教法，但对于今古地域的印证，却有见地。）于头一次上讲堂时，就望见了我，并立刻走到我的座位前，察看我的名字。我曾大不恭敬的回说：“还是这个名字，并没有改。”而且后来在斥退胡助的那事件时，他到丙班讲堂训话，头一名是点着我，大言曰：“这一回可没你在罢？”后来，尚起过两度纠纷，不在题内，可不必博引它了。平常到夜间巡视自习室，在我书案前勾留的时间，必较多些，问这样，问那样，还要翻翻抄本，查询一下所看的书，整整一学期，都如此。大概后来看见我被记的小过多了，从记过的行为上，看出了我并不怎么坏罢，方对我起了好感。直到有一次，因我和张新治（春如）开顽笑，互相发散四六文传单，彼此讥骂。而我用的是自己发明的复写纸，发得多些，因才被监学无意间查获了两张；正遇刘先生照例在空坝上公开教训学生时，他立即告发前去。于是把洪垂庸（秉忠）和人骂架的案子一结，立刻就点到李家祥这一案。
李家祥的过失太大，当然从头教训到脚，从小演说到大，其后论到本题：“看语气，自然是在对骂。那吗，张新治也不对，张新治呢？站过来！”
张新治站过来了。一件蓝洋布长衫满是油渍墨渍，而且从腰到衩三个钮扣，都宣告脱离。刘先生于是话头一转，从衣冠不整，则学不固，一直发挥到名士乃无用之物。然后才徐徐问到正案。张新治是绝口否认他也发过传单。取证到我时，且故意说：“两个人共犯，处分要轻些的。”但我决意不牵引张新治在内，并且概乎其言的顶回去道：“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不要人分过。请你处分我一个人好了。”
刘先生微微笑了笑：“那没别的说头，记两大过。”
教务在旁边说：“李家祥，我记得已记了十一个小过，倘再记二大过，就应该斥退的。”
刘先生不借思索的道：“那吗，暂时记一大过五小过再说。”
大过，小过的确记了。但刘先生从此就不再把李家祥当作一个浮嚣而油滑的城市子弟。
其次一件事，在当时实算是学堂内政上一件大事，若交给任何监督来办——自然更不要说陆绎之——当然无二无疑的挂牌斥退。而且风闻其它学堂，的确是照这样办法办的。
事情是两个年轻的学生，不知利害的犯了一件小孩子处在一处时所难免的不好行为。不知怎样，忽然被丙班三个学生义愤填膺的认为太不道德，太有关风化了；并认为刘先生不声不响的处理为不当。于是，挺身而出，扛着一面无形的正义大旗，攻向监督室里，要求解决，虽不肆诸市朝，亦应明白逐出学宫，与众弃之。否则，人欲横流，国家兴亡都似乎有点那个。
无形的正义大旗一举，不但那两个将被作为祭旗的牺牲骇得打抖，便是我们一般并非讲仁义说道德的学生，想到刘先生之嫉恶如仇，之行端表正，之烈火般的脾气，究不知将因这面旗子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而暴发出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可怕动作？然而才真正的不然，在星期六夜间，经刘先生出乎意外的，心平气和而且极尽情理的一解释，这旗子似乎就有点飘摇起来。刘先生谈话的大意是：小孩子不知道利害的胡涂行为，应该予以教训，使其明白这是不好的，并且有损于他们自己。但先要保存他们的耻，然后他们才能改。所以我们只能不动声色，慢慢指教，而绝不应该大鼓大擂，闹到人人皆晓，个个皆知。这样，他们一时的过失，岂不因为我们的不慎，而成为终身之玷，而弄到不能在社会上出头？不但损及他们的家庭声誉，甚而还可损及他们的子孙，这关系难道还小了吗？有许多人都是因了一点不要紧的小过，即因被多数的好人火上加油，弄到犯过者虽欲悔改而不能，因就被社会所指责，懦弱的只好终身受气，强梁的便逼上了梁山。这还说是真正犯了过的。至于某某两人的过失，尚未如你们所说的之甚，不过行为之间，有其可疑之点而已。我们从种种方面着想，只能好好的指教之，连挂牌记过都说不上，何能即便指实，从而渲染，将人置于不可复生的死地呢？
这种极尽情理的话，已将大多数学生的见解转移了。但那扛着无形的正义大旗的三位，却还顽强的不肯折服，不过来时是气势汹汹的攻势，去时已只能持着一张大盾来作守势。而这大盾，便是人生的道德，学堂的规则，与夫学生“大众”的舆论。
