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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考古物证，表明非洲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主体大都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非地区，在中南非洲和美洲等地的文明则相对处于较后进的状态。
非洲是仅次于欧亚大陆的世界第二大陆。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面积占非洲总面积的 2/3 。赤道横贯其中部。有撒哈拉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有埃塞俄比亚高原、谷深崖陡的东非高原和一望无际的南非高原，形成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地貌；有尼罗河、刚果河、赞比西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等呈辐射状的河流，且激流、瀑布比比皆是。
东非较早地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社会。公元前后在埃塞俄比亚形成以阿克苏姆为国都的古代国家，4世纪时进入极盛时代，并皈依基督教，逐步形成埃塞俄比亚帝国， 16 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导致埃塞俄比亚帝国的衰败。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苏丹，在公元前 12 世纪末就已建有国家， 6 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入麦罗埃王国， 7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逐渐被阿拉伯人征服，渐渐伊斯兰化，成为阿拉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东非沿海一带的索马里国际贸易相当繁荣，公元前后即出现了一批极富活力的商业城市。 8 ～ 9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东非。 10 世纪后曾输入大量中国瓷器（中国旅行家汪大渊、费信等人的著作中曾对东非城邦有所记载）。
西非的加纳国家也大致形成于 3 世纪左右，位于尼日尔河上游康加巴地区的马里也曾在 13 世纪初逐渐崛起而形成马里帝国（以金矿著称，亡于 17 世纪）。继加纳、马里之后，称雄西非地区的是桑海帝国（亡于 16 肋年），是西非地区最大的帝国，也是最后的一个帝国，灭亡后，西非地区就陷入部族混战之中。
撒哈拉以南的所谓黑非洲，由于居住在森林地带和萨瓦纳草原上的各个部族社会而形成的文化，也反映在音乐文化之中形成千姿百态的各部族音乐文化。尽管历史上曾受到亚洲等其他地域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一些地区中接受了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但处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对隔绝状态下的黑非洲，不少地区却葆有其独特的传统音乐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民族音乐相比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兼自娱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体。有磨米歌、舂米歌、摇篮曲、牧羊曲、划桨歌、家务歌等自娱性的音乐；不同的行业音乐、敬神音乐、巫术音乐、婚丧嫁娶音乐、成人仪式音乐，以及兼有教育、医疗、司法、道德评判等多种社会功能。由此可见，音乐与社会生活和传统习俗密切相关，人的一生从诞生、成人、结婚、死亡等阶段都要通过礼仪来完成的，在礼仪中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个部族成员都或多或少地都被卷入某种音乐活动中去，音乐艺术成为“一种既强调艺术性，又强调社会性、政治性和宗教性的社会活动。”（ J · H ·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在音乐上，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与世界其他地区迥然相异的、异常鲜明的节奏语法，特别是其中的复节奏。四、五、六、七声音阶均见于各地。其音程近似于平均律，如平均七声音阶（在歌唱中）、等距六声音阶（近似全音音阶），亦有不等距音程。音乐乐句较短且多反复，织体为单声部音乐，但又具有各种各样形态的支声复调。比较多的形态是持续音、平行音、多声音乐、复节奏等。作为很有兴味的演奏惯例，即在小合奏中，每个人只演奏一组音中的一个音。
非洲的乐器，大多同种类的乐器广泛分布于各地，但其构造稍有不同。如非洲的代表性乐器散扎（ sanza ），不仅各地名称各异，而且捆扎其上的振动片也多为金属，有些地区则为木制；其共鸣器可为木制箱形，亦可以葫芦制成。另外一大特征为使用乐音与噪音相混的复杂的音响世界。散扎演奏时，不仅其本体振动，而且乐器周边和手腕子上的铃和刮响器的装置也在发响；木琴在其每个键下安装的共鸣筒上也开有小孔并贴上薄膜以产生蜂音。
非洲乐器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西非有管状、容器状的笛类（多为横笛）、号角、喇叭（象牙、角、木制等）等气鸣乐器，竖琴类、齐特类、琉特类等弦鸣乐器（有的源于阿拉伯），以及木桶状、筒状的鼓类、刮响器、铃、裂缝树鼓等。
中非有吟板（一般为在椭圆形的薄板的一端用细绳拴上，抡起于空中旋转发音，亦为“发音道具”）、竖笛、横笛、喇叭类、管子类、双簧管类等气鸣乐器，以及特别显眼的乐弓（种类颇多，常见为以嘴吹奏的“口弓”）、里拉类乐器、各种各样的鼓。特别是其中的鼓，可模仿音调言语（在日常会话中的具有旋律性的言语的抑扬），作为所谓“会讲话的鼓”（ talkingdrum ）使用，为传达意志和裁判使用的重要的东西。
东非的乐器的种类大体与西非同。
南非的乐器除与西非共同的乐器外，尤以吹奏的弦乐器可拉琴（ gora ，弹拨乐器，张 21 弦，共鸣器为一葫芦，往弦上吹气使之产生振动发音）独特。尚有多种形态的木琴、乐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