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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宋时期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在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使道教得到了空前发展。

道教在隋唐时代重玄哲之学、义理之学,对法师品位进升及法箓授受都有严格规定。随着教义和思想的转变,道教逐渐形成三教合一体制,并进行制度化的管理。

隋唐至北宋,道教进入兴盛时期。

(一)隋唐时期的发展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统治时间短暂,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

隋初,隋文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隋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619年5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200顷赐观。可见李渊对道家的推崇。

在唐代,以传授上清经法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很多知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李含光等。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宗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最高地位的道派。其中,王远知是茅山宗第十代宗师,为茅山宗进入唐代以后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王远知出身于官宦之家,极得唐高祖和太宗的器重。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

同时,李世民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王远知于贞观九年死后,在高宗调露二年被追赠为大中大夫,谥号升贞先生。四年后又获赠紫金光禄大夫称号。

道士薛颐,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

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减。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

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

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高宗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

显庆五年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此,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由于唐玄宗的崇道,当时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诗人李白也加入道教。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30所之多。

宫观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

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的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

尉迟恭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

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显而易见。在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

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

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颇深。

(二)隋唐重玄哲之学

魏晋以来,不受道教重视的老庄著作,被列入《道藏》太玄部首经,成为唐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道经。

道教在唐代建立起了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唐代崇奉道教,既有政治上的利用,也有帝王个人的信仰,但以政治利用为主。

统治者利用道教,一是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帝王统治的目的;二是利用道教的一些法术来佐国济民,其实质是利用宗教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三是利用道教劝善惩恶,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四是利用道教来抑制或反对佛教、巫教等教派的流传和发展;五是利用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治国之略和养生之道;六是利用道教神仙方术,以求长生成仙。

因此,自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抑佛,梁武帝尊佛崇道,周武帝毁佛抑道,隋文帝先佛后道,唐初是崇道抑佛,武则天是先佛后道,唐玄宗崇道抑佛。这些决策,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唐代义理之学

唐代前期,道教在理论建树的总体与精深方面,有不足之处,常处于佛教下风。

此时,道教中的博学之士,以中华文化中的道家老庄之学为本位,吸取佛教中的义理精华,加以融会贯通,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理问题,提出了诸多新解释与新观念,形成新的道教义理之学。

成玄英的重玄学说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师承于江东重玄诸家,而加以深化完善的玄与又玄说;二是独得于魏晋郭象之玄学思想,而加以改造提出的道教自身的自然独化说;三是深化道教哲学理论的道性与真性说。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其核心是关于玄与又玄的学说。其内容为:道本无名无形,不可言说,然而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无之与有,虽然名称不同,但同为大道所出。所以,道这种深奥玄远的状态称作玄。如果能够悟解道的这种深奥玄义,也就打开了认识天下万物的关键性心智。

成玄英的真性说,表明了这样一条逻辑思维路向,即道的本性是自然清静的,修道众生也同万物一样,禀赋道性而自然化生。因此,众生之本性也应是清静无为的。然而,众生赋性成形以后,由于外物的诱惑和干扰,则渐渐耽于物欲,心识迷乱,丧失本性。解救的唯一办法就是静心修道,摒弃物象之干扰,体悟万法虽动不动,而归根复命,静于真性,以达长生久视之道。

李荣是继成玄英之后,又一个在重玄思想领域内有独到学术研究和贡献的道士。他著有《老子注》,现已失传。

李荣认为,至真之道是虚极之理,无声无色,无形无名,既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和心灵来认识。然而它却能包容一切事物,弥罗整个宇宙。既然世俗的正面认识方式,不足以表达真道的存在,那么只能从反面的否定方式来以体现和说明。

真道作为实体,不生不灭,从时间上讲是不停不断,从空间上讲是无象无形,从运动变化来说不盛不衰,无所相待,绝对长存。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实体、时空与运动变化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而道排除了所有这些条件,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它相对。因此,这样的真道,其性质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精神实体。李荣将道解为虚极之理,是他在道教义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

司马承祯的道教哲学思想可归纳为,道本元气论和注重生命科学与养身健体修炼。司马承祯将道教的心法修炼,分成敬信、继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这七个步骤来完成。

