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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姓李，名耳，人称老聃，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今河南省鹿邑县）。苦县在春秋时期属陈国，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后来陈国为楚国所灭，所以，一般说老子是楚国人。
老子姓李，但为什么被尊称为“老子”而不称为“李子”呢？一说“老，考也”，“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也就是说，因为老子长寿，故称为老子，甚至有的说老子“生而皓首，故称老子”；另一说，老子原姓老，老之变李，是因为老、李音近或音同，语转而然。至于“聃”字，又作“耽”，《说文》云“耽，耳大垂也”，“聃，耳曼也”。段玉裁《注》：“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虽然老子原姓老的可能性较大，但“老子”或“老聃”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的形象就是一个长寿、大耳的老者。
《史记》的传本中又有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聃”。《史记》索隐云：“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字伯阳”是后人加进《史记》的，其原本并不如此。《吕氏春秋·重言》篇云：“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高诱注：“老耽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孔子师之也。”关于周史伯阳父论“三川竭”“周将亡”，见于《国语·周语上》，时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此距孔子有二百多年，老子并非伯阳父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说老子是舜的老师伯阳（《吕氏春秋·当染》：“舜染于许由、伯阳。”高诱注：“伯阳，盖老子也，舜时师之者也。”），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高诱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家，可知老子在汉代已经被神化，以致后来成为道教的“道德天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除了神话之外，老子在正史中也仍有一些谜团。
关于孔子师事老子，《史记·老子列传》有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对周礼应该十分了解。孔子以继承周礼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他去东周向老子问礼，是情理中的事。老子是如何向孔子传授周礼的，《史记》中没说，而载老子把孔子教训了一顿，告诫他要“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对老子的告诫是怎么表示的，《史记》中也没有说，似乎孔子对此告诫并不反感，而对老子其人尤其感到高深莫测。他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走，也知道如何对付它们，但龙“乘风云而上天”，我就不能知道了，老子“其犹龙邪”？
有学者考证，《史记》中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述，可能本之于《庄子》。在此书的《天道》篇中有这样的话：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六经》以说。
此书的《天运》篇又讲：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
沛在当时为宋地，此与“孔子适周”之说不同。但此记孔子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与《史记》的记载相似。司马迁是否把《天道》篇和《天运》篇两处所说合在一起了呢？《庄子》书中还有多处讲到孔子与老子的交往对话，这里就不俱引了。
《史记》中还有两处对孔、老关系的记载。一处见于《孔子世家》：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世家》记此事是在孔子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后来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都说“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另一处见于《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看来，司马迁对于孔子曾经师事老子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学者说，《庄子》书中“寓言十九”，多无实事，司马迁相信了“庄周之徒所捏造”，“杂凑了许多材料，并没有加考辨”，“不足信也”。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曾经师事老子，不仅见于道家和史家的文献，而且也见于儒家的文献。如《礼记·曾子问》载曾子、子夏向孔子问丧礼，孔子在回答时有四处提到“吾闻诸老聃曰”，其中一处说：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
，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
，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枢就道左，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注：
，墓地的道路。）
