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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佛教绘画简史 |
佛教的造像艺术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和演变，期间融合了来自古代希腊、罗马乃至波斯等地的造型因素，并结合古代印度地方的文化元素而渐渐趋向成熟。
随着发展，中国古代的佛教绘画也逐渐兴盛起来，佛教绘画融合了许多国家的艺术，又结合了中国本土的特有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绘画艺术，从而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传承。
在汉末，佛教在中土迅速传播，当时社会的上层士大夫谈玄说佛蔚为时尚，佛教僧人和士大夫逐步合流更加速了佛教义理传播的速度。
同时，一批士大夫也参与到造像等活动中，有名的高士像戴逵，在《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晋书·隐逸传》也有戴逵的本传。这个人性情高洁，曾经拒绝当朝太宰召他鼓琴，当着使者的面把琴摔在地上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如此的情性，居然做起佛教的造像来，可以见出当时佛教的影响力。
据史料记载，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寺。佛教因其有严密的教理、戒律、仪典和组织，能过适应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寄托，在南北朝时已遍地开花，果实累累。佛教在印度时期与雕刻，画像类的美术已经存在很深的联系，特别是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式佛教造像艺术，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是东西方艺术的结晶。
佛教传到中国后，很快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相结合，开始了佛画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吸收了印度的绘画技法，既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提升了绘画艺术内涵，二相其美。
与佛教初传时期造像风格不同，随着中土大地逐渐接受佛教的理念，佛教造像也逐步被接纳、重视乃至于融合。魏晋曹不兴到唐代周昉的过程，就体现了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土化过程。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使得上层建筑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变化，魏晋玄学的产生就是一例。特别是佛教轮回出世的思想，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合，为社会许多阶层所接受。
画家的艺术创作也一样，以描绘人物与故事为主的绘画，在内容与技法上受佛教影响较大。佛教绘画成为这一时期绘画的重要内容。
著名的佛画高手曹不兴，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作为模板创作，他的弟子卫协继承衣钵，曾经画七佛图。当时大画家顾恺尤其擅长佛画，相传他年轻时，曾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瓦官寺画维摩诘像，形象极为逼真，出现了以十万钱争先一睹的局面。
在技法上，画家张僧繇最早采用了印度佛画的表现方法。用不同颜色同时上画的方式，来表现凹凸的立体效果，并且把这种方法融入中国传统技法之中，创造了新的表现方法，世人称为张家样。北朝曹仲达所画佛像的衣服几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
这些画风直接影响了隋、唐、五代、宋的佛教画家，如唐代的吴道子、周昉，宋代的高益等佛画高手。但这些佛画家受佛教启发的多是绘画的表现题材，并未把受佛理启发而来的心得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
在绘画理论方面，顾恺之最早提出传神和迁想妙得这两个概念，已经注意到画家主体精神对绘画创作成败的重要性。而这两个概念就与佛教思想有很密切的关联。
此后，宗炳在《画山水序》提出的澄怀观道，在绘画史上首次从理论的角度对主体如何体悟山水之美作出了一些说明，在其思维方式上能够找到佛教的痕迹。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僧人画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释支遁、释康法识、释安慧、释保志、释洪偃等。佛教绘画与俗世绘画相互影响，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进步。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兵火、分裂内战，中华大地复归统一，进入了隋代。隋王朝只历二帝，共三十八年，便在农民大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隋代在不少方面堪称唐之繁盛的前奏。
唐代书写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盛唐更登上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前后大约一百三十年，社会相对安定统一，国力强盛雄居当时世界之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中，隋唐尤其是唐代的佛教绘画，达到了中国佛教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南北朝。
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称帝的当年，就下诏修复被北周武帝废弃的佛寺，新造佛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原有佛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尊。
