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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儒学 |
要想了解儒学，首先要了解儒学到底是什么和儒学的发展历程。
儒学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但一般说来，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四个明显的阶段，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儒学。
儒学，即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学简要地说就是儒的学问。
一门学问的建立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和长时间的发展，还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检验，儒学也是这样。从古圣伏羲昭示天人之道开始，经过了历代圣贤的发展完善，凝聚了无穷的智慧心血，千锤百炼，最终由先师孔子创立而成。
儒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仁”，意称人与人之间所应建立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
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
尊重知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儒学思想在社会方面，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之后，特别是自汉以来，儒学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具有我国国教的地位。经过历代儒学名家的不断完善和弘扬，儒学至今也是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我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教，或称孔教、名教、礼教或先王之教。儒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儒教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
儒教以十三经为宗教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宗教组织，以孔庙为宗教场所，以祭天、祭祖、释奠礼为宗教仪式。而狭义上则是指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运动。
我国历史上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视同宗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
到了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
儒教的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它要求人们要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
所称“三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称“八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教是我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然而，明清以来，我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
1912年之后，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后因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直至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
儒生，指通经之士，指崇信孔子学说的文人。在过去不熟读理解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名著，不要说考取进士，就连考取秀才也是望尘莫及的。所以，科举之人皆可称儒生。
进士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一般中了举人、进士就可为朝廷做官，做文官的科举之人一般习呼儒臣，做武官的科举之人一般习称儒将。
当然，没有考取功名的大儒家在历史上也是非常之多。比如，顾炎武、李中孚等，都是大名鼎鼎的鸿儒家。
我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并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大多数人把儒学认为我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它们分别是：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通过对儒学的历史作用的考察，并结合国家的政治情况，儒学的发展阶段还有另外一种分法：
第一阶段，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两宋属于我国历史的战乱时期，而对应的这正是儒学最弱的时期。战国时期先秦原始儒学产生、发展、传播的阶段，儒学刚刚诞生，还没有能力处统治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有“五胡乱华”之说，儒学自然也被破坏殆尽。五代十国和两宋与魏晋南北朝相类似，尤其是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而两宋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真正的统一，虽然有以程、朱等为代表性理之学的儒学，但真正成为统治思想确是在明、清时期。
第二阶段，秦、隋、元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都很短命，其中秦只有15年；隋处于过渡时期建国38年灭亡；元，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不可能将儒学居于统治地位，只有短短的88年就被明朝灭亡。
第三个阶段，汉、唐、明和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时间共超过1200年。与此相对应，儒学也进入了最重要、最繁荣的阶段，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科举制度的确定和完善，程、朱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当然，关于儒学历史阶段的划分还有很多种，但受到广泛认可的是第一种的那个四阶段划分法。
我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
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
接下来的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
我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
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主。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
同时，那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
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微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以致到了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700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从唐代后期开始，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
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
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
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700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
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
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
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受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儒学再次面临危机。
我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随着戊戌变法的成功，康有为的很多著作被查封，其思想的传播也受到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
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
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
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