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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学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佛教宗教实践方法之一的禅学也开始传了进来，主要是安世高介绍的小乘安般守意禅和支娄迦谶所介绍的大乘般舟三昧、首楞严三味等。
在魏晋南北朝时，各种各样的禅学流派开始流行，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如道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慧远等，都非常重视禅学，并对禅学理论和实践方法有所阐述和发挥。
这一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禅学中国化的过程。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后出家修道，精研小乘毗昙与禅学。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年间来到汉地，不久即开始进行佛经翻译。由于安世高善于禅数之学，因而他所介绍的禅法在当时尤被学佛者所崇尚。
安世高曾译大、小《十二门经》《修行地道经》和《安般守意经》等专门论述禅学的经典。其中，着重介绍的则是《安般守意经》。
《安般守意经》着重讲如何调息守意。所谓“安般”，即出息入息，调整和控制人的呼吸；所谓“守意”，即为守持自己的意念，专注于一心而不散乱。这种禅法要求修持者在修行过程中，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呼吸，同时思想集中，专心一意，从而进入禅定状态。
由于这种要求调息止意的修行方法，与当时道家提倡的导气、守一吐纳呼吸功在形式上有些类似，所以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禅法，传习者也很普遍。
安系禅学主旨在修炼精神，守意明心。他认为“心”本身是极其微妙的。但由于“五蕴”积聚而形成的形体，使“心”产生了意念，纷繁的意念又使人怀有各种欲望，从而遮蔽了“心”的本来面目，好像明镜被蒙上了污泥尘垢，失去了本来的明亮和清澈。只有擦去镜上的泥垢，才能恢复明镜本来的清亮。
同样，只有通过不断地修炼，澄清一切意念欲望，如同擦去明镜上的污垢，才能使“心”复明，复归于本然。所以，这种禅法是以专注一心而求明心去垢的精神修炼。
除了安世高外，支娄迦谶也来汉地传佛法。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本是月氏国僧人。后汉桓帝167年来到汉地。
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经典，他所介绍的禅学，也是以大乘佛教思想为基础的般舟三昧和首楞严三昧。
首楞严三昧源于《首楞严经》，意为“勇伏定”“健相三昧”等。意思是说，这种禅定的威力极大，唯有住于十地菩萨才能达到。据《首楞严三昧经》说，一切禅定解脱、三昧、神通如意、无碍智慧，都包含在首楞严中。
般舟三昧源于《般舟三昧经》，是一种念佛与禅定相结合的修行方法。据此经说，假如有人依经而行，一心念佛，便可借助佛的威神力、三昧禅定力以及本功德力，使十方诸佛现于眼前，死后即能入生佛的清净国土。
在方法上要求修行者先往观诸佛形象，然后回到静处，一心忆念佛的形象，由忆念而入禅定，从而得见十方无量诸佛。
这是一种大乘般若思想与净土信仰相结合的禅定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修持者运用般若智慧，专心于念佛。经中说，通过修习念佛三昧，便能使诸佛出现在自己面前，但又告诫人们，绝不能执著于定中所见之佛。
它不仅认为整个客观世界是意念的产物，而且明确指出，修习者于禅定中所见的佛，也是自己意念的产物。
《般舟三昧经》所介绍的念佛禅，对中国佛教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后世净土念佛信仰的产生和流传，与此念佛三昧有极大关系。
此外，这种禅学思想将一切归结地心的作用，对中国佛教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支谦是安世高、支谶以后的大译师。《历代三宝记》卷五说，支谶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谦，是为三支。当时人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月氏国人。他的祖父法度，于汉灵帝时，率领该国的数百人，来汉归化，拜为率善中郎将。
支谦生于中国，博览经籍，广智多能，世间技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备通六国言语。献帝末年，汉室大乱，与数十乡人奔赴吴地，孙权拜支谦为博士。
支谦慨叹佛教虽已流行，而经多为梵语，翻译汉文的很少。于是，支谦广收众经旧本，译为汉言。自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二年，译出《大明度经》《净行品经》《首楞严经》《禅秘要经》《修行方便经》《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等88部，118卷。《禅秘要经》4卷，《修行方便经》2卷，都重在说明禅观之法。《首楞严经》《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3卷，尤为形成大乘禅教的要素，其说散见于诸禅书中，影响很大。
康僧会先祖是康居国人，即今新疆北至中亚一带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
康僧会19岁时，双亲亡故，于是出家。他勤奋好学，明解三藏，博学多识，而且善于文学。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康僧会得到舍利，献给孙权。
孙权遂为舍利建塔寺，从此吴地开始有了佛寺，遂称建初寺。由此，长江以西之地佛法大兴。