(四)法师及法箓授受

在唐代,道教派别有很多。每派中,法师品位都有高低之分。所以传授的经文也不同。

一般说来,教外人士多称在俗弟子,尊奉正一教后可成为清信弟子,清真弟子,正式入道可称为正一道士。由正一道士再晋升洞神派三皇弟子,无上洞神法师,然后再成为高玄派高玄弟子,太上高玄法师,再迁为界玄派升玄内教弟子,升玄法师,再上一级成为洞玄法师,洞真法师,三洞法师,大洞法师。

只有得到洞真法师尊号后,不管原属于何派,均可再受大戒,登上道教的最高一级法师的职位。

道教法师们认为,箓文是由道气演衍的文字,是太上老君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因此,符图的绘制采用象征云霞烟雾的篆体,文中排列众多天仙地祗名号,要求受箓道士熟读背诵,成为做法事的依凭。

箓通常是指记录有关天官功曹,十方神仙名属,召役神吏,施行法术的牒文。它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道教中又称为法箓。法箓文牒中一般必有相关的符图,道教经典中有时又统称符箓。

箓文开创于张道陵。隋唐以来,道士推崇符咒术,他们坚信奉受太上所传的法箓,背诵箓文中的天官功曹姓名,自然界的一切均受制于我,天神保我,吏兵护我,凶邪不敢侵,疾病不能扰,在道门内将符员视为瑰宝,并制定了严格的授受规则、程序。

唐代三洞法箓分属于洞神、洞玄、洞真,三洞之间有高低之分,但没有门户隔阂。

正一盟威法箓,是南北朝以来正一天师门下法箓的总汇集。它又称作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宝箓。“太”为最大最高者,“上”是指太上老君,“三者”指天地人三才,“五者”为黄中总数,元精固守。

正一法箓始自张道陵,经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的整理,使法箓适用于道教各派活动。

(五)唐代外丹的发展

唐代为道教外丹的黄金时期,很多炼丹实践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以神符白雪丹、黄帝九鼎丹、老君还丹最为著名。

外丹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封建统治者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道教的服饵仙术,这极大的信崇推动了道教外丹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道教外丹术的历史发展本身。

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以什么药物作为还丹原料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丹道流派。最重视炼制和服饵黄金,为丹砂的金砂派;主张以铅汞为至宝大药的,为铅汞派;主张以硫汞转炼合成的,为硫汞派。

经过了数百年的实验,至唐末,人们终于认识了外丹成仙说的荒唐。

在此条件下,内丹成仙说乘时而起,以一套具有玄深哲理的内容,成为道教炼养术中的显学,并形成了以修炼内丹为主的教派,即主要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及兴起于金朝的全真道。

内丹传承的第一代为钟离权。以下第四代是两宋内丹方面最重要的人物,系出于刘海蟾门下,即:李练、张仲范、蓝元道、马自然、张伯端、张继先、王庭扬、刘列、陈仲虚、小郑真人、麻衣道者、陈抟等。

其中,陈抟为五代末北宋初道士,通三教之学,多所师法。张伯端为金丹派南宗之祖,代表作为《悟真篇》。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后人尊称为南宗五祖。

内丹的盛行,使传统的丹鼎道教改变了其贵族专利品的性质,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内丹派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教团南宗,即全真道。这是丹鼎道教的一大改革,也是宋元道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修道成仙是道教修炼的根本目的,也是道教宗教观念的核心。道教神仙思想的变迁,反映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唐代安史之乱至北宋初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动乱时期,造成了道教内容的改变和道士成分的改变。

此时,奉道求神仙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隐于山中,不求闻达,如唐初的潘师正;二是精究方术,全性保真,或炼丹合药,如中山靖王之后刘商;三是身情异术,逃于形骸,和光混俗,隐于市井的,如孙登。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给修道之人的队伍中又增添了两类人:一类是仕途无望,归隐山林,到道教中寻找寄托。有的是辞官不做,逃于世外,如罗隐之、郑云叟等。还有一类人是专修道教方术,以求在乱世中或生存自保,或救助贫弱。