隋代二帝都虔诚崇佛，在佛寺之外，又开佛窟、造佛像。与此同时，寺庙、石窟壁画及榜书和佛寺碑记塔铭、石窟造像题记等佛教书法文字广泛流行。仅《历代名画记》所录在隋代绘制过佛教壁画的知名画家就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等数十人之多。隋代复兴之后的佛教，声势不减北周武帝毁佛之前。
隋之绘画，仍然是以佛教和道教绘画为主要内容。隋代佛画上承南北朝，而下启初唐延至盛唐，一脉相承，将中国佛教绘画推向新的高峰。隋之士大夫画家几乎都擅长佛画。
动乱甫定，成千上万的民间画工带着消灾祈福的宗教虔诚，绘制大量秾丽庄严的工匠派寺窟佛画。又有域外画僧如于阗的尉迟跋质那，天竺的昙摩拙叉等加盟并传来域外画风，使隋之佛教绘画多姿多彩，相当壮观。
隋唐五代是佛教宗派最多且广泛流行的一段时期。画家开始把禅意具体落实到山水画的创作中。而最先尝试的就是被后人尊称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
王维能诗善画，对佛教尤为崇信，是当时最先对慧能一派顿悟禅法有所领悟的文人士大夫之一。这为他把诗与画、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维在诗里所描述的物象，就是一幅幅山水画，而用诗描述出来的山水意向，具有一种禅境。他把禅宗无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山水画作品之中。
王维所画的雪景、栈道、捕鱼、村墟等景物就充满了高远淡薄的禅意，加上他晚年隐居辋川时所进行的水墨画试验，都说明了王维已有意识地把禅意、禅趣融入山水画的创作之中。因而，出现了一批以追求高远淡泊、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画家。
王维首次把禅思、禅趣引入到绘画艺术，对中国绘画发展起到了的积极作用，对唐代以后中国绘画与佛教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高祖李渊受隋恭帝禅位，统一天下而唐兴。太宗、高宗均崇祀佛教，时玄奘三藏西行归中土，携回大量经典佛像，开译场译经，率弟子共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有义净三藏由海道赴印度求法，偕印僧日照等携梵本经、律、论约四百部回到洛阳，武后亲迎。
玄宗时，有印度僧人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和不空三藏相继来华，被誉为“开元三大士”。三藏西行印度回国，为当时士人如王维、颜真卿等人敬重信服。
佛教至唐代在理论上已经中国化了，而且分成不同的教派。唐朝政府甚至设有佛教管理机构，于是建寺度僧、说法讲经，蔚为风气，佛寺石窟壁画不可胜计。
在《历代名画记》中，《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有上都今陕西西安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今河南洛阳寺观画壁二十处，都是名家手迹。
仅吴道子一人在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就作壁画三百余间，足见佛画之盛。虽然有晚唐武宗会昌毁佛的劫难，但宣宗李忱登基便大肆修复，佛教又开始大兴。
石窟壁画仍是表现佛陀、菩萨像和经变，尤以净土变相为多。因唐代宣扬人死后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宗流行，仅敦煌莫高窟一地，有唐代净土变相壁画百铺以上。
唐代不仅佛教壁画大兴而甚于南北朝，而且纸绢本佛画也数量多且技法更成熟。载名于史籍的俗僧佛教画家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卢楞伽等，灿若繁星。
中国佛教绘画至盛唐时已完成了除去摹仿痕迹，形成中华民族风格的演变过程。唐代佛教绘画较之前代内容更为丰富，大多色彩更为绚丽，境界更为宏大而气势更为雄伟，与唐代社会气象相对应。
唐时不少僧人不但积极从事佛画绘制，也作人物山水，钟爱书法，造诣修养颇高，并有释彦惊写出一部精彩的《后画录》留给后人。
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批禅门书画家，如怀乍、齐己、大雅、高闲、亚栖、贯休、景云、辩光、楚龟、文楚等。尤以高闲、亚栖、贯休、辩光最具代表性。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都能身体力行地把书画艺术与禅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北宋的书画艺术与佛教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初唐慧能提出顿悟的佛教主张，不但使他成为禅宗六祖和南宗创始人，而且使禅宗大盛。中唐以后经过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提倡，又适应安史之乱以后社会民众的心理需要，并得到唐王室支持，南宗成为禅宗正统。
浑简犀利的禅宗哲学启迪了笔简形具、追求禅境的绘画创作，于是，佛教绘画艺术中一个特殊的分支，也是中国绘画中特殊的一类禅画产生了。
参禅的“诗佛”王维，使禅心与画意寄托在萧疏清寂、水墨渲淡的山水，很受当时奉佛的文士和佛门中人赞赏，仿效者蜂起。
北宋是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元明清乃至现在的书画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一直深受北宋的影响，这与北宋时期佛教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禅宗思想以及士大夫们的参禅研佛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苏轼开始，还有黄庭坚、文同、米芾为代表，他们不仅同佛僧们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以居士的身份参加学佛参禅的活动，希望从禅思，禅趣中获得感悟。
例如，黄庭坚就直接把书法的最高意境与禅宗的闲澹无为、清虚空灵等同起来，指出参禅者可以领悟书法的意境；米芾则把表现书家主体的趣作为对上乘之作的最高要求，这种观点在内在上与禅宗的心性论有着相通的一面，与禅宗追求淡泊高远的禅意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禅僧书画家。如被称为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巨然，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又如宋初著名的诗画僧卜惠崇就长于小景山水画，他的画还得到过苏轼的赞赏。所以说，中国的绘画发展史，北宋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代。