康僧会在建初寺译出《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康僧会解说禅教的《安般守意经》注解，当时习禅的人奉为龟鉴。
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文中，对数、随、止、观、还、净六妙门，解释得既深且透，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禅观的重视和修禅的体会，对后世修习禅观者的影响非常大。
两晋时代佛教很盛，译经和传禅的人很多。当时，成就大而影响深的有竺法护、道安法师、鸠摩罗什法师和跋陀罗。
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原来以支为姓，8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就从师姓。
竺法护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深感觉到当时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实是缺憾。因此发心宏法，随师西游。
竺法护通晓了西域各国不同的36种语言文字，搜集大量的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几乎以毕生时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
早在武帝末，竺法护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播，各地僧俗来从学的达千余人。竺法护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
太康五年，竺法护在敦煌译《修行地道经》七卷、《阿唯越致遮经》三卷；太康七年，在长安译《持心梵天经》四卷、《正法华经》十卷、《光赞般若经》十卷；太康十年，在洛阳译《文殊师利净律经》一卷；元康四年，在酒泉译《圣法印经》一卷；元康七年，又在长安译《一切渐备智德经》五卷等。
竺法护因原居敦煌，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竺法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159部309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95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竺法护译本存在的凡91部208卷。
竺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华严经类、宝积经类、大集经类、涅槃、法华经类、大乘经集类、大乘律类、本生经类、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广阔的局面。
在竺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
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还常常参正文句。如竺法护所译的《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曾加以整理删改。
竺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了竺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竺法护死后，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竺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的《聂道真录》。
据长房录转引的资料看，此录记载竺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53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竺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没几个。最著名的要竺法乘。他少年时就依竺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尝替竺法护答应了前来试验法护道德的假意求贷，而使信徒大增。
太康年间，竺法乘笔受《修行地道经》《阿维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竺法乘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
到了东晋，当时的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重要的僧人。据《高僧传》等资料说，他俗姓卫，常山扶柳人。12岁出家，曾师事16国时名僧佛图澄多年。道安法师在佛教领域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关于禅学，道安对安世高所传的小乘安般守意禅十分重视，曾经撰有《安般注序》《十二门经序》等有关禅学经典的注序多篇，而这些禅学经典又多是由安世高翻译介绍过来的。
道安所著的这些经序，反映了他对于禅学和禅修的看法。道安认为安般守意是修行达道的必要途径。他认为安般守意的禅法修行过程中，有六阶四级之别，也就是说，要经过六个阶段、四个等级顺序渐进的修行，才能最终达到“无为”“无欲”的境界。这是一种以般若思想和禅学修行相结合的禅观。
鸠摩罗什本是龟兹国僧人，自幼出家，在西域一带很有名望。402年，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西明寺、逍遥园广译众经。
鸠摩罗什法师系统地翻译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经典，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所介绍的禅学，同样对中国佛教禅学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鸠摩罗什所翻译介绍的，主要是大乘中观学派的经典学说（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是一些中国佛教宗派的主要理论依据。
