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许多边边角角的所谓“落后文化”，它们都满怀崇拜地围着汉文明团团转。带着如此印象的人，读了前面几节后，一定会有点吃惊。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上，曾经存在过的说印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要介绍的内容。

前面几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继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国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图展示给我看，激动地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在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随着华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千纪，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是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南”和“从东往西”这两个阶段的讨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了。这里的“中国”是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内，也就是不包括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

《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谓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作“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的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以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的，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汉族的人群的风俗与中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转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文，意思是星星川，汉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的音译。但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朝统治下，起源于汉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版图极其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远远超越了最初哺育过它的汉文明的地域范围。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文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从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当然就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与影响，于是改变了中国时空进程的方向与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结束于13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前后一共经历3200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讲。

第一个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华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

“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是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800多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势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立国根本，对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阶段，从公元310年代持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东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900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辽阔的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小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从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转回“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

“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过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再往前推，虽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只能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早先卜骨与此时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

“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诸夏”与“诸华”的名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字之义与“诸位”的“诸”相同，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复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出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中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成百上千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者“华”。自从秦统一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的名称才逐渐流行。

“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从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盘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汉文献总是宣称，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战国之交，华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的分布格局。

《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一句话：“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词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于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再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聚集地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则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别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大家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汉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因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的记载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 OVqx6pa07TmcdJN3jgm20/L1LUvxb7qHP8j8ko2hecHdS3rLCxB4xQxyUsbBGv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