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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简称达摩，也称作达磨，南印度人，是西天禅宗的第二十八祖，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
禅宗二祖慧可得菩提达摩亲传。到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附近的冯茂山广开东山法门，为禅宗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直至六祖慧能开创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南宗禅，中国佛教的禅宗得以正式确立。
菩提达摩，简称达摩，相传其为南印度香至国王的第三子，属刹帝利种姓，亦说属婆罗门种姓。有的说他是波斯人，有的说他是印度禅宗的第二十八代祖。
杨衒之谓其“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波斯原指古安息小国。胡即天竺。而昙林谓“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大婆门国王第三子”。这样，合起来就是“西域天竺波罗门种”。此地，杨衒之谓在厌哒与赊弥之间也有个波斯小国，有说是今缅甸或苏门答刺东北岸。达摩在印度的情况考于文献仅知这么多。
在梁武帝年间，达摩渡海来到中国，传播印度佛教禅学。达摩带了一件棉布袈裟，说是禅宗祖传传法的凭证。
在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与南朝的玄学相适应，比较重视义理的理解；北方佛教与北方汉代传下来的经学传统相适应，比较重视戒行和禅定。
当时，在北方流行的禅学是僧稠发扬印度僧人觉贤的传统禅法，即用静坐、调整呼吸、舌拄上颚、心注一境的方法。而达摩到达北方后，所宣扬的禅法与僧稠所传授的大不相同。
道育说：“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发虚宗，玄旨幽颐。可崇，则情事易显；幽颐，则理性难通。”道育是达摩的得意弟子。
达摩祖师在圆寂时，曾留言说：“我的弟子千数，真正得吾法者，也只有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总持得肉、僧副得皮。”达摩祖师提到的这四个人，自然是他的高足弟子了。
道育所说的“怀念处”，即印度禅法的四念处。达摩禅法的特点是“顺物”“方便”，在禅定或苦行中锻炼自己的思想意识。
对于达摩禅法，法如的弟子杜肋说：
今人间或有文字称《达摩论》者，盖是当时学人随自得语以为真论，书而宝之，亦多谬也。若夫超悟相承者，即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声矣，何言语文字措其间哉！
这意思是说，达摩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而所流传的有关达摩禅的文字，是达摩的学人凭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的，不能代表达摩的心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对于现在流传下来的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唐净觉说：“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
昙林是达摩弟子，与慧可为同学。达摩为慧可、道育传授“大乘安心之法”，昙林记录下来。
对安心、发行、顺物、方便，达摩作出解释。达摩指出，“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两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也称壁观或坐观，即面壁静坐，以达到舍伪归真、无自无他的境界。相传，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静坐九年，终日默然，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
