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相助

富裕起来后，仅仅发财致富已经不能让李嘉图看到人生的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在知识领域搞点什么。

27岁那年，李嘉图开始转变了注意力，那是1799年的事。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首先是他在1799年在巴思滞留期间偶尔看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本书以后引起的。

当时，李嘉图妻子因病逗留巴思，有一天他从流通图书馆看到了亚当·斯密的一部著作，翻了几页就借回家去了。他对这本书爱不释手，马上就研究了起来。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发现你和我同样崇拜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政治经济学论文的时候，我们每天见面都要花半个小时来谈谈这方面令人愉快的问题。”

李嘉图喜欢斯密的这部著作，但由于这时他对其他问题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大概只用了部分精力来阅读它，几年之后，他才明显地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部著作上。

不过，与其说是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选择了他。因为，两年前，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英镑正在经历剧烈波动，年轻的金融家李嘉图不能不思考货币问题。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图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的成就离不开穆勒的帮助，《黄金的价格》这篇文章发表已经是1809年了，在这之前长达十年，即从27岁到37岁，是李嘉图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这中间，他得到了英国当时著名学者、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穆勒的无私帮助。原来在他27岁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后，李嘉图经常阅读詹姆斯·穆勒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08年穆勒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穆勒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穆勒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李嘉图虽然是天才，但搞经济学还得学会研究问题，尤其得学会写文章。对于没有好好上过学的李嘉图来说，这方面的训练是痛苦的，但又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他那11大卷著述了。

《黄金的价格》发表时，李嘉图在生意中跟英格尔银行有了与他当时所从事的研究关系密切的大量交往，这引起他思考通货问题，他想找出硬币和银行钞票为什么在价值上有所差距、钞票为什么会贬值。

在这期间，李嘉图把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这些方面，并常跟朋友们中有志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交换意见，朋友们劝他把这些心得写下来，不过他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会把它发表出来。

后来，李嘉图把手稿寄给他主办《早晨纪事报》的朋友佩里先生看，佩里劝他在该报上发表。李嘉图虽不大愿意，但也还是答应了。这些手稿最初是以书信形式署名发表的，第一封信刊载在1810年9月6日的《早晨纪事报》上。

这些信发表后，李嘉图收到了许多复信，其中有一封以“钞票的朋友”署名。李嘉图不久便发现，这封复信是他的一位理解力很强的朋友写来的，这位朋友本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而现在却变得完全支持李嘉图了。

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兴趣使李嘉图产生了进一步阐述的动机。不久后他即以《关于通货的贬值》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明自己的观点。

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的为之辩护、有的则竭力反对。对于反对者，李嘉图只答复了一位博赞克特先生。他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想反驳博赞克特先生所提出的论点，而是想进一步有力地加强他自己认为有实际效用的观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名叫霍纳的先生将这个问题带到了议会，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恰恰证实了李嘉图的学说。著名的《锭形金属报告》和李嘉图小册子上的论点十分吻合，而委员会收集的事实根据正好证明了李嘉图所推测的准确性。

这本小册子所产生的其他效果之一，便是李嘉图先生接触到了很多第一流的文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许多人亲近他，一切了解他的人都赏识他的才能。

1815年，在有关《谷物法》存废的论战中，李嘉图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小册子，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发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穆勒认为李嘉图已经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思想家，还应该成为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图对小册子加以扩充和修改。

李嘉图一开始并不情愿，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个重写一次”，“我恐怕我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切盼写出一写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地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最简单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乱。”

此时穆勒承担起一个教师的职责，他对李嘉图鼓励道：“因为你已经是最优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以我决心让你成为最优良的写作家。”

正是由于穆勒的鼓励和帮助，李嘉图才消除了对自己从一个经济小册子作者发展成为一位整部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人的能力的疑虑，李嘉图的信心有所增强：“为了满足我的宿愿，我一定要进行这一尝试。在一两年内，经过反复修改后，我也许能写出可以让人理解的东西。”

面对写作中的困难，李嘉图有时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老调”，这时穆勒象一个严厉的教师那样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经济学”，要“一小时也不迟疑地立即开始写你所要写的著作……”穆勒不仅对李嘉图的写作给予精神支持，不断督促和鼓励，还在写作方法，结构安排，论点阐述等技术环节给予周详的指导。穆勒的鼓励和指导贯穿于李嘉图写作的整个过程中。

后来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终于写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无私奉献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历史上既有重要时代意义的著作的问世，甚至可以说，没有穆勒，就没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评说并不过分：“如果不是我父亲恳切的请求与热情鼓励，恐怕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出。” BcA1YuVOwU+Z/Sn2vecp4Jgx/ctVKeMjy1ONiilE7xYs5iVWaFpyObxobH5QM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