刘先生本来可以不再理会这三个道学者，但是他一定要说服他们，他不愿意随便利用他当监督的否决权，虽然那时还没有“德谟克拉西”的“意得约诺纪”，而刘先生又是著名的性情暴躁的正派人，曾经用下流话破口驾过徐子休，同时还拿茶碗掷过他。因此，到次日星期日的夜间，众学生都回到学堂之后，（当时的附属中学，并无走读制。甲乙两班学生，全住宿在本学堂，丙丁两班则住宿在隔一垛墙和隔一道穿堂的高等学堂——即从前王壬秋当过山长的尊经书院的原址——的北斋。借此，我再将我们那时所住的中学生活，略说一说。那时，我们每学期缴纳学费五元，食宿杂费二十元，我们每学年有学堂发给的蓝洋布长衫两件，青毛布对襟小袖马褂两件，铜钮扣，铜领章——甲乙两班在前一年发的，还是青宁绸作的哩——漂白洋布单操衣裤两身，墨青布夹操衣裤一身，长鞴密纳帮的皮底青布靴两双——甲乙两班在头一年还有青绒靴一双——平顶硬边草帽一顶，青绒阳帽一顶。寝室规定每间住四人至六人，每人有白木干净床一间，并无臭虫、虱子，白麻布蚊帐一顶，有铺床的新稻草和草垫，有铺在草垫上的白布卧单，有新式的白布枕头。每一寝室有衣柜一具至二具——别有储藏室，以搁箱笼等。有银样的菜油锡灯盏一只，每天由小工打抹干净后，上足菜油。每处寝室，有人工自来水盥洗所，冷热水全备，连脸盆都是学堂供给的。讲堂上不用说，每到寒天，照例是有四盆红火熊熊的大火盆。自习室到寒天也一样，不过且有一盆火。自然，每人一张书桌，但是看情形说话，如其你书籍堆得多，多安两张也可以。每桌有银样的菜油锡灯盏一只，有一个小工专司收灯、擦灯、放灯、上油。每人每学期有大小字毛笔若干枝，抄本二十五本，用完，还可补领，备科教科书全份。至于中西文书籍，可以开条子到高等学堂的藏书楼去借。一言蔽之，每学期二十元，除食之外——至于食，后面再补叙——还包括了这些。所以起居服饰，求得了整齐划一，而又并不每样都要学生出钱，或自备。故无可扰，亦无有意的但求形式一致，而实际则在排斥贫寒有志的学生。由此，学堂也才办到了全体住堂，而学生并不感觉像律监狱的制度。管理是严厉的，早晨依时起床点名，盥漱后不能再入寝室；晚间，摇铃下了自习后，才准鱼贯而入寝室。灭灯之后，强迫睡眠。星期日薄暮回堂迟则记过，也是严厉执行着的。记得那位秦稽查，人虽和蔼，但是对于学生名牌，却一点也不苟且，也一点不通融。）刘先生又叫小工将三位招呼到教务室，重为开导。这一次，刘先生却说得有点冒火了，大声武气的吵了一阵之后，忽然向着三人作了—个大揖道，“敬维觊，敬先生！梁元星，梁先生！蒙尔远（文通），蒙先生，三先生者，维持风化之先生也。如其他们家庭责问到学堂，我兄弟实无词以答，这只好请烦三先生代兄弟办理好了。……”
这一来，三先生的旗、盾才一齐倒下了。两个可怜虫并未作牺牲，而三先生也大得刘先生的称许。
此外还有一件极小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的通达、机敏，和处理有才。
刘先生性情直率，喜怒爱恶，差不多毫无隐饰的摆在面上，待学生们如此，对教习们也如此。当时，学堂里有位英语的教习顾祖仁，不知道是国外什么地方的华侨侨生，年纪只二十多岁，长于西洋音乐，大概回国不久，除流利的英语外，说不上几句国语，至于中国文字，自然更属有限。这与另一位英语教习比起来，那自然有天渊之别了。所谓另一位英语教习者，杨庶堪（沧白）是也。杨先生是巴县秀才，中文成了家，而英文哩，据说是无师自通，文法很好，发音却有些古怪。（杨先生曾在丙班上大发牢骚说，甲班学生毁他连英文“水”字的音都发错了。当时，不知道是我的听觉不行吗，如是我闻，杨先生念了十几遍“水”字的英文音，的确不见得怎么对。）刘先生之与他，不但声气相投，而且在那时节，成都学界中加入同盟会敢于革命的，除了高等学堂少数学生外，（如张真如，萧仲伦，和已故的祝屺怀，刘公度都是。）在成都的教习班子里，恐怕只有刘、杨二先生了。因为再加此同志关系，刘先生之对于杨先生，较之对于顾祖仁，那自然两样。所以若干次在甲乙班二个讲堂之间的教习休息室中，我们常常看见杨先生含着一枝纸烟，吹得云雾腾腾的在说话，刘先生则老是亲切而诚恳的坐在对面，讲这样讲那样。如其顾祖仁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走来，刘先生只管同样起身延坐，但是谈起话来，口吻间却终于抹不了一种轻蔑的意思，老是问着：“你不怕冷吗？”“你不感觉冷吗？”这，绝不因为刘先生守旧，瞧不起西装。因为杨先生不也穿的是一双大英皮鞋吗？只管是中式棉裤，而裤管还是用丝带扎着的。我们心里明白，刘先生只管在讲革命、维新，毕竟他是下过科场，中过举人，又长于中国史学，先天中就对于中文没有根底，而过分洋化了的人，总有点瞧不上眼。这是四十年前的风气，虽进步的刘先生到底也不能免焉。
刘先生不许学生抽纸烟，（这倒是几十年来中外一律的中学校的禁例，却也是许多中学生永远要干犯的。）每每当众说：“我闻着烟子就头痛。”但我们在背后辄反唇相讥：“那只有杨沧白口里吹出的烟子，闻了才不头痛。”本来，他两位先生个儿都一样的矮小，不说心性志趣如彼的相投合，即以形体而论，也太感得一个半斤，一个恰恰八两。因此，一个丙班的不免过于混沌一点的学生王稽亚，有一夜在北斋寝室中，偶然说到刘先生之不讨厌杨先生吹出的烟子时，他才忽然提高了调门，忘乎其形的说了两句怪话。妙在适为刘先生巡查寝室，在窗子外听见了。我们整个北斋的学生，于是都如雷贯耳的，听见刘先生狮子般的声音在大吼：“王稽亚！……你胡说些啥？……明天出来，跟我跪在这里！”
