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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我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汉传佛教就是佛教东传至汉地后被译成汉语，以汉语文献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佛法。当然，佛教传入我国并生根发展，有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历代兴建佛寺，佛经翻译也大量进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传播。佛教在我国传承不断，历朝历代不但高僧倍出，更重要的是常常国家出钱，兴建大批寺院等，鼓励中兴的事迹不可胜数。
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传系，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的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
汉传佛教是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
有一种说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时传入我国的，也有说是在秦朝以前传入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一般认为不可信，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10多岁。
现在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摄摩腾与竺叔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这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因此，在我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我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我国第一部汉译佛经。迦摄摩腾和竺叔兰的到来，掀开了我国佛教传播新的一页。
最初，汉明帝以极隆重的仪式亲自迎奉两位高僧，招待他们住在洛阳鸿胪寺。“鸿胪”，本来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来朝觐者所住的宾馆；“寺”，原本是当时官署的名称。经过佛道比试之后，明帝敕旨将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用以赞扬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因此取名“白马寺”。另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根据一个天竺白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为白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并明令该寺为迦摄摩腾与竺叔兰的安居处所，所以后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称为寺。白马寺因而成为我国的第一座佛寺。
500多年之后的大唐盛世，唐太宗游洛阳时，特别到白马寺礼拜，深有所感，就在焚经台上题诗，缅怀汉明帝当年佛道比试的事迹。
白马寺的创建过程，散见于《理惑论》、《后汉纪》、《冥祥记》、《高僧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魏书》等文献中。白马寺是我国第一古刹，也是我国佛教早期的传播中心，印度梵学及佛法发展的第一座道场，因此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和“释源”。
有一佛塔藏舍利的传说。一天，汉明帝来到白马寺，迦摄摩腾进言：“寺的东边是何地？”
汉明帝回答：“过去此地原是高起的山丘，将它夷平，却又隆起。夜里曾出现灵异神迹，于是百姓称它为圣冢，以为是洛阳神的显灵而祭拜之。”
迦摄摩腾说：“昔日阿育王藏佛舍利于天下，建84000塔，中国境内就有19处之多，此处当是其中之一。”
汉明帝大吃一惊，马上偕同迦摄摩腾前往礼拜，见冢上涌现圆光，光中有3佛。一旁的侍卫都欢呼赞叹，同称万岁。汉明帝高兴地说：“今天若不是遇到两位大士，那里知道这就是大圣遗佑赐福！”
于是下令造塔于冢上，以供奉佛舍利，塔共有9层，高66米。第二年，又见塔上光芒万丈，塔顶还浮现出金手，天香四处飘荡。当明帝亲临瞻礼时，光芒也随步旋绕，从午时至申时才散灭。
我国第一部汉译佛经是后汉时竺叔兰、迦摄摩腾所翻译《四十二章经》。佛教的传入有一个说法，即是汉明帝夜梦金人说，也就是汉明帝夜里做梦梦到金人神像，于是派人去西域求法。在半路上，与到了竺叔兰与迦摄摩腾两人，带着佛经前来，于是应请两位尊者来到洛阳，两人在洛阳翻译的第一部经即是《四十二章经》。这《四十二章经》也即是我国汉地翻译的最早的一部经。
《四十二章经》，现在在佛教的大藏经中可以看得到，之所以这部经被称为《四十二章经》，是因为这一部经总共分为42个章段。《四十二章经》的每篇内容都简短扼要，最长的章段仅有100多字，最短的章段只有20字。
全经的大意是说不论出家人或在家人都应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等能够生长智慧。在这部经中包含了佛教的最基本的修道纲领，阐述了出家学道要义。其说理方式简单明了，是佛教徒学佛的入门书。
约在公元50年前后的这段时期，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这一数省接壤的广大区域。当时的彭城是非常繁华和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个区域里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同时，彭城还座落在丝绸之路从洛阳向东延伸直至东南地区的大路上。就是这个城市，在1世纪中叶，封于此地的楚王刘英的府内居住着由僧人、居士组成的僧团，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僧团。
