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规模，分别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也发展得更快。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两个，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国南方各种原住人群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懒，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当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讲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个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战国时代，华北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各种史前文化的过程。

我们一定记得诸夏形成的黎明时期所创造的“中国”，这个时候依托着诸夏的发育也很快膨胀，从只能在地图上表现为一个点，而扩展到整个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国”就更快地从中原变成一个覆盖秦汉帝国全部版图的舞台。现在轮到诸夏借这个舞台来演出从华北走向南方的戏剧了。

诸夏进入南部中国的历史一定极其久远，比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要早得多。西周时，吴国和楚国就已经立国于长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诸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的王室虽然都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但楚王面对中原诸侯，仍然自称“蛮夷之君”，也就是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蛮夷。

无论他们真的是出于北方的移民，或者实际上是从文化上被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带有上古汉语方音特征的古吴语和古楚语，很早已经流行在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屈原的楚辞写得那样优美，似乎不是一个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能轻易做得到的。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辞，表明诸夏文化起码已经构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文化在淮河—汉江—秦岭一线以南地区的传播，以及那里社会经济的开发，是一种极有力的促进。东汉在今杭州湾以南开凿的人工湖，即历史上有名的镜湖（又称鉴湖）、余杭的南湖，还有杭州湾南岸的人工运河，都极大地改良了那里的水利系统。当然，推进是逐步实现的。

与北方相比，秦汉对南部中国的控制仍然还未深入。秦以郡为单位来治理地方。过去有人统计过，秦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郡的数目，是南方郡的数目的2.2倍。东汉在全国设置郡国共99个，其中位于南部中国的交州（相当于今天广西、广东省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以及荆、扬二州江南部分的只有15个。

西汉末年登记在籍的人口数，南北比例为1∶32。之所以有这样的南北差异，当然与那时候南部中国的人口本来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北部中国作为秦汉立国的基础所在，国家采取的是像铺地毯那样全方位展开的面的控制；而对南方的统治，根据当时的国力，还只能实施仅限于点与线的有限控制而已。

所谓点与线的有限控制，就是建立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再把网络的节点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紧要或者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通过设置官衙（也就是衙门）、驿传（也就是信息传递的站点）、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经以50万北方军人戍守岭南）、亭障（也就是简易的军事防御工程）、小规模的移民点（指把罪犯及其家属迁到边远地区，与非华夏的土著混杂居住）等方式，对地势复杂、幅员广阔的南方实施一种粗略的管控。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早期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治理，是着力编织一个经络系统，像一个“网线袋”那样把南方套了进去。通过纵横交叉的由网线构成的经络系统，北方把有限度地控制南方所必需的基本能量输送到南方，等待逐渐生长出来的“肌肉组织”，慢慢地把经络系统包裹起来。

那么“肌肉组织”又是什么呢？一是为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可以逃避政府的赋税徭役）而从北中国迁往南方的农民、小商人、手艺人；二是因为较早被国家收编为民户，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而逐渐“华夏化”的当地人群。秦统一以后，淮河、泗河流域的非华夏人群大多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加快了他们融入华夏之中的历史进程。到汉朝，当地土著融入华夏的局势，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华夏的“肌肉组织”在南部中国的发育，在紧接秦汉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与孙吴立国于长江流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孙吴的国都，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孙吴之后三四十年，东晋和南朝又先后建都南京长达270多年，长期以半壁江山与十六国、北魏以及北魏的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相对峙，南京因此获得“六朝古都”的名声。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记住，可是大多数人对隐含在它里面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重大变迁的信息或许并不真正理解。正是这个“六朝”时代，尤其是因晋王室的南迁而启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给南部中国带来了秦汉无法与之比拟的人口与文化局面的重塑。而孙吴成为这次持续300多年的重塑过程的“第一记推动”。

东汉末年，后来成为蜀国大臣的许靖，为避乱从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后来他回忆一路所见说：“经历东瓯、闽粤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语出陈寿《三国志》）可见从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当时还没有什么讲汉语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点，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已经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而演化为当地的方言。比如说，古吴语是在东吴地方由上古汉语演化成的方言，它就是现代吴方言的前身。上海话称你为“侬”，那时就已经这样说了。对两晋之际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吴语已经变得使他们完全听不懂了。东晋初年，一个后来以品鉴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贵族，去拜访名噪一时的丞相王导。回来后有人问他对王导的印象，他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会“作吴语”而已。这个人后来受到王导提拔，他说王导的本事只限于会讲吴语，或许未必尽然。但会讲吴语，对当时从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来说，是笼络南方本土上层人物的感情，拉近与他们距离的一种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吴语”的意义。

在楚地“地方化”的汉语，也已有很久的历史。汉代人就说过，“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语出贾谊《治安策》）。在楚地长大的人，就不能不讲带有楚地口音的汉语。王导的堂兄王敦，口音里就带有“楚音”，大概与他在荆湖待的时间较长有关。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出于楚地，虽然几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言的口音没有变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与古吴语方言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北方汉人与已经生活在南方的汉人之间，不但在语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区别（当然当时的南方还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并且也已经发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区别。一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南方的汉人爱喝茶；饮茶之风虽然已经传到北方，但那时北方汉人最爱的饮品还不是茶，而是大约从西面的羌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奶酪。南下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个当地人，吃得这个人整夜拉肚子。这个倒霉的南方人自嘲说，身为南方之人，差点做了北方之鬼。饮茶之外，还有鱼羹、蟹黄，甚至槟榔，也都变成南方汉文化的代表性标志。

如果说孙吴的开拓性南下还只是一个为时不长的试探，那么西晋政权在北方民族深入华北的压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华夏遵循着“由南到北”的时空节奏继续发展的过程，又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段。 oSjJMgsI1ISvArF/5mH3Uq0lFkfhRZnF8NGpTC8ySB1N5rHCog+TtXqDDXexpr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