我们当时都震惊了。但是一直到明晚灭灯安睡，并无什么事件发生。王稽亚虽是栗栗了一整天，却没有下过跪。其后我们把刘先生这一次的举动一研究，方深深感到刘先生之为通品。
其一，王稽亚原本是个浑小子，刘先生平日便曾与之开过玩笑。有一次，王稽亚为了失落一枝铅笔，去告诉监学，事为刘先生所闻，不由大声笑道：“连一枝铅笔都守不住，你还要稽持亚州？算了罢！”
其二，浑小子说浑话，任你如何批评，只能判他个“小儿家口没遮拦”。倘若真要认为存心毁谤，目无师长，甚至存一个此风不可长，而严办起来，照规矩讲，何尝不可。但是这不免官场化了，示威则可，而欲令学生心服，则未也。
其三，只管是没遮拦的浑话，毕竟难听，况又亲自在窗外听见。于时，尚未灭灯，寝室外面，来往尚众，如其假作不闻，悄然而逝，岂但师长的身份下不去，即巡视寝室的意义，又何在焉。
其四，像这样的浑小子，放口胡说，若不立刻予以纠正，则将来定还有不堪入耳之言。苟再包容，则为姑息，若给予惩罚，那又近乎授刀使杀然后绳之以法了。
从这四点着想，我们乃大为折服刘先生之处理，不惟坦白，抑且机敏。学生是信口开河，先生则虚声恫骇，结而不结，牛鼻绳始终牵在手里。看似容易，但是没有素养的人，每每就会从这些不相干的小事上，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敌。因此，我常以单是有才，或单是有德的先生们，为经师或有余，为人师便嫌不足。这其间大有道理，从刘先生的小动作上看去，思过半矣。
据我上来所说，刘先生之于管教学生，好像动静咸宜，无疵可举，是醇乎其醇的一位最理想的中学校长了。我敢于全称肯定的说：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再来一个全称否定说，自我身受中学教育以来，四十年间，为我所目击的中学校长中，能够像刘士志先生之为人的，确乎没有。这样说来，刘先生一定是超人了。其实又不然，刘先生仍然是寻常人中可能找得出的。他之对待学生，只不过公正、坦白、不存成见，同时又能通达人情而已。他的方法是，不摆师长的官架子，不在形式上要求学生的一切都适合于章程规则，更不打算罗罗唆唆的求全责备将学生造成一种乡愿。但他也绝不怎样过份的把学生当着亲密的子弟，从而姑息之，利用之，以冀强强勉勉灌输一些什么主义，什么学说，而结为将来以张声势的党徒，或竟作为争取什么的工具。不，不，刘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着想过。他看学生，只不过是一种璞，而且每个璞，各有其品德，各有其形式；他是手执琢具的工师，他要把每个璞琢之成器。但是，他理想中具储的模型极丰富，有圭，有
，有环，有瑚琏，有楮叶，甚至有棘端的猴。因此，他才能默默的运用其心技，度量材料，将就材料，而未致像许多拙匠，老是本着师傅授予的一套本领，不管材料的千形百状，而模型只一个，只好拿着材料来迁就模型了。我们由古代的说法，刘先生之教育，只是因材施教四个大字。由现代的说法，他不过能契合于教育原则，尤其多懂得一些心理学而已。所以我说刘先生绝非超人也。
刘先生在差不多的两年监督任内，还有三件比较大的事情，值得我们的纪念。
第一件，是把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招牌，改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
附属与分设这两个名词，从表面上看，好像分别并不甚大。但是按之实际，则大大不然。附属中学，好似高等学堂的预科，五年修业期满，可以不再经考试，直接升入高等学堂的正科一类或二类（即后来所称的文本科理本科）。平时，中学的教习，由高等学堂的教习兼任，即不得已而必须为中学专聘的教习，如每班的国文教习，英文教习等，也由高等学堂监督下聘，也由高等学堂开支。其它如中学的行政费用，学生食宿书籍等一切费用，也全由高等学堂监督下聘的庶务办理。中学监督，也由高等学堂监督或在教习中聘兼或者向学堂外另聘。虽然也名叫监督，其实等于后世各大学所设的预科或附中的主任。而且因为经费不划分，监督不能聘请教习和辞退教习，在实际上，还抵不住一个主任。刘先生本是高等学堂一个史学教习，由当时的高等学堂监督胡雨岚聘请兼任中学督监。在胡雨岚未死时，因为尊重刘先生之为人，中学这方面的用人行政，自然由刘先生全权作主，即一般高等学堂那边的同事，也能为了胡雨岚敬信之故，而处处与刘先生以便利。但是中国的事情，每每因人而变。及至高等学堂监督换了人后，虽然并不存心和刘先生为难，倒也同样的尊重，同样的敬信。或许由于才能差了一点罢，于是一般勉强能与刘先生合作的高等学堂的同事，尤其管银钱和管庶务的，便渐渐有意无意的自行划起界限来了。这中间一定还有许多文章，还有许多曲曲折折的花头，只是刘先生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在宣统二年夏，刘先生病故北京，我们为之开追悼会时，高等学堂好些学生送的挽联，却曾透露过为刘先生抱不平的话。可惜记性太差，只记得一只上联，是什么“世人皆欲杀，我知先生必先死”。连送挽联的名字都忘了。