东汉楚王刘英，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佛教信徒。公元65年，汉明帝给他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写了一道诏书，诏书中似乎无意间提到的几十个字，在我国宗教史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后世研究我国佛教起源的最早资料。
汉明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诏书中一次顺手一提，开始了外来宗教在我国传播的正史篇章，也通过正史使刘英成了诸侯国里第一个信佛的国王。
支娄迦谶，我国东汉僧人，佛经译师。简称支谶，本是月氏国人。在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我国的西域高僧。
安世高本名为清，字世高，本名清，以字行，出家前是安息国的王太子。自小聪明仁孝，刻苦好学，博览国内外典籍，通晓天文、地理、占卜、推步等术，尤精于医学，名声远播，西域各国对他都很敬重。安世高是小乘佛经的首译者。
朱士行，颍川，即今河南许昌市人。少年出家为僧，但未受戒。250年，印度律学沙门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建立戒坛，首创戒度僧制度。当时，朱士行正在洛阳，立志学佛，首先登坛受戒，成为汉土第一个出家沙门的人。
朱士行也是三国时期第一个前去西域求法的僧人。他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联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260年，朱士行从雍州，即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即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开始抄写，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282年，朱士行就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
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严佛调，又名严浮调，东汉末年下邳人，后入居洛阳。东汉末，下邳相笮融崇信佛教，兴建佛寺，使下邳成为佛教传播地区之一，洛阳更是传佛译经重镇，严佛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佛教东传洛阳史载译经之始，起自汉桓帝。首达洛阳的当属安息国王子安世高，他的继承者也是安息人，名叫安玄。“二安”精通梵语，在洛阳译经，颇有影响，当时的汉人严佛调，热心学佛，出家为僧。
安玄热心于翻译佛经，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于是与严佛调合译。严佛调与安玄合译佛经，采取的是安玄将经文原本用胡语念出来，严佛调用汉文直接写下来，然后，两人斟酌字句，修饰润色，便语意更加完整、显豁，便于阅读。
严佛调与安玄合译佛经，在我国佛教译经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从汉和西域文化交流来讲，这种助译合译形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自严、安两人合译佛经之后，西域东渡僧人在汉语还不太精通的情况下，通过助译合译，不但迅速提高了汉、胡语的表达能力，而且为佛经的汉译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三国时期，孙权统治江左一带，但这里佛教还未传布。僧人康僧会为了使江左地区振兴佛教，于吴赤乌十年来到建业，营造茅屋，设立佛像，推行佛教。
当时，吴国人刚刚见识僧人，只是看到僧人的形象，还不了解佛教的教义，还是持怀疑的态度。孙权对康僧会说：“若能够得到舍利，当为舍利造塔。”
后来康僧会果然是得到了一颗舍利，发出五色光芒，把舍利放在铁钻锤上，让大力士用力敲击，钻锤都打坏了，舍利却丝毫没有损伤。孙权大为叹服，立即下令修建佛塔、佛寺。这是吴国最早建立的佛寺，所以名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作佛陀里。从此，江左一带佛法兴起。到吴末帝孙皓执政时，打算毁掉佛寺。又是康僧会感化孙皓，使佛教在东吴继续传播。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叔兰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890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一次，佛图澄曾与石虎共同坐在襄国中堂之上，谈论经法。佛图澄忽然吃惊地说：“变！变！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取酒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的火灾已经救灭。”
石虎觉得奇异，不太相信，就派遣使者前往幽州验证。使者回来对石虎说：“那一日火从四大城门烧起，火势猛烈。忽然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光初十一年，刘曜亲自率兵攻打洛阳。石勒欲亲自率兵抵抗刘曜，朝廷内外，文武大臣，无不劝谏石勒不要亲率出兵。石勒心意不定，因而前去拜访佛图澄，以决行动。佛图澄对石勒说：“佛塔相轮上的铃声，告知说：军队出征，刘曜必擒。”
当时，徐光听闻佛图澄的预言后，苦苦相谏石勒立即出兵。于是石勒留下长子石弘和佛图澄共同镇守襄国，亲自统率步兵和骑兵，直指洛阳。两军激烈交战，刘曜军马大败而逃。刘曜落荒，乘马落入水中。石勒之子石堪乘机活捉刘曜，押送至石勒帐前。
此时，佛图澄用麻油胭脂掺合，涂在掌心，看到手掌中有许多人，其中一人被绑缚，朱红丝线束在脖子上。佛图澄因此告诉石弘：“刘曜已擒。”佛图澄相告之时，正是刘曜被擒之时。
刘曜平定之后，石勒就自称赵天王，行皇帝之事，改纪元为建平，这一年是东晋成帝咸和五年。石勒登位以后，对佛图澄更加崇敬，事奉更厚。
