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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在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使道教得到了空前发展。
道教在隋唐时代重玄哲之学、义理之学，对法师品位进升及法箓授受都有严格规定。随着教义和思想的转变，道教逐渐形成三教合一体制，并进行制度化的管理。
隋唐至北宋，道教进入兴盛时期。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统治时间短暂，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
隋初，隋文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隋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619年5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200顷赐观。可见李渊对道家的推崇。
在唐代，以传授上清经法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很多知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李含光等。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宗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最高地位的道派。其中，王远知是茅山宗第十代宗师，为茅山宗进入唐代以后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王远知出身于官宦之家，极得唐高祖和太宗的器重。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
同时，李世民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王远知于贞观九年死后，在高宗调露二年被追赠为大中大夫，谥号升贞先生。四年后又获赠紫金光禄大夫称号。
道士薛颐，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
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减。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
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
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高宗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
显庆五年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此，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由于唐玄宗的崇道，当时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诗人李白也加入道教。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30所之多。
宫观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
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的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
尉迟恭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
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显而易见。在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
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
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颇深。
魏晋以来，不受道教重视的老庄著作，被列入《道藏》太玄部首经，成为唐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道经。
道教在唐代建立起了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唐代崇奉道教，既有政治上的利用，也有帝王个人的信仰，但以政治利用为主。
统治者利用道教，一是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帝王统治的目的；二是利用道教的一些法术来佐国济民，其实质是利用宗教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三是利用道教劝善惩恶，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四是利用道教来抑制或反对佛教、巫教等教派的流传和发展；五是利用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治国之略和养生之道；六是利用道教神仙方术，以求长生成仙。
因此，自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抑佛，梁武帝尊佛崇道，周武帝毁佛抑道，隋文帝先佛后道，唐初是崇道抑佛，武则天是先佛后道，唐玄宗崇道抑佛。这些决策，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前期，道教在理论建树的总体与精深方面，有不足之处，常处于佛教下风。
此时，道教中的博学之士，以中华文化中的道家老庄之学为本位，吸取佛教中的义理精华，加以融会贯通，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理问题，提出了诸多新解释与新观念，形成新的道教义理之学。
成玄英的重玄学说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师承于江东重玄诸家，而加以深化完善的玄与又玄说；二是独得于魏晋郭象之玄学思想，而加以改造提出的道教自身的自然独化说；三是深化道教哲学理论的道性与真性说。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其核心是关于玄与又玄的学说。其内容为：道本无名无形，不可言说，然而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无之与有，虽然名称不同，但同为大道所出。所以，道这种深奥玄远的状态称作玄。如果能够悟解道的这种深奥玄义，也就打开了认识天下万物的关键性心智。