理入是悟理，就是由理而入道。壁观安心是真如缘起论。“舍妄归真”要从“凝住壁观”入手。
“《别记》云：师（达摩）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只教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入道”就是“心如墙壁”，径直趋入菩提道。入道后就会“见道”。本着悟见的道去“修道”，就是“行入”。这种先悟后修，是后来神会、宗密顿悟渐修说的渊源。要修到“无所有清净境界”才算达到目的。
理入壁观，对后来有很大影响，慧能之后一些法嗣子孙还有类似之说。如黄檗希运、百丈怀海等，由达摩的“心如墙壁”，进一步说成“心如木石”。其曰：“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无着，如此始有少分相应。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兀兀如愚如聋相似，稍有亲分。”
可见，壁观是凝心、安心、住心的譬语，由此达到达摩说的“与真理冥状，无有分别，寂然无名”的境界。也就是达到“安心”。安心，即使心安静。
达摩教人首先是安心，是其一贯的禅法。
达摩的禅法为南印度佛教徒所推重，其中国门徒慧可等常行头陀行，都是属壁观禅法。这种印度南方的禅学是地遍处法门，主要是修习地遍处定，即随处都会生起的感觉。
修习遍处定，常常在墙壁上用中庸的土色涂成圆形的图样，作为理想的对象。达摩的壁观，很可能和这样的方法有关。至于在大地里应用地遍处的修习，则是更进一步要学徒连“地”的概念也不存在于心中，好像是无所依而修习。
从达摩主张“凝住壁观”来看，达摩的禅学基本上是传统佛教的渐修禅法，与后来慧能禅宗的“见性成佛”之禅是不同的。
达摩所谓的“行入”，就是由行而入道，是与慧能顿悟禅法不同的渐修禅法。
达摩所说的“行入”，包括报怨行，即放弃一切反抗心理；随缘行，即放弃辨别是非心理；无所求行，即放弃一切要求和愿望；称法行，即依照佛教教义去行动，认为这样就可达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法行，这四种修养方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所有修行方法的概括，即达摩所说的“行入四行万行同摄”。
道育在《习禅·论》中说：“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两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虚筹此，故绝言平？”“罪福两舍”，就是善恶、是非、有无皆舍，即一切法不立，是指达摩施行的“四行”。所以，道育说达摩禅为虚宗。
何为报怨行？达摩劝人们逢苦不仅不要反抗，还要不忧。对于坏事不应怨忧，而应当看成是前世造业所受之报。这是天命论、因果报应论的思想。
因为第一行无报怨，所以应该随缘而行。达摩劝人们放弃对外界善恶、喜苦的分别，不计较一切，所发生的一切是都是因果注定的。
无所求行，即达摩教人放弃改善当前生活处境的任何要求和愿望。
法行，即称法而行，无念想执着而行。此与性净（道）之理相称。法即空无。达摩教人们按着佛教的基本教义去行为。“行擅舍施”，即擅度，是指众生对寺院经济捐助以获得解脱的方法。“性”即理，就是“理入”的“含生同一真性”之理。
达摩所说的空，不是世俗所谓虚空，而是真空妙有，是中道。
达摩所说的这四行，前三行是“顺物”，后一行是“方便”。有谓，达摩对道育、慧可“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有人法界”。方便，是指心印，不立文字。“师资开悟，皆善以方便，取证子心。”只要通过报怨行、随缘行解决了苦难、荣誉皆宿因所造，就会达到苦、乐皆不会使之心动，那就会无所求，即无所求行，不贪着，心安无为，形随运转。