佛图澄左乳房的旁边有一个小洞，直通腹内。有时佛图澄把肠子从小洞中取出来，有时佛图澄用棉絮把小洞塞住。如果想读书时，就把棉絮拔掉，洞中发出的光亮，使一室通明。逢到斋戒之日时，佛图澄来到河边，把肠子从洞口掏出来，用水洗净，然后再装进腹中。
莫高窟初唐第三二三窟北壁东侧中部故事画下层左侧，描绘的就是佛图澄在河边以水洗肠的情景。
佛图澄在襄国时，最有名的是敕龙取水。当时襄国城堑干涸，石勒问佛图澄解除缺水良方。佛图澄说：“今当敕龙。”
虽然石勒以为佛图澄是在开玩笑，但是佛图澄说出自己的理由：“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今往敕语，水必可得。”
当时，水源虽有数处，但早都干涸了。佛图澄带领弟子数人来到泉源旁，自己坐于绳床之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这样过了3天，真的来水了，不过很小，此时，一条五六寸长的小龙，随水出来。不久，大水跟随而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寺院之多。南朝四代寺院的数量以梁代最多，有2846所，寺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东晋政府专门设置僧司管理僧务，南朝改称僧局。梁代又称僧局为僧省，僧局或僧省是全国管理僧务的机构，其长官就称僧正，或称国之僧正。或称天下僧主。州也设置僧正，有时也置副职州都维那，或称州僧都，郡也设置僧正，县也设置僧正。京都地区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僧官常置正副。正职称都邑僧正，或都邑僧主。大寺则设寺主主管寺务。
梁武帝萧衍，既是梁朝的开国君主，也是梁朝的亡国皇帝，在位共48年。他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4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倡导茹素，下诏编制《梁皇宝忏》，对佛教文化影响甚深。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00多座，僧尼80000余人。在建康，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和信众常有万人。
六家七宗，是说东晋时代的佛教学者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各出异义，纷纭不一。般若学说，原是印度大乘空宗批判小乘有宗的理论。这种学说之传入我国，与玄学合流，六家七宗就是佛玄合流的产物。
六家七宗的学说，是我国佛教僧侣用玄学去附会般若性空说，虽然对这一学说作了歪曲，却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以前解释佛教的都是外国僧侣，而从此以后，多由我国僧侣解释，最后还建立了我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3000人，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
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我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我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东晋时期，我国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10余年，带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
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当拓跋部还在漠北时，与佛教并无关系。至道武帝拓跋珪与后燕攻战中，平城开始出现佛塔佛寺。
道武帝还遣使去泰山，向高僧僧朗致书献礼。又召赵郡沙门法果至平城讲经说法。因北魏建国之初，皇权就强盛，法果便跪拜道武帝，还说道武帝是当今如来。
“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在我国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三武一宗之厄”等。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出身于鲜卑拓跋部，继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之后，进兵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他在施政过程中重用儒者，又听信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经寇谦之改造过的道教天师道。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禁止王公以至百姓私养沙门。第二年，太武帝出兵经过长安，在一寺院中发现兵器、造酒器具、财物和窟藏妇女，于是北魏太武帝大怒，下诏大规模灭佛，诛杀沙门，焚烧寺院经像。这就是历史上的太武灭佛。
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北魏太武帝逝世，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又大力恢复佛教。此后在历代北魏皇帝的支持下，佛教得以在我国北方得到空前传播和发展。
魏文成帝拓跋浚是太武帝之孙、太子晃之子，于正平二年即帝位后，就下诏恢复佛教，并始建云冈石窟。
孝文帝在北魏诸帝中最崇信佛教，他本人就精于佛理，在即帝位后的承明元年，便在永宁寺剃度僧尼百余人，又先后诏建建明寺、思远寺、报德寺等，还为西域佛陀禅师在少室山建少林寺，并多次诏敕门下优待各地名僧。
北魏自文成帝冯皇后信佛后，历世后妃多有信者。孝文帝的两个皇后都曾先后为尼。北魏后妃为尼的还有宣武高皇后、孝明胡皇后皆在瑶光寺为尼。
特别是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大肆崇佛，深信佛法能减轻罪孽。临朝后，她耗巨资广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实属历代之最。如在洛阳龙门山建造石窟寺，前后用工达80多万个；她在皇宫旁修建永宁寺，其中一所浮屠塔高近百米，塔上立柱高近30米，离开京城百里之遥犹能望见。
