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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5月，海涅怀着对革命的向往移居巴黎，从终其一生，海涅都思念着德意志。但他只能再见祖国两次了。最后，巴黎成了海涅的流亡地，因为他的作品，还有他以后所有的作品在1833年在普鲁士被禁。
来到巴黎的第二年，海涅就通过为歌德和席勒的出版商约翰·腓特烈·科塔的奥斯堡汇报，写巴黎通讯找到了新的收入来源。海涅这段时间的报刊专栏文章于1833年以《法国的状况》的书名出版。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疾病的初步症状——麻痹、头疼、视力减退——显现了出来，这种病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八年被禁锢在了床榻上。
但他首先享受着巴黎的生活。他遇见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法国、德意志文化生活中的大人物，如：赫克托·柏辽兹，路德维希·波纳，弗雷德里克·肖邦，乔治·桑，大仲马和亚历山大·冯·洪堡。
这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在随后的几年里给了海涅以灵感。他写出了大量的杂文、政论文章、论战文章、专题文章、诗歌和散文。在《法国的状况》一类的作品中，他努力把法国的情况介绍给德国人，把德国的情况介绍给法国人。
海涅比多数人更早地意识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破坏性特征，它与法国的民族主义不同，没有跟民主和人民主权意识结合在一起。他在那些年里的重要作品有《论浪漫派》（1836），《论路德维希·多纳》（1840）以及小说片断《巴哈拉赫的拉比》。
1834年，海涅37岁，他在巴黎认识了年轻貌美的法国女工克雷斯琴斯·欧仁妮·米拉。两人相爱而同居，1841年8月正式结婚。
玛蒂尔德虽然头脑简单，没什么文化。不知道海涅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女店员，不过，海涅曾在心里发过愿，想跟一个真正能读懂他的诗集、欣赏他的诗集的女人结婚，据说这个女店员没有什么“诗歌细胞”，看来海涅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女人吧。他一生的爱情遭遇如此“悲惨”，悲惨到他在巴黎和这位读不懂他诗歌的女人结了婚。没有爱情的婚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的确是痛心的。但她使诗人的后半生过上安稳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在多病多难的晚年，成为诗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海涅在巴黎非常思念德国，为此他在1943写下了《夜思》一诗，它开头的句子经常被人引用：
当我在夜里想到德国，我便不能安睡。
在诗中，让海涅不能安睡的，是德国的政治状况，更是他对他独居德国的老母的担忧。为了再次见到母亲并把妻子介绍给她，海涅于1843年和1844年最后两次来到德国。
1843年10月，海涅返回汉堡探亲，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
当诗人踏上故土，听到弹竖琴的姑娘在弹唱古老的“断念歌”和“催眠曲”时，感到这些陈词滥调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于是，诗人立即唱出一支新的歌，表达了他要在大地上建立“天上王国”的理想：人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
自然，现实的德国根本不是“天上王国”，当姑娘正在弹唱时，诗人受到普鲁士税收人员的检查。诗人嘲弄那些翻腾箱子的蠢人：“你们为什么也不能找到！/我随身带来的私货，/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
诗人来到亚琛，看到了驿站招牌上的一只象征普鲁士统治的鹰。这只鹰张牙舞爪、恶狠狠地俯视着诗人。瞬间，诗人的内心充满了对它的仇恨，随即愤怒地咒骂和嘲弄这只“丑恶的凶鸟”说：一旦这凶鸟落在我手中，我就要毫不手软地拔掉它的羽毛，果断地砍断它的利爪，将它的尸首系在长竿上示众。
不仅如此，我还要召唤射鸟的能手，来一番痛痛快快地射击。在愤怒中，诗人许下诺言：谁要是把这只凶鸟的尸首射下来，我就把王冠和权杖授给这个勇敢的人，并向他欢呼：“万岁，国王！”
诗人对普鲁士军人可笑的装束和呆板的动作也进行嘲讽。对普鲁士国王为他们设计的军盔上那个尖顶，诗人预告了它的命运：“一旦暴风发作，/这样一个尖顶就很容易/把天上最现代的闪电/导引到你们浪漫的头里！”
诗人来到莱因河畔的科隆市，在朦胧夜色里浏览市容。在审视“阴森森的高高耸起”的科隆大教堂时，他把这座被教会势力当作他们“神圣”的象征、苦心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大教堂称为统治德国的“精神的巴士底狱”。现在那些教堂协会的无赖们企图继续马丁·路德中断过的建筑，“把这专制的古堡完成”。诗人警告说，这个企图是愚蠢的忘想，因为不久的将来，人们不仅不会把它完成，而且还要把教堂内部当作马圈使用。
诗人离开科隆，乘车经过可爱的密尔海木到哈根，接着又从翁纳城出发继续赶路。诗人半夜经过条顿森林时，车轮脱了轴，驿夫去村里设法修车，诗人独自留在森林里，四周是一片狼嗥声。海涅把狼看成是海涅主要作品及介绍坚定的革命者，把狼的嗥叫看作是对自己表示敬意，于是便摆好了姿势，用深受感动的态度对“狼弟兄们”发表慷慨演说：“我感谢你们的信任——/你们对我表示尊敬，/这信任在每个考验的时候/都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
就这样，海涅的这次旅行见闻为他写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同年12月，海涅在巴黎与马克思相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与马克思合作，共同编辑《德法年鉴》。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的思想加快了向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他写出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诗篇，如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包括《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在内的政治诗集等。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一部诗体游记，全诗共21章，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而以诗人游历的踪迹为线索，描写在德国的见闻与观感。贯串全诗的主导思想是海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深沉的爱国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主要表现在对德国封建制度及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憎恨上，诗人用大量篇幅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
在最后一章，诗人宣布“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具有自由思想的“新的一代在生长”，他要为这新一代歌唱、全诗洋溢着强烈的战斗精神，是一部政治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诗篇，海涅也自认为这部作品“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难怪包括此诗在内的（新诗集）一出版，普鲁士政府就宣布在德国彻底查禁，并下令：如果海涅一进入普鲁士国境，就将他立即逮捕。
19世纪40年代初期，德国同整个欧洲一样进入了1848年的革命酝酿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公开地尖锐化了。1844年爆发了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的纺织工人起义，引发了德国更广大的工人争取阶级解放的斗争。这种形势对海涅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内容与特色。
1844年，海涅创作出着名的政治抒情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以声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海涅在诗中没有单纯吟咏工人的苦难，而是表现工人阶级对统治者与剥削者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和不可遏止的愤怒。诗中的工人形象是自觉进行斗争的战士，是旧世界的掘墓人，他们将三重的诅咒织进了埋葬德意志的尸布，表现了工人阶级埋葬旧世界的巨大决心。三重诅咒标志着海涅同德意志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伦理体系的彻底决裂，以及对这些罪恶势力的讨伐。
在诗的最后一节，海涅这样写道：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全诗形象鲜明，语言朴素明快，节奏理跟有力，如进军的鼓点。它是海涅诗歌中最富于革命性的一首。当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高度评价这首诗，并高兴地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