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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威利·卡瑞尔所传授的方法很有效，可以称之为万灵公式，但它毕竟不能适应所有情况，解决所有有关忧虑的问题。
那么，当这个奇妙公式不起作用时，我们还该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下面三种分析问题的基本步骤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困难：
首先，弄清事实。
其次，分析事实。
最后，达成决定，然后依此行事。
这是亚里士多德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方法。我们如果想解决那些逼迫我们，使我们日夜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运用这几个步骤。
首先来看清事实，为什么把它列为首要一条，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因为弄清事实是明智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弄清事实，我们就只能在混乱中摸索。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院长赫伯特·郝基斯，曾帮助二十多万名学生解决了忧虑的问题。他说，世界上的忧虑，多数情况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事实来做决定而产生的。
“混乱是忧虑产生的重要原因。”他告诉我，“例如，我有一个必须在下周二之前解决的问题，那么，在下周二之前我根本不去试着做什么决定。我要做的是集中全力去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我不会发愁，不会为这个问题而难过，更不会失眠，只会一心一意去搜集所有的事实。等下周二到来之时，如果我已经弄清所有的事实，一般说来，问题本身就会不攻自破了。”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摆脱忧虑的缠绕呢？”我问郝基斯院长。“是的，”他说，“我想，我可以乐观地告诉你，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忧虑。我发现，如果一个人能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以一种十分超然、客观的态度去找寻事实的时候，他的忧虑就会在事实的面前销声匿迹。”
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不去弄清事实，甚至主观上不努力去做。爱迪生曾郑重地说：“一个人为了避免花工夫去思想，常常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们专心去考虑事实，通常我们的潜力只能集中在我们已经想到的问题上，而忽略其他的一切，我们只需那些能够适合于行动的事实，那些只符合我们的如意算盘，符合我们原有偏见的事实。
“一切和我们个人欲望相符合的，看来都是真理，其他的一切都会使我们感到愤怒。”安德烈·马罗斯如是说。
怪不得我们会觉得，要得到问题的答案是这样困难。如果我们一直假定3加3等于7，那不是连做一个二年级的算术题目都会有问题吗？可事实上，世界上就有很多的人硬是坚持说3加3等于7，或者是等于70。结果不仅自己烦，周围的人也跟着烦。
我们如何面对这种错误倾向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感情排除于思想之外，以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去弄清事实。
但是，要在我们忧虑的时候那样做，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往往会情绪激动。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两个可以帮助我们像旁观者一样很清晰、客观地看清所有事实的办法：
第一，假设是在为别人搜集各种事实资料，而不是为自己。这样可以保持冷静而超然的态度，也可以帮助自己控制情绪。
第二，在找寻导致忧虑产生的各种事实时，你可以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律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也要搜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些有损于你的希望和你不愿面对的事实。然后，你把两方面的所有事实都写下来。我常常发现，真理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弄清事实真的是需要所有人注意的，如果不先看清事实的话，不仅仅是你，就连我、爱因斯坦，甚至美国最高法庭，都无法对任何问题做出很明智的决定。爱迪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死后留下了2500本笔记簿，里面详细记述了有关他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
因此，在解决问题之前，让我们效仿郝基斯院长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在没有以客观态度搜集到所有事实之前，不要去尝试解决问题，因为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如果不对事实加以分析和诠释，对我们也丝毫没有好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下来之后，再做分析，事情就会明朗许多，解决的途径也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这正如查尔斯·凯特林所说：“只要能把问题弄清楚，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一半。”
单凭用嘴说，你可能不容易理解，中国有句古语：“百闻不如一见。”下面我就讲一个实例来告诉你一个人是怎样把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经验真正付诸行动的。
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在远东地区非常有名的美国商人盖伦·利奇费尔德。1942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利奇费尔德正在中国，下面就是他在我家做客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日军侵占上海时，他们刚刚轰炸了珍珠港，气焰很嚣张。我那时正任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派来一位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跟他们合作，要么就算了。而所谓算了，也就是与日军对抗，最后可能只有死。