北齐诸帝中，齐文宣帝高洋最崇信佛教。在位时佛教隆盛，设有僧官管辖僧尼400余万、寺院40000余所。帝曾诏请国师法常宣讲涅槃经，任昙延为昭玄统，并诏命僧稠于邺都建造云门寺。且设置昭玄十统，任命法上为大统，以统领僧尼。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思想上崇尚儒家，重用儒者，按照《周礼》来改革官制，并经常召集群臣研究探讨富国强兵之道。
当时，佛教在北周辖境内急速发展，北方僧尼达200万人，佛寺多达30000余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待遇，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于是，北周武帝削减僧尼和寺院，此后多次召集名儒、众僧、道士三教优劣，规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第三。
北周建德三年，北周武帝命僧人、道十辩沧二教的优劣，不久便即下令禁断佛教与道教，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不同：一是佛、道二教皆被禁止；二是虽毁坏寺院，焚毁经像，但并不屠杀沙门，而是迫使他们还俗为民；三是设立“通道观”，提倡“会通三教”，但强调以儒家为正统。
北周建德六年，北周武帝率大军灭了北齐政权，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不过在此期间，有很多僧人隐匿于民间暗中奉佛或逃到南方。
北周宣政二年，北周武帝逝世，朝政开始由外戚杨坚把持。杨坚崇信佛教，因此下令允许佛教传播。到杨坚模仿宇文觉废周后，建立了隋王朝，又开始大力恢复佛教，自此佛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佛教史上对南北朝有南义北禅之说，即所谓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法。南方的义学，是在东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谈玄论空，正是南方义学的特点。而北方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在入主中原前，社会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后。
在进入中原后，虽然接受了中原传统儒学以进行统治，但毕竟修养不深，对南方的清谈玄学，更不感兴趣。所以在利用佛教方面，他们就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建寺造像甚至开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
在我国历史上崇信佛教的帝王中，隋文帝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迷信佛教的程度与梁武帝相比有所不及。自从周武灭佛后，佛教元气大伤，隋文帝登极后，大兴佛教，隋唐佛教之盛，历史上称它为黄金时代。
隋文帝对佛教的复兴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家的政策上给予其法律的保证，并大兴土木，建寺修塔，设置专门的僧官负责宣扬佛教的思想，朝廷出资维持官寺的运营。在隋文帝执政的24年间，佛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虽首重儒学，但对佛法及高僧亦礼遇有加。他支持玄奘的译经宏法事业，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
因受佛教影响，他对自己早年四处征战非常忏悔，特令在7处战场各建寺刹，为阵亡者设斋行道，并布施自己所服衣物，竭诚礼忏。
武则天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她出生于奉佛世家，母亲杨氏乃是信佛的居士。及至年长入宫，时运不济，她又被发落到感业寺，削发为尼，与佛经、木鱼朝夕相伴。
最后，她更是以佛教为武器，革李唐之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面容端庄的卢舍那大佛，传说是依照武则天的面貌雕琢而成的。武则天支持并促进了在我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华严宗、禅宗之创立于繁荣。
唐武宗李炎在位时间仅7年，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就是“灭佛”。由于唐武宗当政的年号为“会昌”，因此其进行的灭佛运动，在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
唐王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唐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唐武宗灭佛，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他宣扬佛道不能并存。
唐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唐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唐会昌四年农历二月，唐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至唐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客观上增加了大唐王朝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唐宣宗李忱是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在位虽仅13年，但他精勤治道，惠民爱物的精神，堪称明君，尤其从谏如流的精神，足以媲美唐太宗，所以赢得“小太宗”的美名。
宣宗是以皇叔身份登基的皇帝，继位前曾经做过和尚。后来继位后，立刻下令恢复会昌法难期间被毁的寺院，诸宿旧僧，仍旧修建住持。并又诏修天下祖塔未经赐号谥者，报闻太常，考行颁赐。又在全国各州设立戒坛，使当年被迫还俗的僧尼重新受戒。宣宗大力的复兴佛教，使佛教历经劫难后，再度展开蓬勃的气象。
