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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
春秋战国结束以后，我国进入了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政治的变化对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盐铁会议等。
此外，在这一时期，儒学领域也衍生出了许多派别和一些争论。
秦王朝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统一了文字，又将以儒生为主体的70多位博士汇聚到咸阳的宫廷，大大便利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儒学的传播。
然而，由于秦王朝力图以法家思想为主轴实现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并不惜以“焚书坑儒”的惨烈手段打击法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学术流派。由此大大激化了秦王朝与广大知识阶层的矛盾，成为它灭亡的原因之一。
秦末汉初，刘邦打着“反无道、诛暴秦”的旗号推翻了秦朝，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对法家思想的一次大批判，由此迎来了西汉初年一度活跃。
除了墨家以外，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术流派都有代表人物出来活动。它们一方面互相斗争，一方面又吸收对方的理念与方法，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进行自我改造。
刘邦对各种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等人则在刘邦死后将黄老思想推尊为政治上的指导原则。此时的黄老尽管打着黄帝与老子的旗号，但实际上是老子学说在吸收法家、儒家思想后创立的新道家。
在此过程中，儒家思想则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广泛吸收法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的学说，实现了不同学派的新的整合。
经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之手，将先秦儒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而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可以替代黄老思想的新的思想武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大大加速了儒学传播的步伐。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
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
儒学秦和两汉时期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它传播到华夏大地的几乎每个角落，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原因的。
首先，儒学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博大精深、影响广泛的学派。又经过秦朝和汉初80余年儒家学者的整合、改造、创新，发展成为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有着其他学派不可比拟的优势。
比如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思想资料《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荀子》、《孝经》等。
它又拥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跻入庙堂做官从政，以自己的学识为统治者服务；或固守学派的营垒，聚徒讲学，全力延续儒学的香火；或努力整合，立志创新，对传统儒学进行精心改造，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
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董仲舒大手笔的精心整合，儒学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
于是，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宝座。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确立，无疑加速了它的传播。
其次，经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既保留了原始儒学的仁、礼互补的基本精神，又广泛吸取了其他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封建社会找到了最为理想的意识形态，对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这样，它既能获得统治者的垂青，又能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是我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例如，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儒学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
特别是儒学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映了中国宗法农业社会中君主、臣僚和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
儒学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它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肯定“汤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一方面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和“推己及人”，要求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还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颂扬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儒学还一直重视教育事业，不少儒生不论做官还是为民，都不放弃聚徒讲学。这一切对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再次，儒学还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从其产生那天起，儒学就不断地从历史和现实中吸纳知识与智慧，还不断从异质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
儒学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学派，因而能够紧跟时代，不断增强对社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
还应该指出，儒学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它的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生活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润物细无声般渗透到人们的身心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
显然，统治者政策的引导，“禄利”的诱惑固然是儒学在两汉时期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但儒学本身所具有的较其他思想流派不可比拟的优势则是其迅速传播的更重要的原因。
焚书坑儒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第二年，两个修炼功法炼丹的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逃亡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犯禁者460余人，全部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手法残忍，残暴，一直引起人们的反对，并最终加剧了秦朝的灭亡。
西汉初年，汉王朝一直重视道家的无为而治，但随着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开始逐渐兴起。汉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此时，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建元元年武帝继位后，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遭到实权人物窦太后的反对。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此时，儒生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实施。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也同样成为定型。这一政策的实现既促进了封建王朝的稳定，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会议。这本来是一场关于盐铁专卖政策的讨论会议，却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绍告缗等。
它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使得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面对国内支持与反对盐铁官营的两派，昭帝始元六年，根据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并展开讨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辩论的双方，一方是从武帝时起长期当政的法家代表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一方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贤良文学。
盐铁会议的结果不仅在政治上是终止了武帝的战争政策、转入新的休养生息的和平状态的开始和标志，也是思想上终止汉初儒、法合流，重新恢复先秦孔孟思想传统的历史契机。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契机，经过盐铁会议，儒家思想重新崛起，在宣帝时期进一步得势，至成帝时则完全居于统治地位了。
石渠阁会议，也叫石渠阁奏议，是西汉第十位皇帝宣帝刘询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公元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
后来，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155篇。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这些都对儒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代在统一天下后，废除秦代的书禁，广开献书之路，设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繁荣，成为汉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据及统治思想的重要来源。
但经学由于文字和师承的不同形成了今文和古文之争，造成了经义的分歧局面，不但令学者无所适从，也不利于政治思想的统一。
西汉时，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在石渠阁大集诸儒，讨论五经的同异，分歧不决的由皇上出面作出最后决定。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模仿石渠会议故事，在白虎观召开由廷臣及诸侯参加的讨论五经同异的会议，历时数月之久。
会上，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由淳于将讨论结果上奏，分歧处由章帝作出决断。这就是白虎观会议。
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
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博士的称称，在我国古代有几种涵义，这里仅指秦汉官名。作为官名，博士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如秦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90岁，尚能口授《尚书》28篇。
秦代至汉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汉代武帝采用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
到了唐代，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而非中央官学传授儒经学官的专称。
如魏晋以后，常任用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管宫廷礼仪；任用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管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
博士的选用，西汉和东汉以前采取征拜和荐举的办法，而且有一定的标准。到了东汉，任博士还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方能被荐为博士。
“三纲五常”，我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后人认为最早渊源于孔子。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西汉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结合天人感应说，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之别的观点。他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身体和性情都来源于天。
人性的根源是阳，表现于外为仁，是善；情的根源是阴，表现于外为贪，是不善。人生下来就有性和情两种质，虽然性是主，情是从，但不能说人性先天就是善的。
要使人养成道德品行，达到“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需要经过社会的教育。
董仲舒认为：上等的先天就是善的，不需教育；下等的是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的。这两种都是少数，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是大多数，需要教育，所以董仲舒认为君王承天命，教育人民养成善德。他从人性论上论证了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董仲舒以后，东汉王充也根据禀气的多少把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种，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是中人之性。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把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的《周易》一书中“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糅合到一起，倡导阴阳五行说，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兴替的原因，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五德之说，源于五行理论，春秋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揭示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开了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
按邹衍的理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建国，皆沿用五德之说。
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必须修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明经由郡国或公卿推举，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汉代设置这一科，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