在这四行中，达摩还强调“息逊讥嫌”“静现万物皆自得”，就是教人相互和谐共处、各得其乐。他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行六度。行菩萨大行而无所行，摄化众生而不取众生相，“三轮体空”，从利他中销融自己的妄想习气。这样的处事修行才能真的自利、利他，才能庄严无上菩萨。
达摩从印度来，所传的教义精要简明，充分显示出印度大乘法门的真面目。中国的禅者虽禀承达摩的禅法，而专注重“理入”，最终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国禅。
526年9月21日，达摩渡海来到广州。当时的广州刺史萧昂也是个佛教徒，对达摩的到来热烈欢迎，并及时奏报梁武帝。
梁武帝听说达摩是印度佛国来的高僧，极为高兴，立即下令要萧昂派人护送达摩来南京。
10月1日，达摩抵达南京。稍事休息后，梁武帝就亲切接见了他，与他一起探讨了古印度佛教和禅学。许多佛教典籍对此都有记载。
梁武帝问达摩：“我自从当了皇帝，写佛经，造佛寺，培养发展僧人，不可胜计。同时还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净身持戒，敢问有何功德？”
达摩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功德”。
梁武帝大惑不解，于是质疑问道：“何以没有功德？”
达摩说：“这些只是世间的福德，因为福德与功德不同，外修诸事的有做善只是福德，倘若不能自己内证得自性即是无功德。”他认为布施、念佛、造寺等，虽然都是做善事，都能得到因果福报，单有福德而无功德，终不可能出生死苦海。”
梁武帝接着追问：“什么才算真功德？才能修行成佛？”
达摩说：“真正的功德是‘净慧智圆、体自空寂’。”达摩解释说，能自见真如自性就是功，能视一切众生平等就是德，念念之间没滞碍，常见真如本性、本自具有的真实妙用，这就叫功德。功德原本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的事上求。一句话，心即是佛，佛在心中。功德是要靠内心修炼，明心见性，方成正果。心若背觉合尘即是众生，心若背尘合觉即是佛，从而达到精神永驻、万劫不变的最高境界。
梁武帝又问：“得道高僧至高无上的真理圣谛，第一圣谛的境界是什么？”
达摩说：“境本非境，界也无界，世界本是空廓无相，也无圣道存在的境界。”
梁武帝听后，茫然不知所云，于是咄咄逼人，直问达摩道：“既然无圣，那么现在与朕说话的人是谁？”他哪知在达摩的眼里本来无一物，哪里有什么皇帝！
虽然如此，达摩还是菩萨心肠，因势利导，指点迷津。于是他说：“不识。”
这是充满禅机智慧的回答，意思是说：我本非我，你也非你，世界本来便是空寂、圆融、清静、妙密的无相。达摩此时自知无法度化这位皇帝，便告别回驿馆了。
达摩在南京逗留了几天，在萧寺墙壁参观了著名书法家萧子云所书的飞白书法“萧”字，他在壁前观摩了半天，深为中国书法的神奇所震撼。
随后，达摩悄然走出城去，来到了长江边，渡江北上了。
达摩的弟子有很多，知名者说法不一。唐道宣《唐高僧传·达摩传》等遗著中，记载的知名者有：慧可、道育、僧副、昙林、尼总持等人。
达摩在洛阳时，只有道育、慧可跟他学习。唐道宣说：“达摩禅师后，有慧可、慧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
慧育，即道育。道育为人比较朴实，他受道心行，不立言语文字。道宣在《唐高僧传》中讲到达摩在北魏传授禅学时，提到了道育。
达摩在北魏时传授禅法给道育等。在诸种记载中，皆把道育放在慧可之前。在后来的禅籍中，谓道育得达摩禅之骨，“迷即烦恼，悟即菩萨。”
僧副，太原祁县人，出于达摩门下，精定学。后于北魏太和末，南游建康，住在钟山定林下寺。其高风为梁武帝所叹赏，后到庸蜀大弘禅法。僧副长期保持着生死随缘的生活，不失为达摩的弟子。
僧副与帝王官僚交往，似有重人事地位之嫌。而他死生随缘，是出世思想。僧副的思想与达摩是一致的。
昙林又称昙琳、法林。因其臂为盗贼所断，故人称“无臂林”。自北魏元象元年至武定元年期间，为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等诸师之译经担任笔受，并撰序文。
达摩的著名弟子中还有尼总持。据说，道育和尼总持这两位高僧曾是患难之交。