此处提到的“巷党”可能是鲁国的地名，而“日有食之”与《春秋经》记鲁昭公七年“日有食之”相合，这一年孔子正是十七岁。但《春秋经》记昭公世的日食凡七次，孔子在哪一年、何地向老子问礼，仍不能确定。如果按《庄子·天运》篇所说孔子五十一岁“见老聃”，而那一年并无日食，与此相近的是鲁定公十五年，即孔子五十七岁时有日食。
除了《礼记·曾子问》之外，在《孔子家语》的《五帝》篇和《执辔》篇也有两处提到孔子说“昔丘也闻诸老聃曰”，《韩诗外传》卷五中也记子夏说“仲尼学乎老聃”。可见，虽然孔子何时、何地、几次向老子问礼，并不能确定，但有此事实是儒、道两家都承认的。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对此提出批评：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耳。”不唯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韩愈否认孔子曾经师事老子，是出于建立儒家道统说的需要，而没有历史的根据。近代以来亦有学者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其证据只说明“其年难定”“其地无据”，而不能说明实无此事。
《史记·老子列传》还有《老子》之成书的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对这段记载也有些疑问。首先是“至关”的“关”是哪个关。一说是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一说是散关，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一般认为此指函谷关为是，但清代学者汪中在《老子考异》中指出，函谷关之置是在战国时期秦献公之世（献公元年为公元前384年），这已是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近一百年以后了。其次是“关令尹喜”为何时的人物。此人一般被称为关尹或关尹子（一说关令尹即守关的关吏，名喜；一说姓关名尹，“关令尹喜曰”本无“令”字，意谓关尹喜悦而发言。此姓名的疑问无关宏旨，可以不论）。《庄子·天下》篇云：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不知为什么把关尹列在老聃之前。《庄子·达生》篇、《吕氏春秋·审己》篇和《列子·说符》篇等都记关尹与列子同时，而《庄子·让王》篇和《列子·说符》篇又都记列子与“郑子阳”同时。此“郑子阳”一说是郑相子阳，而郑相子阳据《史记·郑世家》是在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98年）被杀，这已接近秦献公之世了；一说是郑君子阳，即《韩非子·说疑》篇“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的子阳，此子阳在史书上没有留下确切的年代，但《庄子·应帝王》篇和《列子·天瑞》篇等又记列子师事壶丘子林，与伯昏无人相友，据《庄子·德充符》篇和《吕氏春秋·下贤》篇，壶丘子林、伯昏无人与子产同时，而《左传》明确记载子产与孔子同时。如果依前一说，老子见关尹就不可能了；而依后一说，则子产、关尹、列子均与孔子同时，老子“至关”而见关尹，“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是可能的。
《老子列传》又说：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德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史记》正义云：“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其实，司马迁未必怀疑“老子或是老莱子”，因为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已明列老子与老莱子是两个人，而且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德之用”与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也不相合。但司马迁为什么要在《老子列传》中提到老莱子呢？有学者认为这只是“附见之耳”，与慎到、田骈、公孙龙、墨翟等“附见于《孟子荀卿列传》同义”。但“附见之”不应插在老子传记的中间，其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有人怀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所以司马迁记上了这个“或曰”。
《老子列传》中又有对老子享寿多少年的“或言”：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如果说老子活了一百余岁，尚有此可能；如果说老子活了二百余岁，就有些神化了。二百余岁的“或言”又是与接下来的一段记载相联系的：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关于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史记》的《周本纪》和《秦本纪》中都有记载，时在周烈王二年、秦献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374年，因此，这不是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而是一百零五年的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如果“儋即老子”，那么老子就是活了二百余岁了。当时的人们“莫知其然否”，但近代以来的学者则可以肯定春秋时期的老子绝非战国时期的太史儋。然而，因为对孔子是否曾经问礼于老子有疑问，又因为对老子“至关”的“关”是何时设置、“关令尹喜”是何时的人物有疑问，所以“儋即老子”就有可能了；当然，说“儋即老子”已不是指春秋时期的老子，而是说著《老子》上下篇的老子即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清代的学者汪中在《老子考异》中就已持这样的观点，现代的学者则有谓汪说“要为千古卓识”。