在禅学经典传译方面，鸠摩罗什曾编译过三卷《禅经》，又名《菩萨禅法经》，此经乃是杂糅印度一些著名的禅师，如鸠摩罗陀、马鸣、婆须蜜等各家禅法而成。
鸠摩罗什将一切禅法分为大乘禅、小乘禅和外道禅三种。鸠摩罗什所传的大乘菩萨禅认为，体证法身及实相，应以般若波罗蜜为最终目标。
与鸠摩罗什差不多同时在长安传授禅法的，还有佛陀跋陀罗，即觉贤。他所传的则是流行于厨宾地区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禅法。
据《出三藏记集》卷12的《萨婆多部记目录》记载，佛陀跋陀罗是有师承的著名禅师。他来长安之时，正值鸠摩罗什在西明寺广译众经。
在当时，佛陀跋陀罗所传的禅法，已经在长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所传的小乘有部禅法，与罗什所传的大乘菩萨禅有很大区别。因此，佛陀跋陀罗与罗什门下产生了矛盾，最后不得不于410年带领弟子慧观等人离开长安，来到江南。
佛陀跋陀罗翻译的禅经，主要有《修行方便禅经》，这是说一切有部的重要禅经。此经以数息观、不净观、界分别等“五停心观”对治贪、嗔、痴、慢等。其中特别强调数息观与不净观，将此二者称之为“二甘露门”，加以详细说明。
经中要求修行者通过循序渐进，渐渐开导迷蒙，最后达到“原妙反终，妙寻其极”的效果。它比以前所流行的安系禅经更加组织化、系统化。因此，此经一译出，就受到相当的重视。
当时潜修于庐山的东晋名僧慧远法师，认为佛陀跋陀罗所译之经，是五部分裂之前所形成的经典，他很重视此经师徒相承的历史。
针对鸠摩罗什糅合诸家之说的禅经，慧远法师强调本经产生于五部未分裂时，因而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禅学经典。他批评罗什的禅法杂糅各家，但又未能融通。
慧远认为，大、小乘禅法的区别是因人因时的不同，佛教教法的隆替兴废而已。所以大、小乘禅法各有长短，不能分其优劣。
他认为五部分裂之前的禅典，是一切禅典的根本，五部分裂之后的各种禅法，包括鸠摩罗什所传之菩萨禅，乃是此根本禅典的发展与完成。
所以两者应是一个统一体，不应该互相排斥，修行者应当由小入大，从声闻禅到菩萨禅，以声闻禅作为菩萨禅之基础，两者不相矛盾。
慧远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他曾长期活动于江西庐山，领导庐山僧团。他坚持走山林佛教的修行之路，不依附权贵，在当时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据《高僧传》等有关史料记载，慧远本姓贾，原是雁门楼烦人，即今山西省宁武人。他生于334年，卒于416年。慧远法师一生几乎与东晋王朝相始终。
慧远法师13岁那年，随舅父令狐氏从北方来到中原地区的洛阳和许昌。
当时，中国的北方正是羯族建立的后赵统治时期。石勒及石虎都是佛教信仰者，他们遵奉西域来的僧人佛图澄为大和尚，把他看作为“国之大宝”，并请佛图澄任政治和军事顾问，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军国大事。由此可知，佛图澄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少年时期的慧远游学中原，中原地区的佛学和传统的思想文化，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
欲渡江东而不能逐愿的青年慧远，为避战乱，来到了靠近故乡的太行恒山，在这儿遇上了立寺弘法的道安法师。他被道安法师的学问所折服，最后投于道安门下。这是慧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慧远法师师事道安法师长达二十多年，其间埋头于佛学研究，机鉴遐深，因而受到了道安法师的重视。道安认为慧远能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庐山时期，是慧远法师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以他的学问和人格之影响，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弟子，由此而形成了庐山僧团。此外还有一批儒学之士，也常来此欢聚修行。
慧远对汉末以来佛学两大支，即小乘的禅数学和大乘般若学都有很深造诣。慧远因叹江东禅典未备，律藏残缺，故派弟子支法领等西行求法。他在此组织了大小乘经、律、论的翻译，并著书立说，写下许多文章阐述佛教的教义学说。
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等，在庐山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往生西方净土，对后世净土宗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他本人也因此而被后世推为净土宗的初祖。他将印度佛教的轮回说，与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相结合，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三世轮回报应的理论。
慧远还在庐山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等文论，阐述儒佛一致的理论，努力促使外来的佛教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
慧远法师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所倡导的念佛禅观，是他整个佛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谓念佛，即忆念、诵念佛之功德之意。念佛有称名念佛和观想念佛之别。观想念佛为禅法十念之一，这与后世净土宗所提倡的称名念佛修行不完全一样。观想念佛就是观佛的相好，这是偏于禅观，诵念的本意也是要通过口诵而摄心归一，最后达到清净静虑。