至唐懿宗时期，佛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他本人沉溺其中，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布施钱财无数。在唐懿宗的倡导下，大规模的法会道场空前兴盛，长安佛寺中的经声佛号又开始响彻起来。
佛经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印刷术的发达，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就是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卷子，今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现存国内最早的印刷品，也是佛家的“陀罗尼经咒”。从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捧真身菩萨”和“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仗”等，也是敕造于咸通年间的精美文物。懿宗崇佞佛教的高潮是继宪宗之后又一次举行了大规模的崇佛活动：法门寺迎奉佛骨。
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不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形成了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禅宗。唐代多次以官方形式强化佛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唐皇室七迎佛骨。
唐皇室首迎佛骨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唐太宗第一次迎奉舍利，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在当地举行仪式，供奉塔下瘗藏的佛骨，并未迎送到京城长安。
第二次发生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前后经历4年，规模宏大。
第三次是长安四年，此次迎奉历武周、中宗两朝，前后5年，是唐代历次迎奉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四次迎奉佛骨发生在唐肃宗时期。
第五次迎佛骨发生在唐德宗时期。唐肃宗和唐德宗统治时期国家动荡不安，财政困难，因此，规模较以前都有所减小，持续时间短，所赐舍财物亦少，影响不大。
第六次迎奉佛骨发生在唐宪宗时期，因为韩愈的激烈反对而广为人知。但当时的种种反佛斗争并没有能遏制佛教的发展态势和当时人们的崇佛心理，这从韩愈反对的第六次迎奉佛骨盛况中可以看出。
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唐懿宗时期，法门寺又一次轰动了全国。其后30年，唐朝便灭亡了。
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两地社会的发展渐趋一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沟通，佛教南北各家师说也逐渐出现了综合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
这就为建立融合各家之长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同时，原来的佛教学派在安定的社会里有可能固定于某一地方，发展起寺院经济。有了物质基础，也就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僧徒的条件，因而师徒传承，络绎不绝，逐渐形成宗派。我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以宗派的形式表现出来。
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伴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相继成熟，佛教的文学艺术日趋繁荣，佛教的世俗活动和对外交流空前活跃。我国开始成为亚洲佛教的中心。
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后周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构成朝廷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
还不许创建寺院，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50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2.5千克以上的，一律处死。
当时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僧尼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兵役。另外汉地崇佛，大量铜用于制造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这也是促使禁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计，后周世宗废毁寺院36360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宋太宗是宋代几个崇佛较有名的皇帝之一。他统治北宋二十二年间，对佛教极为注意。
在他有计划的管制与扶持之下，不但促成了东西佛教的交流，完成大批佛典的翻译，而且将北宋都城建立成新的佛教中心，行成后来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奠定北宋皇室崇佛的祖宗之制，于北宋士庶对佛教的信仰，北宋佛教文化的形成，颇有鼓舞开创之功。
宋仁宗曾经与多位禅师探讨禅理，留下记载较多的是与德章及怀琏的交往答对。
宋仁宗与德章禅师交往较早，该时他已具有一定的禅知识，与怀琏的交往稍晚，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宋仁宗在禅理见解上取得较大进展。