成玄英的真性说，表明了这样一条逻辑思维路向，即道的本性是自然清静的，修道众生也同万物一样，禀赋道性而自然化生。因此，众生之本性也应是清静无为的。然而，众生赋性成形以后，由于外物的诱惑和干扰，则渐渐耽于物欲，心识迷乱，丧失本性。解救的唯一办法就是静心修道，摒弃物象之干扰，体悟万法虽动不动，而归根复命，静于真性，以达长生久视之道。
李荣是继成玄英之后，又一个在重玄思想领域内有独到学术研究和贡献的道士。他著有《老子注》，现已失传。
李荣认为，至真之道是虚极之理，无声无色，无形无名，既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和心灵来认识。然而它却能包容一切事物，弥罗整个宇宙。既然世俗的正面认识方式，不足以表达真道的存在，那么只能从反面的否定方式来以体现和说明。
真道作为实体，不生不灭，从时间上讲是不停不断，从空间上讲是无象无形，从运动变化来说不盛不衰，无所相待，绝对长存。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实体、时空与运动变化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而道排除了所有这些条件，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它相对。因此，这样的真道，其性质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精神实体。李荣将道解为虚极之理，是他在道教义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
司马承祯的道教哲学思想可归纳为，道本元气论和注重生命科学与养身健体修炼。司马承祯将道教的心法修炼，分成敬信、继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这七个步骤来完成。
在唐代，道教派别有很多。每派中，法师品位都有高低之分。所以传授的经文也不同。
一般说来，教外人士多称在俗弟子，尊奉正一教后可成为清信弟子，清真弟子，正式入道可称为正一道士。由正一道士再晋升洞神派三皇弟子，无上洞神法师，然后再成为高玄派高玄弟子，太上高玄法师，再迁为界玄派升玄内教弟子，升玄法师，再上一级成为洞玄法师，洞真法师，三洞法师，大洞法师。
只有得到洞真法师尊号后，不管原属于何派，均可再受大戒，登上道教的最高一级法师的职位。
道教法师们认为，箓文是由道气演衍的文字，是太上老君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因此，符图的绘制采用象征云霞烟雾的篆体，文中排列众多天仙地祗名号，要求受箓道士熟读背诵，成为做法事的依凭。
箓通常是指记录有关天官功曹，十方神仙名属，召役神吏，施行法术的牒文。它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道教中又称为法箓。法箓文牒中一般必有相关的符图，道教经典中有时又统称符箓。
箓文开创于张道陵。隋唐以来，道士推崇符咒术，他们坚信奉受太上所传的法箓，背诵箓文中的天官功曹姓名，自然界的一切均受制于我，天神保我，吏兵护我，凶邪不敢侵，疾病不能扰，在道门内将符员视为瑰宝，并制定了严格的授受规则、程序。
唐代三洞法箓分属于洞神、洞玄、洞真，三洞之间有高低之分，但没有门户隔阂。
正一盟威法箓，是南北朝以来正一天师门下法箓的总汇集。它又称作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宝箓。“太”为最大最高者，“上”是指太上老君，“三者”指天地人三才，“五者”为黄中总数，元精固守。
正一法箓始自张道陵，经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的整理，使法箓适用于道教各派活动。
唐代为道教外丹的黄金时期，很多炼丹实践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以神符白雪丹、黄帝九鼎丹、老君还丹最为著名。
外丹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封建统治者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道教的服饵仙术，这极大的信崇推动了道教外丹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道教外丹术的历史发展本身。
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以什么药物作为还丹原料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丹道流派。最重视炼制和服饵黄金，为丹砂的金砂派；主张以铅汞为至宝大药的，为铅汞派；主张以硫汞转炼合成的，为硫汞派。
经过了数百年的实验，至唐末，人们终于认识了外丹成仙说的荒唐。
在此条件下，内丹成仙说乘时而起，以一套具有玄深哲理的内容，成为道教炼养术中的显学，并形成了以修炼内丹为主的教派，即主要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及兴起于金朝的全真道。
内丹传承的第一代为钟离权。以下第四代是两宋内丹方面最重要的人物，系出于刘海蟾门下，即：李练、张仲范、蓝元道、马自然、张伯端、张继先、王庭扬、刘列、陈仲虚、小郑真人、麻衣道者、陈抟等。
其中，陈抟为五代末北宋初道士，通三教之学，多所师法。张伯端为金丹派南宗之祖，代表作为《悟真篇》。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后人尊称为南宗五祖。
内丹的盛行，使传统的丹鼎道教改变了其贵族专利品的性质，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内丹派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教团南宗，即全真道。这是丹鼎道教的一大改革，也是宋元道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修道成仙是道教修炼的根本目的，也是道教宗教观念的核心。道教神仙思想的变迁，反映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唐代安史之乱至北宋初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动乱时期，造成了道教内容的改变和道士成分的改变。
此时，奉道求神仙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隐于山中，不求闻达，如唐初的潘师正；二是精究方术，全性保真，或炼丹合药，如中山靖王之后刘商；三是身情异术，逃于形骸，和光混俗，隐于市井的，如孙登。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给修道之人的队伍中又增添了两类人：一类是仕途无望，归隐山林，到道教中寻找寄托。有的是辞官不做，逃于世外，如罗隐之、郑云叟等。还有一类人是专修道教方术，以求在乱世中或生存自保，或救助贫弱。