因为如此，所以在宣统元年秋季运动会——距胡雨岚之死大概一年罢——之后，刘先生才借了下文就要说的几件事情，不知道努了多少力，费过多少唇舌，才争到了将附属中学从高等学堂那面，把经费和行政划了一部分出来，成为一种半独立的中学，而改名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并不以损失了直升高等学堂正科的权益为憾。
后来，我们感到不足的，就是分设中学堂的地址太窄小了，仅有四个讲堂，十几间自习室，甲乙两班的寝室已很够挤，所以才把丙丁两班的寝室，挤到高等学堂的北斋。本身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后来因为修了一间阶梯式的理化大教室，连食堂都挤到前面过厅上了。因之，才仅仅办了四班。彼时中学是五年制，不分高初中，而且春秋两季开班。如其在徐子休开办时有永久的计划，那就应该划出地段，准备分期修建十个讲堂，和其余足用的房舍。当时，在石牛寺那一带，荒地很多，购置划拨，都不困难，何况左侧的梓潼宫相当大，很可以利用。我们不知道最初的计划如何，只是后来并无扩充的迹象，以致丁班之后，不能再招新班，而且待到民国纪元时，甲乙两班毕业后，高等学堂监督周紫庭竟独行独断，宣布分设学堂停办——此即由于当初只争到半独立，而后任监督都永和又完全以周紫庭之属员自恃，不但还原了附属性质，而且还进一步办成高等学堂的枝指——而以纹银八百两的贴补费，将丙丁两班移到成都府中学，合在新甲、新乙两班去毕业——当光绪年间，开办学堂，多以天干数定班次，于是甲乙丙丁戊己之下，庚班就不容开了。此缘“庚班”与“跟班”之声同。跟班者，奴才也。大家觉得不雅听，因从庚班起，改为新甲新乙。其后，还是不方便，才改订了以数目字来排列。但是，我想，将来还是要改的——因此，分设中学，便成绝响。但我相信，倘若刘先生不在改换名称之后，急急离去，或者不在宣统二年病故，而能回任，分设中学说不定可能继续办下来的。不过，也难说。以刘先生的性情和为人，又加以是老同盟会员之故，像从民国元年以来的世变，他哪能应付！分设中学，纵然形式上存留下来，其精神苟非甲乙丙丁四班时的原样，那又何足贵焉！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的“绝子绝孙”，还可以令我们回忆得津津有味，这或者不是李家祥一人的私见罢？
第二件，可以说就是促成第一件的直接原因之一。时为清宣统元年秋季，成都全体学堂——也有外州府县的学堂远远开来参加的，如自流井王氏私立的树人中学，即是一例——在南校场举办了一次运动大会。我们学堂排定的节目，有甲乙两班的枪操。甲乙两班枪操了一学期，所用的旧废的徒具形式的九子枪，自然是高等学堂各有的。而高等学堂的学生，也有枪操节目。这一来，自然就与平日轮流使用不同，非设法再增添八九十枝真正的废枪不可了。
我们是附属的学堂，事务上平日既没有分家，那吗，枪之够与不够，自然是高等学堂办事人的事情，也是他们的责任。大约事前，刘先生也的确向那面办事人提说过，或商量过的，因此，在运动会开幕的头二天，刘先生才很生气的告诉甲乙两班学生说：“今天你们下了操后，就顺便把枪带回来，放在各人寝室里。”
我们立刻就感觉这其间必有文章做了。果不其然，高等学堂的办事人遂一而再、再而三的前来要枪。起初还声势汹汹的怪甲乙两班学生不该擅动公用器物，刘先生老是笑嘻嘻的回答道，“只怪你们办事不力，为什么不早预备，我们的学生聪明，会见机而作。……至于你们那面够不够，有不有，那是你们的事，我不管。”
后来，演变到高等学堂的百数十个学生，被一般不满意刘先生的办事人鼓动起来，集体的侵入到我们的食堂上，非有了枪，不肯走。刘先生一面叫甲乙班学生将寝室门锁了，各自走开，不要理会；一面便亲自到高等学堂，找着那般办事人，很不客气的责备了一番。结果，还是高等学堂自己赶快去借不够用的枪枝，而索枪的集团也只得静静的坐了一会便散走了。但是，到运动会举行那天，专为他们高等学堂学生备办了午点，而我们没有。这虽是无聊的报复，却显然给了刘先生一个争取改换招牌的借口，而我们本无成见的学生也愤愤了。
