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至五代，大相国寺一直被历代君王所关注，这些皇帝要么为大相国寺题写匾额，要么把大相国寺作为重要仪式的举行之地。到了宋代，作为京都最大的寺院，宋代君王对大相国寺也倍加重视。

从宋太祖赵匡胤起，大相国寺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为国开堂”的皇家寺院，不仅寺内各院住持的任命和离职，都要由君王颁发圣旨允准，就是每逢住持就职，朝廷都会派钦差去降香。

962年，大相国寺失火，院房被焚数百间。宋太祖知道后，立即出资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在宋真宗时，朝廷将唐代时期修建的排云阁改名为资圣阁，前代遗留下来的维修工程也陆续竣工，大相国寺逐渐趋于完备。到宋神宗时，扩建后的大相国寺占地达到545亩。

在宋神宗时期，神宗皇帝下诏辟相国寺六十四院为二禅八律，以慧林、智海法师为东西禅院的住持，大相国寺从此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寺内寺产富足，寺藏之充裕大大超过前代。

960年至1068年，宋太祖和宋真宗先后两次从外地调来1000尊罗汉像，扩充到大相国寺。宋仁宗时修建了仁济殿，并往殿内安放了一具针灸铜人。宋英宗时大相国寺又建造了三朝御制佛牙赞碑。

据有关史料的大略统计，那时的帝王和皇后每年莅临寺院达100余人次以上，而侍臣相随参与活动则不计其数。活动内容分为观赏、巡视、祈福，君王和皇后生日庆贺或忌日行香、疾病祈祷、群臣宴会以及与僧人谈禅论道等多个方面。

君主参加典礼，一般都由词臣撰写斋文。宋代著名文学家范质、欧阳修、苏轼和范仲淹等均有关于大相国寺的斋文传世。

在北宋时期，大臣名士几乎无不前往大相国寺。如名相赵普、寇准等都曾在寺内卜肆算卦。北宋宰相蔡京在京都退休后，盛暑的时候就常去寺内资圣阁下乘凉。大将军狄青任枢密使时，为了防范大相国寺遭受火灾，狄青连家都搬到了大相国寺，这事在当时的京都广为人知。

在唐代的基础上，寺内的壁画数量大增，更加精美，这里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心。宋人宋白赞叹大相国寺全盛时期的盛景时描述道：

千乘万骑，流水如龙，构此大壮，宜扬颂声；金田宝刹，万祀千龄，金碧辉煌，云霞失容。

据宋代文学家孟元老的笔记体散文《东京梦华录》记载：

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之笔；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莫非精妙。

那时，知名的画家高益、燕文贵、高文进及李象坤等人，都对大相国寺进行过题画。

宋代画家高益擅长绘画座神和蕃马，他画的蕃马身材肥瘦，马蹄印的稀疏，都特别传神，很有气势。大相国寺的旧壁画，基本上都是高益所画。他的壁画如《南国斗象》《卫士骑射》《蕃汉出猎》等都流传到了后世。

宋代画家燕文贵曾经在开封卖画，他在等待皇帝诏命时，高益发现了他的画，特别钦佩燕文贵，于是推荐燕文贵去大相国寺作壁画。燕文贵所画的山水，大多是北方大河，而岸边水渚多画台榭相接，景致优美，灵活多变，人称“燕家景致”。

宋代画家高文进的《大降魔变相》被后人称赞为“奇迹”。高文进曾奉命修复大相国寺的陈旧壁画，他便用蜡纸摹写旧作笔法再移至壁上，不仅毫发不差，而且气度非凡。

这些画家们所绘画的神佛人物都极为生动，山水方面也称得上是精美绝伦，所以后来有人写诗赞美道：

当时画手合众，得此诚是第一工。

那时，不仅画家跟大相国寺渊源密切，就是宋代的一些新榜进士也喜欢去大相国寺刻名留念。在大相国寺东南角的普满塔等地，就有新科进士刻石之处。

作为一家有卖书书摊的寺院，大相国寺自然引起了文人骚客的极大兴趣，他们出入其间，寻访一些校勘严密和刻印精美的古籍极品，以汲取丰富的知识养分。

据宋代小说集《曲洧旧闻》记载，宋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诗人黄庭坚曾在大相国寺内买到学者宋祁的手书《唐史稿》10册，常常在家里细细品读体味，因而文章大进。