唐末五代所出现的这两类追求道教的人物，对后来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代表就是被传为神仙的吕洞宾。
唐末五代以后，人们对道教的追求则较多地带有实用的目的，内儒外道的道士无形中使道教渗入了更多的儒家思想。这种结果造成的影响，为南宋道教全真派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其神仙思想也影响到了道教金丹思想，促进了向内丹思想转化的过程。
在全真教里，神仙已不再是远离世外、超出凡间的了，而是可以变化升举，长生永驻的幻人物了。神仙的神奇色彩少了，人性的色彩多了。
在唐宋时代，三教合一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也同样表现在宋代形成的吕洞宾信仰中。
由于吕洞宾信仰在宋代的广泛影响，宋代形成的全真教南北宗，都把其信仰吸收到自己的教派来。内丹术全让全真派占去，正一派只余下传统的鬼神崇拜与符咒之方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八仙的传说。
道教神仙思想的演变，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更新。宋代全真教的出现正是这一更新的结果。全真教建立道教丛林，使道教开始有了统一教团组织和明确的传法世系。元代以后，道教基本被划为正一与全真两大派。从此结束了前代道教散乱芜杂的存在方式。
宋元时期，在四百余年间，道教进入了一个发展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民族矛盾尤为突出。道教的兴盛与贯穿这一时代的民族矛盾关系至深。
继唐以后，宋代是中国道教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宋代又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较多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代道教不仅没有爆发过宗教性的社会骚乱，而且稳步走向繁荣，这与宋代皇帝对道教的态度和宋政府道教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这一时期新的教派林立，如茅山、合皂山、大虎山的三山符箓，是宋朝规定授箓地点，成为符箓派三大宗派。
宋朝各代对道教信而不疑，这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央集权的政府内设立中央道箓院，地方道正司，加强对道教的管理。设立宫观内部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宫观设立的审批与限制，并设置了道冠职官制度。
宋代是道冠职官体制最完整的时期。宋代规定了入道的要求，第一是符合年龄，第二是家长同意，第三是不违法悖俗，第四是必须礼师。
同时规定了道教的等级，即紫衣师号等级制度。规定真人只用于封神，即金门羽客，高士是指志行高尚之士，炼师是指一般道士。师号是政府代表皇帝赐给僧道的称号，它具有政治特征。道号是为学道或好道之人的别称，自行随意而取的称号。
对于道教，宋王朝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限制宫观数量，防止社会直接生产者减少，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道教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
总之，隋唐至北宋，道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道教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是道教史上的兴盛时期。
南北道派在互相交融的基础上，茅山宗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楼观道在隋唐之际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其教义方术亦颇受茅山宗的影响。
这一时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尤其突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代的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大多出自茅山宗。
他们或著书立论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法琳 生于陈宣帝太建三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年69岁。著有辩正论五卷，及诗、赋、启、颂、碑、表、章、议、大乘教法并诸论纪传合30余卷。
长孙无忌 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兄长。
褚遂良 唐朝著名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其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昭仪 皇帝妃嫔封号之一。汉元帝时始置，原为妃嫔中的第一级。自魏晋至明均曾设置，但地位已经下降。
杜光庭 唐末五代道士，道教学者。字圣宾，号东瀛子。浙江人。著有《广成集》《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门科范大全集》《墉城集仙录》等。
尉迟恭 字敬德，山西朔城区人。唐朝名将，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赠司徒兼并州都督。谥忠武，赐陪葬昭陵。
成玄英 唐代初期道士。对老庄之学颇有研究，致力于文理的注疏，继承和发挥“重玄”思想，使重玄之道成为唐朝初年道教哲学思想的一大主流。
郭象 西晋时期玄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好老庄，善清谈。著有《庄子注》。
李荣 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唐代道教重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重玄思想解释《老子》而著称。主要著作《老子注》。
茅山 是江苏的一座道教名山，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被道家称为“上清宗坛”。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