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16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官寺指由政府敕设，或接受政府封赐食禄等经济上的援助，且由国家管理、监督的寺院。为私寺的对称。从至元七年到至正十四年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所建的寿安山佛寺，铸一佛像曾冶铜25万千克，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自幼家贫，17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称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颍诸州游历了3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
明朝开国之初，他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做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为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管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
顺治帝6岁即位，24岁去世，在位18年。他一生十分信奉佛教，与当时很多著名的高僧都有往来。顺治帝多情善感，他钟爱的皇妃董鄂妃病逝后，感情的创伤一直得不到弥合，于是，顺治帝命当时与之交好的高僧茆溪森为自己行净发仪式，准备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
此事令与顺治帝同为好友的高僧玉林谡勃然大怒，他命人取来干柴，要把茆溪森当场烧死。顺治帝见状，只得表示自己愿意蓄发，不出家了。
玉林谡顺势为皇帝做思想工作，说皇上应该永做君王，这样对外可以保护佛法，对内可以管理教内大事。顺治帝听后觉得有理，便不再闹着要出家了。清世祖弘扬佛法，具深远影响，以后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尊崇三宝，政教并行不悖，清初100多年国势强盛，民生利乐，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
朝鲜佛教是北传佛教之一。朝鲜是我国的近邻，山水相依，自古以来交往密切。佛教传入我国不久，便开始有僧人向朝鲜传教，此时适逢朝鲜的三国时代。
4世纪至7世纪，在朝鲜半岛上同时存在着3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首先从中国接受了佛教。百济在朝鲜半岛中部，佛教传入稍晚。新罗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最快。
新罗王朝联合隋、唐，逐渐吞并了高句丽和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当时我国国内也是政治统一，佛教的发展出现了鼎盛局面。受中国影响，新罗王朝的佛教也开始走向辉煌。
928年，新罗部将王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高丽王朝。王朝从太祖起就对佛教采取扶植政策，促成佛教更快地发展。
高丽末期和李朝时期，随着宋明理学的输入，朝鲜排佛活动高涨。李朝几代帝王采取了打击和严格限制佛教的政策，是朝鲜的佛教逐渐趋于衰落。
日本佛教是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一般认为钦明天皇十三年时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是佛教进入日本的开始。但在此以前，日本、中国和朝鲜人民之间已有频繁交往，可能已接触佛教。
710年日本首都从飞鸟迁至奈良，史称奈良时期，奈良佛教极盛。在这个时代，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6个佛教宗派或学派，称奈良六宗。
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迁至平安开始了平安时期，在恒武天皇建立新都时，为了缩小奈良僧人在政治上拥有的影响，一度限制佛教的发展，后来为了学习中国新的佛教并以改革日本的佛教，曾派遣一批僧人去唐朝学习秘密佛教，在这些僧人回国后建立了平安二宗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镰仓至安土桃山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佛教开始转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不少新宗教运动，其中重要的有法然、亲驾指导的阿弥陀信仰运动。
在日本封建制变臻于鼎盛的德州幕府时期，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佛教恢复了合法的地位，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
越南佛教约于2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195年，东汉苍梧学者牟子来到越南弘法，著有《牟子理惑论》。这是佛教传入越南北部的开始。后来月氏僧侣支疆梁接到达交州。
3世纪末，印度僧人摩罗耆域经扶南至交州，同时到达的不有僧人丘陀罗，在交州北宁建有法云、法雨、法雷、法电4所寺宇。
10世纪至14世纪越南佛教兴盛，佛教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各代国王大力推崇佛教，传播禅宗佛学，各地广造寺宇，度民为僧，出现了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的局面。
陈朝建立后，继续推崇佛教，弘扬禅宗。李朝和陈朝前后400年间，有8位国王出家为僧。尤其是陈朝前期陈太示、陈仁宗先后禅位出家，创立竹林禅派，并派遣使臣到中国求大藏经，在国内印刷佛教经典和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