第三件，这不仅是我们中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抑且是四川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再推广点说，也是清朝末季四川政学冲突史上一件大事。如其我不嫌离题太远，而将那一天的情形，以及事后官场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仔仔细细写出一篇纪实东西来时，人们必不会相信这是三十八年前的陈迹，人们必会爽然于近两年各地所有军学冲突，政学冲突，警学冲突的流血事件，原都是三十八年前的翻版文章，不但不算新奇，而且今日政府通讯社和政府报纸所报道所评论的口吻和手法，也不比三十八年前的官告和告示有好多差异。但是我不愿这样做，仅欲赤诚的建议于今日一般有志作“官方代言人”的朋友，近百年史可以不读，但近三四十年的官书却不可不熟，为的是题目一到手，你们准可振笔直抄，一切启承转合，全有，用不着再构思，甚至连调门都不必掉易。你们的主人还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主人。只不过以前老实点，称为民之父母，今日谦逊点，称为民之公仆而已。
宣统元年秋季运动会，本系成都学界发起，参加者限于文学堂，连当时堂堂的陆军也未参加。但是，临到开幕，忽有巡警教练所的一队大汉，却入了场，报了名。一般主办会事的人觉得不妥，即与教练所提调某官交涉，最好是请他的队伍自行退场，不要参加各种竞赛，以免引起学生们的误会，纵不然，即照幼孩工厂的办法，单独表演一番而去，作为助兴之举。后来，据说那提调本答应了的，不知如何又拒绝了。他的解释，巡警教练所也是学堂性质，如遭拒绝，不许加入学界，那是学界人员存心瞧不起巡警，也就是存心轻视宪办新政。大概正在一面交涉，会场里的竞赛业经举行，教练所的选手便不由分说的参加了几项。我那时充当了一名小队长，正领了一队选手，去作杠架竞赛、木马竞赛，而场子里忽然羼进一伙彪形大汉，运动衣上并无学堂标记，也无旗手领队，大家遂吵了起来：“我们不能同警察兵比赛！”一声唿哨，正在盘杠子的，正在跳木马的，便都中途收手，各各结队而散，声言“羞与为伍！”（这一点，我不能讳言，的确是学生们的不对，门户之见太深了。但也可以考见学生之与警察，实是从开始有了这两个名称起，就像是不能同在一个器内的薰莸。倘若探究其渊源，自不足怪，不过却是别一个题目的文章。）
及至我回到我们的学堂驻地时又亲眼看见场内正在举行障碍竞走。十几个少弱的学生们中间，也有两个彪形大汉。飞跑的时候很行，但一到障碍跟前，就糟糕了。我们正在笑他们像牛一样的笨，却绝料不到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竟举起钵大拳头，朝一个学生的背上擂了起来。被擂的学生好像不觉得，反而被他的腕力一下就送过障碍，抢到前面。倒是我们旁观者全都大喊起来，申斥那出手打人的大汉“野蛮！野蛮！”随后不到五分钟，会场的油印报纸，便将这不幸的消息送达全场。在场子四周的学生驻地上，业已发现了不安的情绪。此刻，在官府的看台前（即后世所谓司令台），正由四个藏文学堂的学生，戴着面罩，穿着胸甲，各人手上执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枪，在作日本式的劈刺。我们亲眼看见成都府中学堂——时任监督的为林思进（山腴）——学生驻地内，跑出十几二十来个学生，吵吵闹闹的直向巡警教练所驻地上奔去。我们只听见断断续续的人声：“去质问他们！……为啥打我们的人！……”
一转瞬间，委实是一转瞬间，距离我们的驻地三四十丈远的教练所队伍处，我亲眼望见有三四个大汉站在一张大方桌上，每人手中持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枪，向着跑过去的人群，一连猛刺了几下。立刻，人群像水样的倒流回来，立刻呼叫声像潮样的涌起。立刻，被戳倒的几个学生，血淋淋的被搀了几步，又默默的横倒在草地上，而杀伤了人的巡警也立刻集合起来，等不到排队报数，便匆匆的开拔出场，走了。
事情来得太快，也出得太意外。及至大家麻木的情绪一回复，乱嘈嘈的正待提起空枪去追赶巡警时，整个运动场已像出了窝的蜂子。各学堂的管理人都各自奔回驻地，极力阻拦学生，叫镇静，叫维持着秩序，叫大家继续运动，个个都在拍着胸膛，担保有善后办法。同时，四川总督赵尔巽也带着一大批文武官员，由看台上退下，而他那一队精壮的湖南亲兵，也个个挺着精良武器，摆着一副不惜为主子拼命的凶恶面目，在他身边结了个方阵。