《老子列传》说：“老子，隐君子也。”“隐君子”就是隐士，这与老子先为周守藏室之史，后来“免而归居”或“见周之衰，乃遂去”的身份相符合。也可能正是因为老子之“隐”，史迹不详，所以《老子列传》中才留下了这些疑问。《老子列传》接着有对老子后代的记载：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这段记载仍留下了疑问。“段干”是魏国的地名，而老子之子“宗”封于段干，此人当即《战国策·魏策三》和《史记·魏世家》中所记的“段干崇”或“段干子”（“宗”与“崇”古音同而通用），《魏策三》和《魏世家》记魏王派段干崇向秦割地讲和是在魏安釐王四年、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此时距孔子去世已二百多年，所以段干宗不可能是老子的儿子，而与太史儋的年代稍接近，故有可能是太史儋之子。“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
太傅”，若此则“解”为老子的八代孙，而与“解”同时的孔安国已是孔子的十三代孙。老子既年长于孔子，则其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因此，关于《史记》对老子世系的记载，要么是认为不可据信，要么是把老子世系每代之间的时间拉长，或将其中的“玄孙”解释成“远孙”（这样就多出了几代），再就是认为司马迁误把太史儋的世系作为老子的世系了。
司马迁生当汉初，去古未远，他当时对老子其人的了解当比后世学人了解得更多。但当时老子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世莫知其然否”的传说，司马迁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撰写了《老子列传》。仔细分析起来，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春秋时期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但对当时的一些“或曰”“或言”也没有做出或是或非的明确判断，而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疑问，备下了种种争端。孔子说，老子“其犹龙邪”？“龙”的形象一是有些神奇、高远，一是有些缥缈、隐逸。我们现在虽然是把老子作为一个平实而伟大的思想家，但也应该承认，受史料所限，老子周围的疑云还不能全然消去。
司马迁在《史记》中作有《老子列传》，其首段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周守藏室之史”，就是东周朝廷里掌管藏书的官员。可以说，老子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整天守着这么多的书，老子成为博学多才的学者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古代史官除了掌管图书，还执掌天文历法的测算。老子思想中有深厚的自然知识基础，与他的天文历法知识背景有很大关系。还有文献表明，老子不但掌管图书与测算天文历法，还有权向天子进谏，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对现实政治提出了尖锐批评，这是老子熟悉政治的表现。
老子故里地处江淮流域北部，属于楚文化区域。楚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有明显差异。黄河流域文化是春秋时期以来“诸夏”共同创造的礼乐文化，诞生在黄河流域的孔子就是礼乐文化的代言人。我们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论述社会伦理、政治与人生时，都是采用主流社会常用的语言，既高雅又通俗易懂。但是，当我们拿起《老子》来读，总是觉得不太好懂，这除了因为老子之“道”本身很难理解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老子身处江淮流域，语言习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而带有神话浪漫色彩的楚文化本身具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与主流文化有重要差异。
《老子》一书中还多处提到“母”和“玄牝”，这都显示出老子思想中保留了原始宗教性质的女性崇拜痕迹。另外，老子对水特别钟爱，这与江淮地域广泛分布着江河湖泊有直接关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八章，下引《老子》只标注章次），水避上就下的特征和女性柔弱的性格极为相似。普通人看来柔弱的水和女性，在老子这里却得到了格外关注。老子善于用水和女性来论说“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春秋末期，周朝中央政府往日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天下乱成了一锅粥。老子看到周朝大势已去，作为史官的他不能力挽狂澜，于是就辞官退隐。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关长）喜得知老子将要隐退，于是恳求他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不善张扬的老子答应了喜的要求，写下了自己对自然之道和社会人生的看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老子》（又称《道德经》）。这样看来，《老子》的成书颇具偶然性和传奇色彩。
老子不善于和主流社会交往的个性，给后世研究者还原历史文本和人物的真实面貌带来了很大难度。严谨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的最后又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楚国人老莱子，他曾经著书立说，谈论“道”；还有一位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曾经见过秦献公的太史儋。这两个人也叫老子，那么，《老子》的作者是不是这两个“老子”？在西汉时期，这个问题已经搞不清楚了。司马迁说：“世莫知其然否。”在先秦诸子传记中，司马迁很少使用这样含糊的语气。看来，老子其人其书在当时就成了疑案。
