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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东周时期鲁国陬邑，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从小地位贫贱，所以干过很多杂活。他生在文化空气浓厚、历史悠久的鲁国，由于鲁国曾是周公封地，保留着周朝的文化传统，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孔子聪敏好学，幼年就把小碗小盘之类作为祭器，做练习礼节的游戏，稍大后，对于周礼、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这“六艺”也都无所不学。通过勤奋学习，孔子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并培养了自己的积极进取精神。
孔子由于后来在政治上的愿望无法实现，就通过授徒讲学来培养人才，来实现政治理想，结果却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20多岁时，孔子招收鲁国人曾点、颜无由、秦商、冉耕等弟子授业讲学，从此便开始了办私学的教书生涯。
孔子51岁时有机会从政，先后担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后来升任司寇。55岁时，国君让他代理宰相。孔子听到这个喜讯后非常高兴。
上任以后，孔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礼制教化，他把扰乱国家统治秩序的贵族给处决了，在百姓之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了加强王权，他开始削弱三桓的势力，使鲁国渐渐地强盛起来。
孔子在鲁国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鲁国强盛起来。相邻的齐国君臣看到这种形势，担心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他们决定从国内挑选美女和骏马送给鲁国国君，目的是使他们迷恋声色，怠于政事，进而疏远孔子。
鲁定公和贵族大臣果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天天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国事朝政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孔子想劝谏国君，但国君躲在宫里不肯见他。他心知振兴鲁国是没什么希望了，便带着弟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征途。
孔子先后到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等诸侯国，希望得到国君的任用，以便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惜这些国君没有认识到孔子的价值。尽管道路坎坷，吃尽了苦头，但他仍然表现出为实现理想而忘我的奋斗精神。
孔子经过了14年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的生活，深知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了，于公元前484年68岁的时候，回到了久别的祖国鲁国。此后，他致力于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
纵观孔子一生，孔子先是对于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他把传统的“六艺”教育转化为“六经”教育，把道德教育提到教育的首要位置，德智一体而德为主导；
他以“学而优则仕”为教育目的，要把学生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有治国才干的贤人君子；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倡言“有教无类”，以人性的平等为教育的平等奠下了哲学的基础；
他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以及关于教师的理论等。
他所做的这一切，最后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深刻影响并规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路向。即使是现代社会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孔子的教育思想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
孔子还总结以前从政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他的政治社会观，这就是“仁学”思想。“仁学”的核心是“爱人”。孔子把“仁”这一概念上升到哲学范畴。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
“爱人”包括的面相当广泛。它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尊重，要贯彻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恕”要求的是推己及人。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人都贯彻了“忠恕之道”，就能做到君主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服侍君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仁者爱人”还要求统治阶级能做到“举贤才”。孔子主张要不计较小错误，把优秀人才提拔起来，要让优秀人才在邪恶的人之上，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孔子强调统治阶级只要选贤于众，就能使“不仁”的人难以立足，就可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
“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相互尊重。孔子肯定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应该重视一般人民。由此，孔子更进一步提出，要想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给人民一些实际好处，不能光把老百姓当作役使的物件，而是要爱护人力，合理地使用劳动力。
孔子的“仁者爱人”既有对统治阶级的要求，也有对劳动人民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很高的。
孔子认为，要做到“爱人”是不容易的，必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办到，所以他强调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但每个人并不一定都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有的人甚至还会受到私心、个人无限制膨胀的欲望的干扰，从而不能实现“仁”。
为此，孔子又提出一套实现“仁”的方法，主要的就是“克己复礼”，即要用道德规范来从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道德规范是外在的，所以要实现“仁”，主要还是靠内心自觉。这种思想虽有阶级性，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却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严格说来，孔子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作为思想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中庸之道”。孔子承认，事物的变化转移是由于矛盾的存在，他看到事物都有“两端”。为要处理好“两端”，孔子提出他的中庸思想。
所谓“中庸”，就是办事情要有一个适当的标准，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叫作中；这个标准是经常性的，这叫作庸，庸就是常。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没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处理许多事情，都要合乎这个标准。
孔子的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方面。他一方面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典籍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另一方面又用不少时间对这些典籍加以整理。他整理编排《诗》《书》，编订《礼》《乐》，解释《周易》，对历史文化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孔子在71岁这一年，根据鲁国的历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了一部《春秋》，提纲挈领地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200多年的天下大事。
在编写过程中，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春秋》，被称为“六经”之一。它不仅是我国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世界上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它的整理和保存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由于孔子在文化上为中华民族立下如此不朽的丰功伟绩，就使他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孔子的贡献，中华民族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