道育是古雒城人，原本是跟随跋陀和尚出家学习小乘佛法，曾取法名为道房。尼总持原本是山西怀州王屋山飞云岭人，姓冯名新萍，是个猎户的女儿。只因道房被师父跋陀派往山西怀州法兴寺忏学。在往返的途中，道育先后两次救了冯新萍的性命，于是冯新萍决定与道育一同出家。
后来，道房把冯新萍带进了少林寺，在师兄弟们的筹措之下，让新萍姑娘同来寺出家的永泰公主住在了一起。当时，达摩祖师已在五乳峰上，白日面壁，夜间传禅了。也由于道房同冯新萍一念纯真地皈依大乘佛门，达摩祖师便同时收她俩为弟子。为道房改名道育，让她去育大乘之道。因新萍一贯学佛认真，严持戒律，为其取法名为尼总持，并让永泰在下院为她行了剃度之礼。
后来，道育同尼总持都被达摩祖师视为高足，同证华果，成为禅门高僧。道育后来活到了100多岁，人们尊称她为长寿佛。
达摩渡江北上后，来到河南洛阳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后来，慧可拜谒达摩，断臂立雪，才最终求佛法印。
“立雪断臂”的故事在佛教中广为流传。正是二祖慧可立雪断臂，禅的血脉方能传给二祖，而且不久之后，禅更如开源的大河，奔流不止。如果没有慧可的立雪断臂的求法精神，禅的大河也许不会很快地在中国成长发展。慧可承上启下的功德非同一般。
对于慧可立雪断臂的事实，可见于智炬《宝林传》卷八载唐法琳所撰的碑文。
慧可俗姓姬，虎牢人。虎牢，即今河南成皋县西北。慧可自幼志气不凡，为人旷达，博闻强记，广涉儒书，尤精《诗》《易》，喜好游山玩水，对持家立业不感兴趣。后来，他接触了佛典，于是便栖心佛理，超然物外，怡然自得，产生了出家的念头。
父母见其志气不可改移，便允许他出家。于是，慧可来到洛阳龙门香山，跟随宝静禅师学佛，不久又到永穆寺受具足戒。此后，慧可遍游各地讲堂，学习大小乘佛教的教义。
经过多年的学习，慧可虽然对经教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个人的生死大事对他来说，仍然是个难解之迷。
慧可在32岁那年，又回到香山，放弃了过去那种单纯追求文字知见的做法，开始实修。慧可每天从早至晚都在打坐，希望能够借禅定的力量解决生死问题。就这样过了八年。
有一天在禅定中，慧可突然看到一位神人站在跟前，告诉他说：“如果你想证得圣果，就不要再执著于枯坐、滞留在这里了。大道离你不远，你就往南方去吧！”慧可禅师知道这是护法神在点化他，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神光。
第二天，慧可感到头疼难忍，如针在刺，他的剃度师宝静禅师想找医生给他治疗。这时，慧可听到空中有声音告诉他：“这是脱胎换骨，不是普通的头疼。”慧可禅师于是把自己所听到的，告诉了他的老师。
宝静禅师一看他的顶骨，果然如五峰隆起，于是就对慧可说：“这是吉祥之相，你必当证悟。护法神指引你往南方去，分明是在告诉你，在少林寺面壁的达摩大师就是你的老师。”
慧可于是辞别了宝静禅师，前往少室山，来到达摩祖师面壁的地方，朝夕承侍。
开始时，达摩祖师只是面壁打坐，根本不理睬他，更谈不上有什么教诲。但是，慧可并不气馁，反而愈发的恭敬和虔诚。慧可每天从早至晚，一直呆在洞外，丝毫不敢懈怠。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年腊月初九的晚上，天气陡然变冷，寒风刺骨，下起了鹅毛大雪。慧可禅师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天快亮的时候，积雪居然没过了他的膝盖。
这时，达摩祖师才慢慢地回过头来，看了慧可一眼，心生怜悯，问道：“你在雪中站这么久，要求何事？”
慧可说：“希望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
达摩祖师道：“诸佛所开示的无上妙道，必须累劫精进勤苦地修行，行常人所不能行，忍常人所不能忍，方可证得。岂能是小德小智、轻心慢心的人所能证得？若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来希求一乘大法，只能是痴人说梦，徒自勤苦，不会有结果的。”
听了祖师的教诲和勉励，为了表达自己求法的殷重心和决心，慧可禅师暗中拿起锋利的刀子，“咔嚓”一下砍断了自己的左臂，并把它放在祖师的面前。顿时，鲜血殷红了雪地。