宋代金石家赵明诚作为太学生时，他怀揣500文钱，在大相国寺寻访到稀有碑帖，后来编写了《金石录》。

据清代文人郑大谟记述：“范仲淹曾读书梁苑香林，即相国寺也。”

从宋真宗到后来的明清时期，许多文人都在大相国寺相互酬唱或独抒胸臆，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诗作。

在当时，大相国寺的住持基本上都是由皇帝赐封的，可以说是名僧辈出，赞宁、宗本等都是当时名动一时的禅师。

赞宁是佛教史学家，俗姓高，浙江吴兴人，他先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来又到浙江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佛经，再往灵隐寺专门学习南山律。

赞宁能言善辩，奔放自如。他擅长诗文，声望极高，被吴越王所赏识，委任他做两浙僧统，并赐他“明义示文大师”的法号。

978年，赞宁以花甲之年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前往开封，宋太宗多次召见了他，并赐给赞宁紫衣袈裟及“通慧大师”的法号，同时还把他纳入翰林院。

后来，赞宁又奉皇帝令回到杭州编纂《大宋高僧传》，历时7年成书30卷。大宋皇帝对赞宁的著作十分褒奖，还命令僧录司将其编入《大藏经》，以供众僧学习。

宗本是江苏无锡人，俗姓官，曾跟从安徽池州的德怀禅师学法，学得了全部密印。宗本早期住在苏州瑞光寺，后在杭州净慈寺出家，带的徒弟众多，影响广泛，曾被浙江万寿、龙华两寺请去交流佛法。据说，在去万寿、龙华两寺的途中，迎接他的僧众多达千余人。

后来，宋神宗召见宗本，令其回答有关政事和经义等方面的问题，见他对答如流，就称赞他是“僧中之宝”。并赐他法号“圆照禅师”，令他在大相国寺慧林院修法。

在北宋时，大相国寺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也是国际佛教活动中心。每逢海外僧侣来华，皇帝几乎都会下令大相国寺负责接待。许多国外使节来到开封后，一般都会去大相国寺参拜和学习佛法。

在宋太祖时期，出家为僧的印度王子曼殊室利到中国后，曾在大相国寺进行佛事活动，并将大相国寺的盛况写入了他的著作。

1074年，朝鲜使臣崔思训曾带几名画家来我国，将大相国寺的全部壁画临摹回国。在宋徽宗时，徽宗皇帝还将宋太宗写的“大相国寺”匾额赠送了朝鲜使者带回朝鲜。

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除朝鲜外，开封大相国寺和日本京都相国寺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宋神宗时，日本高僧成寻率领弟子7人一行前来我国巡访，宋神宗曾亲自安排他们住在鹤壁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以及开封大相国寺等处。

后来，日本佛教界出于对大相国寺的钦慕，在日本京都也设立了相国寺，并承中土佛教之风，将禅寺中高等级者列为“五山十刹”。

在北宋时期，大相国寺走过了它最辉煌的岁月。但在北宋以后，大相国寺在战火与黄河水患的双重损毁中屡遭摧残，社会地位在南宋时期更是一落千丈。

在1126年，金人两度围攻开封，大相国寺寺院一度被作为招募义勇兵准备抗敌的场所。在金人攻陷开封后，大相国寺又成了啼饥号寒的难民们以财物赎取被金人掠去的家人和亲友的场所，其情形惨不忍睹，人数之众多达数万。

后来，大相国寺再次遭遇水患。明王朝在1406年—1484年间，曾两次进行修缮，并被赐“崇法禅寺”。1537年，资圣阁得到重修。

1553年和1607年大相国寺再次得到重修。如此一来，大相国寺在明朝历代帝王的大力推崇下，规模虽不及宋代，但也处在相对兴盛阶段。

大相国寺的佛事活动相当繁盛，院内“有地藏殿五间，后俱是僧人所居，前后司有：白众”。明末清初人刘昌写道：“梵钟之音，远闾数里。黄幡丹幢，臂声而苜载。香宝贲珞，轰击而肩摩。”

在明朝嘉靖年间，大相国寺再次名动天下，且发展到“每日开市”。作为人民交易和娱乐的场所，大相国寺在明代可谓繁盛一时。但到了1642年，由于李自成军攻打开封，官军决黄河企图水淹义军，不料“水自北门入，贯东南门出，奔声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荡尽”。

大相国寺在这次人为的黄河决口中被大水淹没，“相国鸱吻百人号”，就连寺院的屋头阁顶都成了难民的避难之所。水退后，大相国寺被泥沙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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