当夜，几乎是成都全学界的负责人，不约而同的集合在石牛寺教育会里，商讨如何办法。大家都要看素负重望的会长徐子休是持的什么态度。后来，据闻，徐会长主张退让，认为学界力量决不是官场对手，假如一定要扩大行动，惹出了什么更大的乱子，那他断不能负责的。又据闻，即由于徐会长的态度软弱，大家很是惶恐，幸得刘士志先生、杨沧白先生，作了一场激烈的争执，然后才议决，各学堂自即日起，一律罢课，但须学生自行约束，不得在外生事，一面推举代表，禀见赵尔巽，要求严办出手巡警和教练所提调；一面将轻重伤学生送到四圣祠外国医院，希望取得外国医生证书，准备向北京大理院去控告；一面请求上海各报在成都的访员，用洋文电报把今天消息拍到上海去登报。又据闻，徐会长因为扑灭不了众人这股火似的热情，而又认为刘、杨二人这种言行，将来必免不了招出大祸，连累到教育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当夜就向众人辞去会长名义，洁身而退，以冷眼来等待刘、杨诸人的失败。
禀见赵尔巽的代表当中，自然有刘士志先生、杨沧白先生。大家自可想象得到，那时交涉之困难，岂与今殊？我们曾经看见刘先生在那十几天里，脸色是非常沉郁，而态度，却每到南院（俗称总督衙门，即今督院街四川省政府所在地。）去过一次，就越是激越一点。同时谣言也流播出来，说那天的运动会里，有革命党在场鼓动煽惑，大有乘机刺杀四川全省官吏，因而有起事造反的趋向，希望大家不要受蒙蔽才好，或曰：巡警教练所的队伍之临时开来参加，是巡警道某某奉了总督密谕施行的。因为总督早得密告，说学生中有不少的乱党在内，深恐无知学子受其摇惑，在运动时难免轻举妄动，自干罪戾，特谕巡警参加，意在一面监视，一面保护。不料果然出了事，可见总督大人是有先见之明的，或曰：学界代表中就有不安本分，惟恐天下不乱的乱党，他们不惜鼓动学生，将无作有，而且每对总督大人说话，很不恭顺，其目无长上之态，随便什么人看见，都觉得不是真正读书守礼的君子。这样的分子，倘再容留他们去教导学生，岂非国家之福，抑且是四川学界之耻。总督大人已经有话传出了，倘大家再不知趣的安静下来，还要作什么无理要求，那吗，多多少少总要严办几个人，才能把这场风潮压得下去的。
不消说，这些流言，都是有所指，而谁也明白指的是什么人。事实上，赵尔巽的态度，的确很横，他根本就不最认学生是巡警用刺刀戳伤的。他说，巡警向有纪律，不奉谕，是不敢妄动的。又说，四川学风，向来就太嚣张，这都由于办学诸君，没有忠君爱国宗旨，所以养成。又说，所贵乎为人师长者，就是要能管束学生，使其循规蹈矩，像这样动辄罢课要挟，可见心目中早无本部堂矣。又说，诸君之意，学生全无过失，过皆在官厅，此乱党之言也，诸君何能出诸口端？又说，诸君不论事之真伪，只是处处为学生说话，只是处处责备官厅，岂非诸君真欲附和奸人作乱耶？赵尔巽如此的横蛮，所以消息也就越坏，绅界、中学界中稍为胆小一点的，遂都消极起来，采取了教育会徐前会长的明哲保身的态度。而一直不肯退让，一直迈往直前，一直不受谣言威胁的，已是很少数，而刘、杨两先生则为之中坚。后来得力于廖学章先生，从外国医生那里，取得了负责签名的证明书，证明受伤学生委系被刺刀戳伤，而并非如官厅之所倡言，是学生自己以小刀裁的轻伤。而后，赵尔巽才因了害怕外国人的张扬和批评，遂让了步，答应惩办凶手，撤换提调，切谕巡警道从严管束警察，不许再向学界生事。对于抚慰学生一层，坚执不许，认为过损官厅尊严，不免助长学生的骄风。
这事之后，刘先生虽隐然成为学界的柱石，但是却躲不过“秀出于林，风必摧之”的定律。官厅对于他，自然是侧目以视，一方面也怀疑他当真是乱党的头子，即同是学界里的同事们，也嫌他锋棱太甚，不但骂人不留余地，而且在许多事上还耿直得像一条棒，不通商量。大约定有许多使刘先生不堪再容忍的事罢，所以当他把我们学堂的招牌力争更换之后，不久，已是再两个月就要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忽然听闻刘先生已应了京师大学堂的史学教习的聘，很快的就要离开我们，到北京去啦。
我们那时不知道刘先生之所以不得不走的内情；我们那时都还是不通世故，不知情伪的孩子，也想不到要去探求那中间的曲折原因，以便设法解除，我们那时只是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种很不愉快的心情，我们那时只是凭着我们直率的孩子举动，自动的，一批一批的，去挽留刘先生，希望他不走。而留得最诚恳的，反是甲乙两班学生，反是平日受训斥最多的学生，反是一般为管理人所最头痛，认为是桀骜不驯的学生。而刘先生哩，只是安慰我们，叫我们好好的遵守学堂规则，好好的读书操学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好好的作一个有用的人，却绝口不言他为什么非走不可的理由。仅仅说，住一二年就回来的，本学期暂请陆绛之先生代理监督职务，陆先生是他佩服的朋友，学问人品都高，叫我们好好的听管教。我们那时也真没有想到像后世办法，举行一个什么欢送会，大家在会场上说些违背良心的话，或发点牢骚之类，热闹热闹。