达摩祖师被慧可的虔诚举动所感动，于是就说：“诸佛最初求道的时候，都是不惜生命，为法忘躯。而今你为了求法，在我跟前，也效法诸佛，砍断自己的手臂，这样求法，必定能成。”
达摩祖师于是将其“神光”的名字改为“慧可”。
慧可开悟后，继续留在达摩祖师的身边，长达六年之久，后继承了达摩祖师的衣钵，成为禅宗的二祖，即楞伽宗二祖。据说活了90多岁。
达摩初祖圆寂后，慧可禅师就在黄河近边一带，韬光晦迹，隐居不出。由于早年间已名驰京师，前往问道的人络绎不绝，慧可随时为众开示心要，因而声誉日广。
534年，慧可禅师到东魏的邺都，即今河南安阳，大弘禅法。在安阳弘禅法时，当时有些学者不能理解他的学说，因而引起争辩。
如著名的道恒，就指斥慧可所说法要是“魔语”，派遣上座弟子向慧可质难。然而辩论结果，道恒弟子听慧可说法后，竟心悦诚服地倒向他，这就使道恒更加不满。于是，道恒贿赂官吏，企图加以暗害。
此外，道恒加害慧可，还与慧可宣传宋译《楞伽经》的理论有关。当时，达摩把四卷《楞伽经》授给慧可时说：“我看在汉地，唯有《楞伽经》可传。仁者依此修行，自得度世。”于是，二祖慧可就弘扬《楞伽经》。
慧可用达摩传给他的四卷本《楞伽经》，与当时新译出的十卷本《楞伽经》相对抗。他的禅学特点是理事兼融，苦乐无滞，用“情事无寄”之教义进行宣传。他对经文作了许多自由的解释。在洛阳讲学“奋其奇辨，呈其心要”。由于他立说新颖，对四卷本《楞伽经》的创解，一时言满天下。
据道宣说，慧可能“发言入理，未加铝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此外，昙林说当时“忘心寂默之士，莫不归信”，说的是达摩和慧可等弘扬“忘心”的禅法。
慧可依据达摩所传禅法，“藉教悟宗”，用玄学诠释佛理，所以说他“专附玄理”“口说玄理，不出文记”。慧可等所说的“玄理”，可理解为深奥之意。
慧可在邺都受到异派学者的迫害后，便流离于今河南安阳、汲县之间。因此，在慧可晚年，并没有多少随从弟子。但三论宗的学者慧布北游邺都时，曾特地前往叩询禅法，得到印证。北齐天保元年，著名禅学者向居士致书向他请教，并以诗文问答，受到慧可的许多启示。
574年，武宗进行灭佛，慧可与同学昙林曾努力保护佛经和佛像。后来他们又南下隐居于舒州皖公山，即今安徽潜山县，在此传法给三祖僧璨。周武宗灭佛停止后，慧可又回到邺都。593年圆寂。
慧可的禅学思想直承达摩，特别是初祖传授他的四卷宋译《楞伽经》，重视念慧，而不在语言。此经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语忘念，无得正观”为宗。这个思想，经过慧可的整理发展，对后世禅宗有很大的影响。
达摩的壁观禅法，是以理入和行入为入道途径的。“理入”即“壁观”；“行入”指万行同摄的“四行”。四行着重于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除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照佛教教义苦下功夫。“理入”属于宗教理论，“行入”属于宗教实践，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慧可继承这个思想，指出众生与佛无差别的义理，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
智炬的《宝林传》卷八载唐房琯撰《三祖僧璨碑文》中说，僧璨请慧可为他忏悔，慧可说：“将你的罪说出来，我与你忏悔。”僧璨想了想，没有想出罪过来。
慧可就说：“我已为你忏悔完了。”这与达摩与他安心如出一辙。
《少室逸出杂录》第八十三则的记载，与上述回答形式大体相同，只加上一句僧璨最后答慧可时说：“罪无具体的形相可得，但可知将从何物而来。”据记载，就是因为僧璨有这个悟性，慧可才传法给他。
初祖所传安心禅法，成了慧可毕生心血所系。达摩示寂后，慧可便一心一意地弘传安心禅法。虽然当时被认为是“魔说”。北朝时，由勒那摩提等人所传的《十地经论》，或昙鸾所传的净土之教，都与这种安心禅法持不同观点。
慧可在回答居士的提问说：“观看有与无、生与死、无明与智慧、烦恼与菩提、众生与佛等类似事物时，必先使它立场对立，有所差别。人既懂得分别，便很容易陷入此二见中。这样的说法在实际上似乎存在，而却是我们知性作用使然。如果在此二见中停留不动，就见不到真实了。”