北宋初期就在宫廷内设立翰林图画院，到徽宗时日趋完备，并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考入后有一定的职称，可以穿和朝官一样的服饰，可以支取钱粮。此举既推动了绘画的发展，也提高了画家的地位。
宫廷画与以前绘画不同，创作目的已经从传统的助教化，成人伦，转为注重绘画的理解。同时，由于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深入到各个阶层，于是，佛画失去了原先的神圣庄严性，进一步世俗化。
人物画在北宋也有所发展，宫廷画院里就有一批写真名手，苏轼在《赠写御容妙善师》里的妙善就是一个为仁宗皇帝画御容的写真高手。此外，北宋后期朝至南宋前期，出现了以描绘社会中下层日常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这一类画介于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但表现的主题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山水风光。这是宋代人物画科中的一个新现象，如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
另外，表现形式也多为卷轴画，以灵活轻便取胜。比较符合当时把绘画作为玩赏消遣的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文人绘画的发展，是北宋绘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
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为代表，并以士人画作为他们这一派绘画的名称，认为士人画高于画院画工的创作。强调作画要具有诗意，即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即兴创作，兴之所至，取其意气所到，重在传神而不拘于物象的外在刻画，把表现主体的情趣作为绘画的最高准则。
北宋中后期兴起的文人画潮流，对此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的尚意、传神、情趣正是禅宗思想在书法、绘画作品中的演义和写照。
宋代开始呈现衰势的佛像菩萨图绘和写经刻经等，在元代曾得到一定的复兴，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制订了保护一切宗教的政策，尤其是密宗为帝王显贵所崇奉和倡导。而密宗仪轨复杂，讲究入教、供养、诵咒、弘法仪式的宗派，加上受汉文化影响的元朝君王渐渐钟爱翰墨，以及受异族统治的汉族文人士子格外追怀民族文化。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元代佛教绘画一定的发展。
元是由蒙古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元世祖至元八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元朝历八十年左右，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在元末农民起义急风暴雨中土崩瓦解。
朱元璋取而代之，建立明朝，恢复了汉族政权。明朝历二百七十六年，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所推翻。
东北的努尔哈赤统率女真族军队趁机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建立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清王朝。
在这社会变动的前后六百余年中，佛教及佛教艺术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但总体规模、气势和艺术成就上，都进入了一个式微时期。
元代佛教绘画大多是密宗画。虽有擅人物或山水等的文人也作佛像、观音、罗汉、变相并有精品，不过，大多是以题材之变化求笔墨之意趣，情感表现性强而宗教象征性弱。元代整体上已不见前代佛画有过的庄严辉煌，实际上显示出从宋代萌生的佛画衰败趋势。
中国书法史上大家赵孟頫是元代书画，也是佛教书画之第一人。有佛画佳构惊世的赵孟頫等数人毕竟无力回天。
此外，元代佛教书画也体现出以书入画、以画入书互相渗透融汇的特点，追求清空灵透、高雅绝尘的风韵与境界，实则是与禅境相通的。元代是禅画的终结阶段。
到了明清时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那种金碧辉煌、壮阔宏大的佛教艺术和五代两宋那种禅机渗透、简淡悠远的禅画，统统成为历史过去了，连元代一时振兴的那种绚烂神秘而带恐怖感的密宗艺术也盛况难再。佛教书画随着佛教的衰微而趋于没落。
但佛教毕竟已经融进中国文化。明代时，明太祖朱元璋少时在皇觉寺为僧，取得政权后又选高僧使侍诸王和招徕外国僧人，授以封号、官位。
明中叶武宗朱厚照也崇佛通经，自号大庆法王，倡导佛教。这样，明代佛教还有一定声势。但佛教书画仍无大起色，在书画艺术中只列次要地位。
明代绘画以山水花鸟为主，至于神像及地狱变相等画，是非常少见的。明以及清代的文人士子书画并重，在书家、画家作品中，在画家书法和书家绘画当中，都有一些佛教题材作品，但与其说主要是为了传经弘法，不如说更重在抒发性灵和追求笔情墨趣，从而也更具个性风格特征。
明代的这些绘画纵然有少数注重禅机悟境的蕴藉，但不少是只承前代禅画的疏简清淡形式而不求禅意禅境。不过，作者的宗教感情却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一些文人佛画也纳入宗教膜拜体系。
清代佛教绘画随着佛教继续明代之衰势，且更为萎靡不振。道释画在清代画坛几乎没有独立的地位，虽有山水、花鸟、人物画家间或图写佛像、观音、罗汉、鬼神，多少带有宗教的虔诚，也主要是当作抒情达性的工具，未必都纳入宗教膜拜体系。以佛画名世者只有丁观鹏等几人而已。
民间佛画形式多样，因为时代不很久远，仍有不少留存，看来较为热闹。
明、清佛教图像中尤多罗汉，流传着取自中国人形象的《五百罗汉图》。清代绘画以山水、花鸟最为发达，却是与许多禅门高僧画家的贡献分不开的。清初四僧弘仁、髡残、八大山人、原济的禅意山水、花鸟，强调陶咏乎我和借古开今，所以显得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影响了清代画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