唐末五代所出现的这两类追求道教的人物,对后来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代表就是被传为神仙的吕洞宾。

唐末五代以后,人们对道教的追求则较多地带有实用的目的,内儒外道的道士无形中使道教渗入了更多的儒家思想。这种结果造成的影响,为南宋道教全真派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其神仙思想也影响到了道教金丹思想,促进了向内丹思想转化的过程。

在全真教里,神仙已不再是远离世外、超出凡间的了,而是可以变化升举,长生永驻的幻人物了。神仙的神奇色彩少了,人性的色彩多了。

(六)宋代时期的发展

在唐宋时代,三教合一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也同样表现在宋代形成的吕洞宾信仰中。

由于吕洞宾信仰在宋代的广泛影响,宋代形成的全真教南北宗,都把其信仰吸收到自己的教派来。内丹术全让全真派占去,正一派只余下传统的鬼神崇拜与符咒之方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八仙的传说。

道教神仙思想的演变,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更新。宋代全真教的出现正是这一更新的结果。全真教建立道教丛林,使道教开始有了统一教团组织和明确的传法世系。元代以后,道教基本被划为正一与全真两大派。从此结束了前代道教散乱芜杂的存在方式。

宋元时期,在四百余年间,道教进入了一个发展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民族矛盾尤为突出。道教的兴盛与贯穿这一时代的民族矛盾关系至深。

继唐以后,宋代是中国道教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宋代又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较多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代道教不仅没有爆发过宗教性的社会骚乱,而且稳步走向繁荣,这与宋代皇帝对道教的态度和宋政府道教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这一时期新的教派林立,如茅山、合皂山、大虎山的三山符箓,是宋朝规定授箓地点,成为符箓派三大宗派。

宋朝各代对道教信而不疑,这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央集权的政府内设立中央道箓院,地方道正司,加强对道教的管理。设立宫观内部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宫观设立的审批与限制,并设置了道冠职官制度。

宋代是道冠职官体制最完整的时期。宋代规定了入道的要求,第一是符合年龄,第二是家长同意,第三是不违法悖俗,第四是必须礼师。

同时规定了道教的等级,即紫衣师号等级制度。规定真人只用于封神,即金门羽客,高士是指志行高尚之士,炼师是指一般道士。师号是政府代表皇帝赐给僧道的称号,它具有政治特征。道号是为学道或好道之人的别称,自行随意而取的称号。

对于道教,宋王朝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限制宫观数量,防止社会直接生产者减少,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道教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

总之,隋唐至北宋,道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道教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是道教史上的兴盛时期。

南北道派在互相交融的基础上,茅山宗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楼观道在隋唐之际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其教义方术亦颇受茅山宗的影响。

这一时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尤其突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代的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大多出自茅山宗。

他们或著书立论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法琳 生于陈宣帝太建三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年69岁。著有辩正论五卷,及诗、赋、启、颂、碑、表、章、议、大乘教法并诸论纪传合30余卷。

长孙无忌 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兄长。

褚遂良 唐朝著名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其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昭仪 皇帝妃嫔封号之一。汉元帝时始置,原为妃嫔中的第一级。自魏晋至明均曾设置,但地位已经下降。

杜光庭 唐末五代道士,道教学者。字圣宾,号东瀛子。浙江人。著有《广成集》《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门科范大全集》《墉城集仙录》等。

尉迟恭 字敬德,山西朔城区人。唐朝名将,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赠司徒兼并州都督。谥忠武,赐陪葬昭陵。

成玄英 唐代初期道士。对老庄之学颇有研究,致力于文理的注疏,继承和发挥“重玄”思想,使重玄之道成为唐朝初年道教哲学思想的一大主流。

郭象 西晋时期玄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好老庄,善清谈。著有《庄子注》。

李荣 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唐代道教重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重玄思想解释《老子》而著称。主要著作《老子注》。

茅山 是江苏的一座道教名山,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被道家称为“上清宗坛”。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美誉。 EdmUw1D1i3Py7xuggwIz0CQxq2bhPMu9UKAvpBkqSq0g03KfMrljWER++Bc24z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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