慧可把真实的风光一语道破为“万法即皆如”。所谓万法，就是指宇宙间所有的事物和现象，包括动物和静物，即所谓真如。慧可的思想源于《楞伽经》，但他却认为，若立于万法一心的立场，则二见的对峙只是呈现在自己心中的妄想而已。可见，慧可的禅法思想，已将达摩的佛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慧可禅法的滥觞《楞伽经》，本来不是专讲禅法的经典，但对涉及禅法的一些问题，当时是颇有争论的。
在宋译四卷本的《楞伽经》卷二中，分禅为四种：一是“愚夫所行”，指二乘禅，观“人无我”；二是“观察义”，指大乘禅，观“法无我”；三是“攀缘如”，禅观法无我还是从消极方面说，此则从积极方面观“诸法实相”；四是“如来禅”，指自觉智境，即佛的内证境界。
又在卷三中，讲到说通和宗通。“说通”指言教，“宗通”指内证的道理。又在卷一中，还提到“离念”的主张，从而也有“离的”渐顿问题，涉及渐悟和顿悟。这些教说，都是与禅法有关。
慧可从初祖处传得此经，但却对“专附义理”作了许多自由的解释。以后他的门人携此经游行村落，不入城邑，行头陀行。
所谓头陀行，是一种坚忍苦行的简易禅法。头陀，是梵语Dhub的音译，亦译杜多，原意为“抖擞”，即抖擞烦恼、离情滞着。凡修头陀行者，自己在衣食住三个方面都力求刻苦：必须穿极少而又简单的衣服，即百衲衣；必须乞食，不得多食；必须住宿“阿兰若”，即僻静场所，也就是必须住在远离城镇的荒僻空闲之处，如住在树下或坟墓间，并且必须常跌坐而不横卧。头陀行，是佛教训练自己忍受痛苦的方法。后来也用“头陀”称呼行脚乞食的僧人。
禅宗门徒对《楞伽经》的共同认识是不重语言，重在观想。因此，他们禅法的宗旨即“忘言、忘念、无得正观”，贵在领宗得意，绝不拘守于文字。这种着重口传、不重文记的一条，后被称为“禅宗门下楞伽师”。
在禅观时，应理解色的如性，遍处虽然往复无际，但始终与如性相联系着。“明起不认生，灭不认尽”，是指法的生灭而言，但生不是上座部的，而是属于大乘空观的性质了。
慧可传达摩的禅法，就是采用这种说法。所以后来道育为他立传，就直称之为“虚宗”。在中国佛学思想上实际发生影响的，正是空观与禅观的融贯。
“可禅师后”“可师后”等12人，是慧可的直传弟子。明禅师，即道宣在《慧嵩传》中讲的苞山明法师。“远承可师后”，是慧可的再传或传承不明者，其旷法师，即道宣在《慧可传》所附《慧满传》中讲的昙旷。
此外，南方摄山三论宗的慧布也曾请教慧可。这些大都是慧可所授之徒，皆不出今河南省境内。
那禅师的情况，道宣附在《慧可传》里。他是学者出身，出家后修头陀行。
弟子慧满，也是一个典型的头陀行者。慧满俗姓张，荥阳人。原居相州，即今河南相县。唐太宗贞观年间到洛州，即今河南洛阳附近，后卒于那里。
慧满禅师都是达摩、慧可一乘宗的忠实信徒，严格的头陀戒行者。到唐高宗时，慧满禅师一系身亡法绝，慧可的门徒中只有明禅师的弟子仍在扬化。
法冲俗姓李，生于兖州。他早年与房玄龄友善，24岁做鹰扬郎将。因母丧读《涅槃经》，发心出家，至安州，即今湖北孝感，拜慧嵩学《楞伽经》等，后入武都山修行禅业。贞观初年，朝廷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法冲誓死剃度，并避居峄阳山修禅。二祖慧可之后裔尝就学于法冲。
慧嵩“承苞山明法师，兴皇（寺）遗属，世称郢匠，通国瞻仰”。慧嵩曾到今四川成都一带传教，很得人心，引起当地某些人的猜忌，受到迫害。于是，他出荆门回到安陆老家。卒于唐太宗贞观七年。
慧嵩师承苞山明法师，而明法师又是兴皇寺的摄山一派三论宗大师法朗的弟子。慧焉传授《楞伽经》给法冲，说明他们都是慧可后楞伽宗的人物，他们与慧可所传达摩的禅学基本是一致的。
法冲是由三论宗转到楞伽宗的，而且是楞伽宗坚定的信仰者和传授者。胡适称“法冲是北方中兴《楞伽》的大师”。楞伽宗诸师大都修头陀行。法冲授徒不重文字言语，用一些不着边际的教法诱导学者。
在慧可的再传弟子中，还有昙伦、摩诃衍。
昙伦，俗姓孙，际州人。13岁出家，依端禅师学禅，端与粲同辈。端修次第观便。
他告戒昙伦说：“把心系在鼻端，就可以得静了。”
昙伦却说：“如果有心，当然可以系在鼻端。但本来无心，不知要系什么。”
众人都认为他的话很奇怪。昙伦自己叹息道：“学这些浅近的东西，怎能得到透彻之悟呢？”因此，他在众僧礼拜忏悔之时，自己则入禅定，众人很佩服他。
