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代传承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历代兴建佛寺，佛经翻译也大量进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传播。

佛教在我国传承不断，历朝历代不但高僧倍出，更重要的是常常国家出钱，兴建大批寺院等，鼓励中兴的事迹不可胜数。

（一）三国时期着重译经

从汉代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

此外，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还为康僧会建立了寺塔。

支谦是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详。他本是月氏人，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支谦也随之而来。后支谦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称。

东汉末年，支谦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时人称为“智囊”。吴主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从223年至253年的30年间，支谦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88部、118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的译经大师。支谦虽不是僧人，但对佛教的贡献却十分巨大。

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

昙谛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译出了《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四部。

吴国的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当时译经是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也就是守意，大乘偏重般若。

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二）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

梁朝有寺两千八百多座，僧尼八万余人。在建康，就有大寺七百余所，僧尼和信众常有万人。

北朝虽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

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

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四百余万人，寺庙四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的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

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的佛经归国。

（三）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创立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

1.隋唐两代重视佛教 隋文帝统一南北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

在都城大兴城（即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即大兴善寺。601年至604年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组织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

隋炀帝继承了文帝保护佛教的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同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使佛教十分兴盛。

唐代是我国佛教臻于鼎盛的时期。唐代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

李世民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到僧兵的帮助。即位后，他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的高僧和学者。

唐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又令各州设大云寺。

2.唐朝著名译师不空 在唐代，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他圆寂后，唐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

不空，全名为不空金刚，唐代的著名译师，开元“三大士”之一。他是北印度人，属于婆罗门阶层。幼年时代，父亲去世了，他随舅父来到唐地。

不空13岁时，拜中国传密法的金刚智为师。15时，不空正式落发出家。初学悉昙章，不空只用了十天就学会了。他的师父感到惊奇，知道他将弘大法，就为他授菩萨戒。20岁时，不空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其后专门从事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理解和记忆力均超过常人。

不空要求学瑜伽五部三密法，金刚智就传给他。三年之后，不空准备回印度去学。这时，金刚智见他求法心切，才向他传授五部灌顶等佛法。

741年，金刚智在东京洛阳病逝。不空痛失所依，就遵照其师的遗命，拟去印度和狮子国寻求密法。

他率领了一个37人的学法团，其中有著名人物含光、慧譬等，先到南海，即今广州，再乘船到达诃陵国，即今爪哇中部，第二年就到了狮子国。

当时的狮子国，大乘佛法流行，尤其是密法，盛极一时。不空在狮子国住了三年，广求密典及诸大乘经五百余部，后游历印度，于746年回到长安，在净影寺组织译场译经，并设坛灌顶传授密法。

天宝八年，不空受唐玄宗诏令去河陇，天宝十三年至武威，天宝十五年回到长安，住大兴善寺。

在不空之前，有些著名的译师从印度或西域带到唐朝的梵文经典，都分散存于各寺院。不空经唐肃宗李亨的许可，将玄奘、义净、善无畏、菩提流志、宝胜等人生前存放于各处的梵本，都集中到大兴善寺。他原意是想集中整理。但不久，遇到唐武宗灭法的会昌法难，大兴善寺被毁，集中在那里的珍贵梵本，同遭厄运。

不空晚年，曾派弟子含光到五台山修建金阁寺和玉华寺。大历九年不空逝世，终年70岁。唐代宗封其官号“司空”，谥名“大辨正”。

不空虽为印度人，但他在幼年时就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精通梵、汉语文。他被尊为密宗大师，又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一。他的译经条件，远比印度或西域来华的译人优越。

据说不空讲求戒律，曾有两千余人从他受比丘戒，但真正继他后，能传五部密法的只有六人，被称为“六哲”。他们是金阁寺含新罗，即今朝鲜人惠超、青龙寺惠果、嵩福寺惠朗、保寿寺元皎与觉超。其中，惠果后来将密法传给日本的空海，成为日本的一个宗派。

此外，不空还有一名弟子名慧琳，疏勒人，撰有《一切经音义》100卷，对经论的训诂、正字、考订和辑佚，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3.隋唐佛教全面发展 唐时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时，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也很大，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等不辞艰辛，到印度游学。

此时，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即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交流。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了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颉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之分。

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时期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便传播至海外。

（四）两宋时期的发展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的政策。960年，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在益州，即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

太平兴国元年，又普度僧人17万人。太平兴国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

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初已达八十余人。译经规模超过了唐代，但成就稍逊。

这一时期的佛教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

1021年，天下僧尼达到近四十六万人，寺院近四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

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的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丰富了经文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

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的本旨是一致的。

（五）元明清时期的发展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了保护政策。

在元代，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万多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代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汇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的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接明末清初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景象。

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出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

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

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六）观音信仰的传播

汉传佛教除了菩萨信仰之外，还有观音信仰。观音信仰的传播，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是，从三国至东晋十六国，为初传期。所修法门只是称念观音圣号，尚未形成完整的观音信仰体系。传播范围仅限于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中原个别地区。

二是，从南北朝至隋代，为兴盛期。这一时期在《普门品》之外，又翻译出许多观音类经典。所修法门虽仍以称念圣号为主，但造像、礼拜、供养、诵经、念咒等修持方式日益流行起来。观音信仰体系的基本框架业已形成，观音信仰已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三是，从隋代至宋代，为普及期。这一时期，大量观音类经典的译传、阐释观音信仰的著述纷纷涌现出来，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内在理论体系最终完善。观音信仰为各宗各派普遍接受，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更加深入和普及。

四是，元明清时期，为演变期。从宋代开始萌芽的、宣传的女性观音身世的妙善公主的传说，经元代的加工完善而定型，并迅速得到普及。女性观音信仰成为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主流。

与此同时，中国式的“三十三观音”等造像作品纷纷出现。我国的观音主道场普陀山，逐渐成为朝拜的中心。观音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主要崇拜对象，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外在表现体系最终形成。

五是，民国以来，为持续期。这一时期，观音信仰与现实人生的结合更加密切，从原来纯粹依靠观音的被动型修行实践，发展成为依赖观音的同时，效法观音的精神与行为，人人争做观音的主动型修行实践。观音宗教文化和观音世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

观音宗教文化是观音文化的主体，是我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观音宗教文化，就没有观音世俗文化；而观音世俗文化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观音宗教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