权衡利弊后，我决定跟他们合作。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金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我那样做，是因为这笔钱是属于我们香港公司的，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惴惴不安，万一让日本人发现了这件事，可能对我会非常不利。果不其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此事。
当他们发现时，我因外出办事而不在现场，不过我的会计主任在场。他告诉我，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我将面临着什么，我知道我会被他们关进宪兵队去。
日本宪兵队是日本秘密警察行刑室的代名词，是个让人恐惧的地方。我有几位朋友宁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有些朋友，在那里被审问了十天，受尽了苦刑以后，死在了那个地方。可是现在，我也要做好进那个恐怖地方的准备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星期天的下午。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一定被吓得六神无主？的确，如果我没有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一定会被吓坏的。多年来，每次我担心的时候，总是坐下来用打字机打下两个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我担心什么？我能怎么办呢？
所以，在那个下午，我直接回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我住的房间，取出我的打字机。我打下第一个问题：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有可能明天被关进那个令我恐惧的地方。
然后我打下第二个问题：我该如何应对？
经过几个小时深思熟虑，我写下了四种我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每种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其一，我可以尝试着去跟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解释。可是他不会说英文，若是我找个翻译跟他解释，他很可能不耐烦起来，那我可能连一丝生存下来的希望都没有。因为他是个暴徒，所以我宁愿被关进宪兵队，也不愿去跟他谈。
其二，我可以逃走。但这点很快就被我否决了，日本特务一直在监视着我，我从基督教青年会搬出搬进都需要登记。如果我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会被他们抓住而立即枪决。
其三，我可以留在房间里，不再去上班。可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位日本海军上将马上就会起疑心，说不定立刻就会派兵把我抓进宪兵队，而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其四，像平常一样，星期一早上照常去公司上班。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很可能那个日本海军上将正在忙着，而忘掉了我那件事情。即使他想到了，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会来找我的麻烦。这是最好的结局。退一步讲，即使他还来烦我，我仍然还有机会去向他解释，所以应该像平常一样，在星期一早上到办公室去，就好像根本没发生任何事，这样可以给我两个逃避宪兵队的机会。
我决定采取第四个方案：像平常一样，星期一早上去上班。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觉得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日本海军上将正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支香烟，像平常一样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六个星期以后，谢天谢地，他被调回东京去了，我的麻烦也随之结束。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捡回一条命，大概就是因为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坐下来写出各种不同的情况，以及每个步骤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很镇定地做出了决定吧。如果我没有那样做的话，就可能会很慌乱，迟疑不决，会失眠。然后星期一早上上班的时候，一定会极不自然，满面惊慌和愁容。仅这一点，就可能会引起那位日本海军上将的疑心，而使他立刻采取行动。
以后，一次次的经验证明，分析事实做出决定的确有莫大的作用。我们都是因为不能实现预定目标，不能控制自己，回旋在一个令人难过的小圈子里，才会精神崩溃和生活难过。我的经验告诉我，一旦很清楚、确定地做出一种决定之后，50％的忧虑就会消失；再按照决定去做以后，可以排除40%的忧虑。
也就是说，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就能消除我90％的忧虑：
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心的是什么；
列出我所能采取的各种办法；
选择决定采取的办法；
马上就照决定去做。
现在，盖伦·利奇费尔德已是亚洲最重要的美国商人之一。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这种分析忧虑、正视忧虑的方法。威廉·詹姆斯说：“一旦做出了决定，马上就要付诸行动，同时要完全不理会责任问题，也不必考虑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当你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地做出决定后，就要付诸实施，不要再重新考虑，不要迟疑、担忧和犹豫，不要怀疑自己，否则就会引起其他的怀疑，不要回头看。
我问俄克拉荷马州最成功的石油商人韦特·菲利浦，如何把决心付诸行动，他回答说：“我发现，如果超过某种限度以后，还一直不停地去思考问题的话，势必会造成混乱和忧虑。当调查和多加思考对我们有害时，也就是我们该下决心、付诸行动、不再回头的时候了。”
记住盖伦·利奇费尔德所讲述的摆脱忧虑的方法吧！
首先，我担忧的是什么？
其次，我如何应对？
第三，我决定该怎么做？
第四，我应什么时候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