后来，有一次昙伦送钵到堂上，还没走一半路，就突然立于路上入定，手里端的钵一点也没有斜。师傅非常赞赏他。
端禅师告诉昙林说：“让你学习打坐，是先清除俗情。就像剥葱那样，一层一层剥去，然后就会干净。”
昙伦说：“如果有葱，当然可以剥。本来无葱，还要剥什么呢？”
师说：“这是大根大茎，非我能教的了的。”
从此，师傅不敢训诫他了。
众人礼拜参佛、念经，他一律不参加，每日闭门不出，行住坐卧均修离念心，以实现自己的深悟之志。
当管僧物的家人用僧人吃的粥喂狗时，昙伦对他说：“狗有别的食物，不要把僧人的粥给狗吃。”家人因为经常这样做，所以不听昙伦的话。家人用僧粥喂狗后，狗在家人前把粥吐出来。
昙伦默然不语，再次告诉他不要用僧粥喂狗，家人表面上答应了。后来，狗群在僧人们面前把粥吐出，揭穿了家人的谎话。此时，僧俗都对昙伦非常敬佩。
有饱学之士来与昙伦争辩，提出疑问。昙伦一说就把对方打发走了，没有人能难住他。
当时，人们称昙伦为卧伦。有一个名叫兴善的禅师，禅学广博，认为昙伦卧禅很怪，于是到昙伦禅房与他辩论是非。昙伦大笑说：“请随便考问。”于是两人兴致很高地谈论起佛法来，以致于三天三夜没合眼。
昙伦讲了般若无知、空花淡水、无主天依和不立正邪以及本性清明诸佛法。兴善禅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昙伦心路无阻，不加思议，才能如此得道。
武德末年，昙伦在庄严寺病了。旁边服侍的人感到寂寞，就问昙伦：“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昙伦回答：“到无尽世界去。”于是就默然不语了。有僧人用手摸他，感到很冷。
悄悄地告诉其他人说：“已经凉到膝盖了，到了地、火、水、风四大分离，生命将尽的时候了，这也确实是人生之苦啊！”
昙伦这时却说：“这苦也是空的。”
有人问他：“舍去的报身是什么报身？”
昙伦答道：“我身体里地、火、水、风四大相斗已到膝下。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用野草裹了扔掉，不要做别的事。”
又说：“到了五更了，钟怎么没有报时？”
有人答道：“一会儿就去打钟。”
再看昙伦时，已气绝。终年80多岁。
昙伦禅法本于四卷本《楞伽经》，是以“唯离念心”“善巧方便”“安心”为特征的。
昙伦曾撰《出家安心十功德》。“安心”之究竟是“安理心”。所谓“理心”，是“心能平等名之为理，理能照明名之为心，心理平等名之为佛”。昙伦禅学对后来的禅宗有一定的影响。
总得来说，慧可的门徒一般都随身携带四卷本《楞伽经》，游行于村落，不入城邑，修头陀行。他们对于四卷本《楞伽经》的共同认识是：“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也就是说，不重言语，而重观想。
这种禅法的宗旨即是“忘言、忘念、无得、正观”，贵领宗得意，不拘守于语言文字，不重文记。
杨衒之 北魏散文家。元魏北平人。博学能文，精通佛教经典。其著作《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文坛上的旷世杰作，成为现存文学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之作。
僧稠 昌黎人，俗姓孙。先在巨鹿景明寺出家，拜治实为师，后到少林寺拜跋陀为师。他理解极快，学佛成绩卓著，被跋陀赞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
觉贤 汉名觉贤。觉贤所译华严，与大成《瑜珈学》关系密切。觉贤法师是当时唯一与鸠摩罗什齐名的大法师。
萧子云 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26岁写成《晋书》，后著《东宫新记》。善于草隶书法，声名远播。
少室山 又名季室山，东距太室山约十公里。据说，夏禹王的第二个妻子，涂山氏之妹栖于此，人于山下建少姨庙敬之，故山名谓少室。
甘露门 即指如来之教法。甘露为涅盘之譬喻，故趋赴涅盘之门户譬之为甘露门。又作甘露法门。
示寂 佛教指佛、菩萨或高僧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