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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
先秦时期是儒学的开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儒学领域出现过八大派别，儒墨显学等。
在孔门72个贤人弟子中，还分为四科十哲等。这些知识都是先秦儒学里非常重要的常识。
“儒”的起源甚早，后人认为古代之儒，其职为祭祖事神、经理葬事、为人相礼等。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是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
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
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
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形式的具文。
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我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之后，另一位儒学大师是孟子。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而所称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等。
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
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
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称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
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
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至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
子张之儒，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
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理想人格。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详。
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
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后人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8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
《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
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后人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
据后人统计，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3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
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后表示很赞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派。
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
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也当属于“漆雕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
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亡》所说的陈良一派。
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
《礼记·檀弓上》所记载的仲梁子—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是鲁人。
《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
据主要从事《韩非子》、《吕氏春秋》研究的著名学者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
儒墨显学，指先秦时期以孔子和墨子为代表的儒墨两家著名而有极大的影响的学派。这两个学派在如何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
墨家主张“兼以易别”，即以平等的无差别的兼爱去取代墨家所倡导的区分亲疏厚薄的亲亲之爱。孟子认为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张去做，势必从根本上否定父子关系。
墨家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糜费财务、厚葬久丧、繁饰礼乐的习俗。荀子认为墨子只看到功利的一面而不懂得文化的作用，只片面强调社会的均等齐一而抹杀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
儒墨两家是先秦最早形成的两个学派，他们的争论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墨家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失无闻。
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10位学生，分别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
孔门十哲又被细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类别。在德行科的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在政事科的是子有、子路；在言语科的是子我、子贡；在文学科的是子游、子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我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其中，“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
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作“六经”。
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