刘先生一直到走，差不多在两年的监督任内，并没有挂牌斥退过学生——自行退学的当然有——他的理论是，人性本恶、而教师之责，就在如何使其去恶迁善。如你认他果恶，而又不能教之善，是教师之过，而不能诿过于他。况乎学堂本为教善之地，学堂不能容他，更叫他到何处去受教？再如他本不恶，因到学堂而习染为恶，其过更在教者。没有良心，理应碰头自责，以谢他之父兄，更何能诬为害马，以斥退了之？
刘先生又常能“观过知人”。（按：《论语》本为知仁，朱晦庵解为仁义之仁，我以为与殷有三仁之亡，和“并有仁焉”同解，即仁者人也，古字多通用，不若直写作人字为便。）他的理论，以为干犯学规的青年学生，正如泛驾之马，其所以泛驾，盖由精力超群。苟能羁勒有道，必致千里。故对青年学生之动辄犯规，他并不视为稀奇，他只处处提醒你，不要你重犯，不许你故犯。他希望你勉循规矩，出于自觉，而讨厌的是面从心违，尤其讨厌的是谬为恭顺，和假弸老成。
因此，刘先生才每每于相当时候，必将一般顽劣学生叫到身边，切实告以为人之道之后，必霭然曰：“凡人未违于道之先，孰能无过？要在自己知道是过，自己能改。圣人之过，如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稍仰之。我望你们在这一端上，人人学圣人。”于是凡记了过的，都在这一篇训诰之下，宣告取消，而大家也知道下次是不容再犯了。所以，在刘先生当监督的任内，我们学堂的学风，敢说是良好的，没有故意与管理人为过难，没有轰走过教习，没有聚众向监督开过玩笑。但是在刘先生去后的两年内，则不然了。平日最善良的学生，也会刁顽起来，平日凡是不在乎的学生，那更满不在乎了。第一坏在陆绛之之固执成见，以为管教之道，在乎严厉，严厉之方，又在乎立威示范。于是在他代理之初，便因一点小过失，斥退了六个学生，胡助便是其一。因为罚不当罪，反为学生所轻视；又因是非不明，便是纯谨的学生也不能不学狡猾了。然而陆先生毕竟还是正派人，还懂得一些办学道理，也还骨鲠无私。及至宣统二年，都永和来接任之后，才完成了把我们良好的学风彻底破坏到踪影全无。由今思之，丝毫不解办学为何事的都永和，何以会为周紫庭赏识，而聘为我们学堂的监督？或者以都永和之为人，颇像一个佐杂小吏，而能善于巴结上司乎？总之，都永和不但把分设中学弄得一团糟，而且还把分设中学的生命必诚必敬的送了终。
这里，我只好谈一件很小的事为证。当我们要给刘先生开追悼会时，都永和不准我们在学堂里办，说是于体制不合——他之动辄闹京腔，打官话，引用些不通的文句，以见笑于学生的事，几个插班学生如曾琦（慕韩），如涂传爵，都是在刘先生时代来插入丙班的，所以他们尚知道刘先生的一鳞一爪，如郭开真（沫若），如张其济（泽安），则都是都永和时代来插入丙班的，已经不知道刘先生——都可证实。而且定还记得他那喇嘛绰号之由来——要我们到隔壁梓潼宫去办。他起初态度很顽强，还训斥我们为不知礼。继后，我们请了全堂教习去与之理论（陆绛之先生竟自开口骂起他来），他才像打败的牛一样，屈服了。但临到行礼时，都永和又妄作主张，只须向灵位三揖，而免去跪拜。他的理由是，以功名而论。刘先生是举人，他是廪生，相去只有一间，以地位而论，刘先生是卸任监督，他是现任监督，似乎还高一篾片；以礼制论，已有上谕免去跪拜，而三揖已为敬礼。陆绛之先生很生气的道：“各行其是吧！”遂迈步上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一般教习先生，都毫无顾忌的效了陆先生的作法。都永和也贯彻了他的主张，作了三揖，只是把他所聘任的两个监学难坏了。两个都是惯写别字的老秀才——可惜张森楷（石亲）先生早死了，不然，他很可以告诉你们，他曾亲眼看见这两个秀才在监学室里，要写一张条子，叫泥工修葺房屋，写到“葺”字，两人商量了一会，还是写成“茸”字——站在旁边，不知何从。我亲眼看见他两个交头接耳一会之后，也不跪拜，也不作揖，乘人不备，一溜而走，自以不得罪活人为智。
像如此的监督，如此的管理人，以之为刘先生之继，诚然害了学堂，害了学生，却也害了都永和本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其然欤？