近代“五四”运动以后，很多学者重新提起老子的问题。梁启超首先提出，古代老聃与我们今天看到《老子》这本书的作者实际上是两个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老子》成书很晚，估计大约在战国后期。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影响很大，顾颉刚等很多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老子》晚出的理由主要是这本书里有些话，春秋时候的人说不出来。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坚持传统说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主流的说法，就是老子不是道家的创始人，即《老子》这本书不是道家的第一部文献。
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事情确实如此，有时候大地会给人们意外的惊喜，为争论的问题给出答案。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软侯墓考古有重大发现，给学者们带来最大惊喜的是抄写在绢帛上的文献——帛书，其中就有汉朝初年抄写的《老子》两种，即帛书甲本和乙本。考古学家说，马王堆汉墓是西汉早期墓葬，作为陪葬品的帛书《老子》的抄写时代应该在汉初或战国末年。这样，根据出土的帛书甲本和乙本，就把“老子是汉代人”的说法推翻了。值得注意的是，帛书本《老子》虽然也分为上下两篇，但是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和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排列顺序正好相反。帛书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道家文献，根据综合研究，多数学者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观点，即《老子》这本书是道家的第一部文献，《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的老聃正是《老子》的作者。
继马王堆重大考古发现二十年后，大地又一次献出了宝藏。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大批竹简，有道家的《老子》和《太一生水》，还有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儒家著作。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打开郭店楚简，就好像打开了一个繁盛的思想世界”，大量儒家思孟学派文献的发现，弥补了先秦儒家由孔子到孟子之间学术传承的缺环，消除了人们一贯认为儒家缺乏心性之学的误解。而道家文献《老子》和《太一生水》的发现，为老子公案的进一步解决提供了可靠文本。考古学家推断，墓主人为楚国太子的老师，所以把生前教授太子修身治国的书籍作为随葬品。郭店楚墓的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所以，墓中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的抄写时间肯定在此之前，这样就彻底打破了“《老子》晚出”的说法。而《太一生水》则是一篇不见于传世文献的道家自然知识的论文，对于研究老子以后道家思想不同的发展路向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人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左手执竹简，右手执毛笔，在狭窄的竹木简策上书写了。战国时代，用于书写同一部书的竹简长度相同，编线之间的距离相等。根据这些竹简长度和编线的不同，郭店出土的七十一支《老子》竹简可分为三部分，称为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郭店《老子》有一千六百四十多个字，相当于今本的三分之一。三组内容基本不重复，而且在今本中都能找到。但竹简本《老子》有的文句和今本存在重大差别。
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一般认为，这一章是道家反对儒家仁义学说的重要证据。但竹简本《老子》的表述与今本有着很大不同：“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不但顺序不同，而且文义也存在巨大差异。今本的“绝圣弃智”竹简本作“绝智弃辩”，“绝仁弃义”作“绝伪弃诈”。这种差异说明，老子对儒家提倡的“仁”“义”“圣”并不完全排斥，竹简本《老子》只是摈弃了“智”“辩”“伪”“诈”。而这些概念除“智”以外，也是儒家所反对的。
儒家讲诚信，反对“巧言令色”，和竹简本《老子》反映的意思基本一致。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表明，战国早期的儒道关系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水火不容、相互诋毁。儒道两家的著作共处一墓，似乎也说明儒道两家可以和平共处。但我们也要注意，竹简本《老子》仍然反对“智”，即反对人类的智慧。这种反智意识由老子奠基，一直是道家的主导思想。这和儒家重视知识的传统明显不同。有学者指出，“老子哲学与孔子思想的重点完全不同，其基本精神也不一样，但二者并非完全不相容。老子之自然与孔子之仁学中确有一致之处，在一定范围内，老子不必然反对儒家之道德，而孔子也不必然反对老子之自然。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老子之自然有利于孔子之仁发挥影响，而儒家之仁德也有利于实现老子所向往的自然之秩序”（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
现在我们看到了《老子》的三个版本：竹简本、帛书本和传世本。今本和帛书本都是八十一章。从成书时代说，竹简本最早，帛书本次之，传世本最晚。虽然竹简本《老子》也不是原始的《老子》，但毕竟更接近于《老子》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