观想念佛是禅法的一种。“禅”与“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佛教之禅观有四禅八定之说。
佛教传来汉地，禅定之学同时传入。我国汉末至南北朝时期，佛教最重要的两个系统即般若学和禅数学，有关习禅的经典也很早就有传译，如安世高就曾译有《安般守意经》等讲解如何习禅的经典。
安般守意，这是安世高着重介绍的一种禅法。所谓安般，即出息入息；所为守意，即专注一心。这种禅法要求修禅者有意识地控制呼吸，同时又专注一心，思想集中，由此渐渐进入禅的境界。
安般守意经以调息为中心，分调息为六个阶段，谓数息、相随、止、观、还、净。安般守意是通过调息入禅定，使人息灭一切感觉意念，从而达到冥然无觉的程度。这种禅法要求调息止意，与我国道家的吐纳呼吸之术有相似之处。
我国古代道家重视吐纳调息功夫，认为口吐浊气，鼻引清气，可以祛病延寿。晋代，吐纳之法流行，为一般名士采用，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
因此，以调息止意为主要内容的安般守意禅，成了早期中国佛教流行的主要禅法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上，东晋的道安法师是最早将般若和禅学两者结合起来，而提倡禅智兼修的人。他曾在《人本欲生经序》中说，只有将禅和智结合，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
作为道安法师的得意弟子，慧远法师继承了这一精神，在晚年所作的《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强调说：唯禅智双运，方得穷究寂照，达到涅槃境界。
慧远法师的禅观，继承了道安法师禅智双修的方法，又与此不完全一样。他将禅的修行与西方净土往生之愿相结合，倡导念佛三昧，这是慧远法师禅观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的禅法，除了在民间流行的楞伽禅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存在。重要者，在北方有佛陀禅师、僧稠一系的禅法，在南方则有以宝志为代表的禅法。
佛陀禅师本是印度人，北魏孝文帝时来华。因性爱幽楼，寄身山林幽谷之中，曾在嵩岳数次度人，因而孝文帝为他在少室山建立寺院，即著名的嵩山少林寺。
佛陀禅师在少林寺传授禅法，四方闻风而来习禅者常达数百人，于是少林寺以禅法而著称。
僧稠是佛陀禅师的弟子道房的门人，也以禅学著称。他先后从道房受止观，又依《涅槃经·圣行品》而修四念处法。
僧稠曾入少林寺诣祖师佛陀禅师，得佛陀禅师的器重，受到高度评价。僧稠受北魏孝明帝、孝武帝和北齐文宣帝的礼遇，在嵩岳、怀州、邺城等地传授禅法，从其学者常达千百人。他曾撰有《止观法》两卷流行于世。
佛陀、僧稠一系禅法，主要是以长期以来流行在北方的“四念处”法为中心而组织的禅法。四念处又作四念住，本属37道品一类。念即想念，是观；处即所观对象，为境。
修四念处要求在精神专注的状态中，对特定的对象进行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其具体内容：一是身念处，观此色身皆为不净；二是受念处，观“受”，即对事物的感觉作用是苦；三是心念处，观此色心、生灭无常；四是法念处，观诸法因缘而生，皆无有我。
佛教认为，有情众生因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有己身，因执著于自我而起“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妄想。修习四念处，就是为了对治这些“颠倒妄想”。在四念处的每一念处中，还有相应的一套观法。整个四念处的修习目的，是为了认识“四谛”中的“苦谛”。
佛陀、僧稠一系的禅法，在北齐时很盛行。
禅法玄高俗姓魏，本名灵育，他12岁辞亲出家入山，并改名玄高，以示背俗乖世。他15岁就能说法，受具足戒后，专精禅学和律学。
玄高听说佛陀跋陀罗在关中石羊寺弘法，就去拜他为师，仅十多天就妙通佛陀跋陀罗的禅法。佛陀跋陀罗见他有如此深的悟解力，不肯以师自居，不受师礼。玄高于是策杖游西秦，隐居在麦积山，在这里组成了以玄高为首的禅学僧团。
但玄高也因此被人以“蓄聚徒众，将为国灾”之名向西秦河南王乞佛炽槃告发，玄高被摈至河北的林阳堂山。他在此又聚徒300人，其中得神异者11人。后来河南王闻其高名，非常后悔，又请玄高回到都邑，并崇为国师。
在河南弘化之后，玄高又游凉土，受到北凉沮渠蒙逊的重视。后北魏拓跋焘把玄高迎回平城，太子拓跋晃奉玄高为师。
当时拓跋焘偏重于道教，寇谦之等人见太子晃参与政治，担心一旦太子得权，道士将失势，因而向拓跋焘建议诛除玄高，玄高被杀，时年43岁。
玄高的禅法，属安般禅，是安世高所介绍的那一类。他同时又是个神异僧，多有灵异的表现。
汉桓帝 刘志，东汉第十位皇帝。他是汉章帝曾孙，在位21年。汉桓帝死后谥号孝桓皇帝，庙号为威宗。
建初寺 位于建业，即江苏南京城外之聚宝门外，为江南最早建立的寺院。又称聚宝山、报恩寺。
石勒 即后赵明帝，字世龙，原名匐勒，山西榆社北人，羯族。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319年至333年在位，是从奴隶到皇帝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唯一一人。
石虎 后赵武帝，字季龙，十六国时代中，后赵的第三位皇帝。庙号太祖，谥号武帝。石虎在位期间，表现出其残暴的一面，因此被认为是五胡十六国中的暴君。
具足戒 梵语音译邬波三钵那。意译近圆，有亲近涅盘之义。也称近圆戒，出家者只有受过此戒才能成为比丘、比丘尼。
麦积山 地处天水市东南方50公里的麦积区麦积山乡南侧，是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
沮渠蒙逊 即北凉武宣王，甘肃张掖人，匈奴族，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建立者，军事统帅。401年至433年在位。
拓跋焘 字佛狸，鲜卑族。北魏世祖，太武皇帝。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骑兵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