刘先生的私生活，也值得一述。他当我们中学监督时并未将家眷携来，身边仅随侍着一个儿子，即在乙班读书的刘尔纯。监督室恰在学堂中部两间形同过厅的房内，一间是卧房，又是书斋，一间是客室，也是召集学生说话之所。刘先生在学堂的时候极多，遇有公事出门，也照例坐轿。他是举人，有顶戴的，但我们从未看见他穿过公服，只有一件青缎马褂。平常的衣履，并不华丽，但也不像名士派之不修边幅，大抵朴素、整洁，款式不入时，也不故作古老。在学堂时，除了自己读书和教课外，教务、监学办事室和教习休息室二处，是常到的。巡视讲堂，巡视自习室，巡视寝室，没有一定的时间。学生有疾病，随时都在问询医药。厨房厕所必求清洁，但不考求与当时生活条件过于凿枘的卫生。他不另自开饭，（这是当时各学堂所无。后来都永和继任，首先立异的，便是监督的饭另开。起初只是菜蔬不同而已，其后还在大厨房之外，另设监督的小厨房。只不像余舒——苍一，又号沙园——任潼川府中学监督之特设监督专用厕所而已。据说，都是官派。）日常三餐，全在学生大食堂上同吃。学生吃什么，他吃什么。我们中学时代的伙食，的确远胜于后世，而我们中学更较考究。桌上有白桌布，每人有白餐巾一方，每一桌只坐六人，上左右三方各二人，下方空缺，则各置锡茶壶一把，干净小饭碗一只。早饭是干饭，四素菜，一汤。午饭自然是干饭，三荤菜，一素菜，一荤汤。晚饭也是干饭，三素菜，一荤菜，一荤汤。不许添私菜，其实也无须乎私菜。但在都永和时代就不行了，菜坏了，也少了，也容许添私菜了。在打牙祭时，甚至可以饮酒，甚至可以饮酒搳拳，而学生并不叫都永和的好。菜蔬不求精致、肥甘，但要作得有滋味，干净。设若菜里饭里吃出了臭味，或猪毛头发之类，不待学生申诉，他先就吵闹起来。厨子挨骂之后，还要罚他每桌添菜一碗。所以当时若干学堂都有闹食堂的风潮，而我们中学独无。尤其是我们中学规矩，吃饭铃子响后，学生须排了班，鱼贯而入食堂，一齐就定位站着，必须监督、监学坐下，才能坐下举箸。记得有一次，王光祈（润玙）因为在自习室收拾书籍，来不及排班，便从走廊的短栏处跳入行列。被一个监学拉出来道：“那不行，不许这样苟且。”结果，罚他殿后，但并未记过。
刘先生死后，一直到如今，还未听见有人给他作过小传和行状。从前我们太不留心了，连他编的讲义，都未曾保留一份。如今要找他的著作，简直万难。民国三十一年我在重庆遇见杨沧白先生，谈到这点，杨先生也浩谈平生最抱歉的事，就是刘先生的诗文稿，原交他代管，都在这次逃亡中损失罄尽，今所余者，仅为杨先生所译雅作的一篇序文而已。又因刘尔纯世弟归隐故乡多年，甚至连刘先生的身世和家庭情形，以及有几个世兄弟，几个世姊妹，都不得而知。细想起来，全是我们之过。我们少数存留在成都的同学，也曾聚会过几次，就是顶热心而记忆力顶强的洪祥骝（开甫）谈起刘先生的一切来，也未能弥补我们的缺憾。
刘先生已矣，而我们中学堂的地址犹存。今为私立成公中学的一部分。四十年的风雨剥蚀，连房舍都不像样了！而成公中学的老训育罗为礼（秉仁）犹是住丙班时的模样，只是胖了，有了胡子。
刘先生讳行道，字士志，清四川绥定府达县举人，清宣统二年夏病故北京，生卒年月，皆不能详。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敬述。时正燠热之后，大雨如注。
冠盖京华憔悴行，
忽将血泪向时倾。
一生知己惟刘琰，
何日还山了向平？
细雨骑驴知剑外，
彼风归雁忆辽城；
会当各返鹤猿乐，
白发相看无世情。
我要谢谢王介平君，得亏他几次婉转催我，要我实践为他的《花与果》作序的宿诺，我才无可奈何的，乘数日阴雨之暇，写成了这篇回忆。如其没有这合适的机会，就连这一点小东西也无法着笔，真真无以报刘先生的恩意了！
王君为人孤介骨鲠，为我所喜。平生研究教育，从事教育，并将终身倚之，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又为我所佩服。故在去年初次阅看他《花与果》稿子时，就自动许他写一篇序，谈谈我们的现代教育。但是后来一想，我不是教育专家，而且脱离教书生活于今已十三年，纵然可以打胡乱说，不但不会中肯，还一定会贻笑方家，顺带连累了《花与果》的前途。越想越难着笔，几乎要曳白了。不知如何，忽然想到《花与果》是为一般中等女学生“说法”之作也，我何不将我们中学生活，回忆一段，以为读者的借鉴？虽然我不是女性。反至提笔一写，自然而然就专写了刘先生，并且不能自休，一来就是一万五六千字，作为一篇序看，不免是一顶蒙头盖脸的大草帽。
虽然不像序，但不能说和正文的意思没有丝毫关合，要关合得拢，就真不像序也罢。文章既是这样写出了，只好这样送出去。用与不用，以及别人的议论如何，那我可不再管。
（原载1946年《风土什志》一卷六期
中华书局出版《花与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