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是“正而不谲”。那么齐桓公之后的诸侯又有很多变化,例如晋文公就“谲而不正”,就是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有管仲这种明白人辅佐着他,讲民族大义,所以他“存邢救卫”,担起了一种霸主应负的责任。所谓霸主就是代行天子的权力,管理诸侯。那么管理诸侯必须得捍卫诸侯的生存权利,同时也捍卫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
跟齐桓公属于同类的还有宋襄公,他讲仁义、讲公正,但不合时宜。他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重伤”。“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没有排列好军队的时候,你不要去打。西周讲秩序的时候,王权控制天下,可以讲这一套。因为“大刑用甲兵”,我征战你是要纠正你的错误,所以大家要排好队伍打一仗。“二毛”就是老人。“重伤”说的是什么呢?“重伤”就是一个士卒在战场上已经受伤失去战斗能力了,你不能再去把他扎死、砍死,这是不对的。国际红十字会是讲这个的,国际战争法庭也是讲这个的,但是宋襄公却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的敌人是丝毫不讲这个道理的。这就造成一种结果,就是把自己的民众推向战场,让他们像猪羊一样被人宰杀。
从晋文公开始,几位霸主各有特点。而晋文公按孔子的说法就是诡诈,就是不诚实、不正。晋文公在霸业初期,也是辅佐王室。但在公元前636年,王室出了点丢人现眼的事情——当时东周的王是周襄王,周襄王从北狄娶了个老婆,这个老婆跟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好上了,后来王子带还伙同嫂子,把哥哥赶到郑国国境内去当寓公(喻指贵族、官僚等流亡外国,此处指周襄王被王子带赶到郑国),这样的话天下无王,正是称霸的好机会。晋国人,像子犯(晋文公的舅舅)他们,就提出:尊王以号令诸侯。晋文公的舅舅目的不是要尊王,而是看到了借尊王以立大功的机会。扶正了王以后,晋文公就向周王提出了非分的要求——“请隧”。这事在《国语》跟《左传》里边都有相关记载。关于“隧”,学术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子六隧”,就是天子死了以后,要修六条墓道;“六隧”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指郊外的原野。晋国一开始封建的时候,它的国土很小,地位也不高。按照《左传》记载,它只能“坐一郡”,这是个小诸侯,大诸侯可以“坐三郡”,天子“坐六郡”。“请六隧”其实就是索要郊之外的广大原野,也就是要地盘。另外,按照过去的那种区域划分,晋国属于王畿千里,就是周王直属范围的诸侯,它只能保有最基本的生存的国土,再要更多的国土,就有点非分之想了。
周襄王这个人,虽然性格有点软,但是在政治上也还不算是彻底窝囊。于是他就用不软不硬的话,把晋文公给顶回去了,说:“叔父,你以六隧为条件的话,你就得重新打天下了。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是没有资格提这个要求的。”这样一来,晋文公也没辙。但是既然晋文公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那么王必须得出点血,于是王就把南阳的阳樊、温、原,还有州、陉、絺、鉏、攒茅,这些田给他了。这个南阳不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市,而在洛阳以北、山西南部,即太行山南侧的阳坡地上,那里都是肥沃的良田。晋文公为了造成既定事实,没等周王的话音落地,马上回家组织军队,驱赶当地的民众,想强行占下这个地方。
结果在收阳樊的时候,阳樊人不服,晋文公就把阳樊围了。围了以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不服,那我就要“残其民”,要残杀里边的民众。这个时候,有个叫仓葛的,隔着城跟晋文公说:“重耳你是谁?我们又是谁?我们原来不是一家人吗?这个阳樊里面住的人,不是王的父兄,就是他的甥舅,这都是亲人啊!如今您平定了王室之乱,却要残害他的姻亲,老百姓怎么拿你做榜样?”晋文公一听,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把阳樊人放出去了,但是地盘还得要。
伐原的时候,晋文公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跟大家约定,如果不能在七天内攻下原,就命令士兵班师回朝。结果过了七天原还没有降,晋文公就下令撤军。这就体现了晋文公的心计,他要向大家表示我讲信用。此时,有间谍传信说,原这个地方坚持不了一两天了。但是晋文公说:“哎呀!既然我跟大家约定了七天攻不下原就撤兵,那即使他们投降,超过了七天,我也要撤兵。”这个消息巧妙地让原城里边的人知道了,大家觉得这个人好讲信用,于是就请降了。
从这些事情里都能看出他那种惺惺作态,要把自己放在道义的立场上去办事情的心理。我们知道晋文公的定霸之战(晋国从此取代楚国成为霸主),是城濮之战。城濮之战这场战争,楚国这边的将军是子玉,他出自楚国的既得利益者家族,能打,有本事,但是情绪非常暴躁,有点目中无人。而晋文公他们这帮人老谋深算,就利用了他这一性格弱点。晋文公的舅舅子犯说了一句话,“师直为壮,曲为老”。什么叫“师直为壮”?“师”就是军队,出师有名,站在道义的立场上,那气就壮;理“曲”了之后,军队士气就低落。为了“师直为壮”,晋文公君臣就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不愿意打仗,却又不得不打仗的样子。我们知道,春秋有四个大国,北方的秦、齐、晋,南方的楚。现在晋、楚在打仗,晋国这边采取了很多措施,让秦和齐都站在了他们一边,这样一来,这场仗就打赢了。可怜那个子玉,他被老谋深算的晋文公,还有子犯、先轸这些能掐会算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总而言之,我们看晋文公,他既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争霸的目的,又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的共主、维护天下公平的人,他是尊王的,是攘夷的,把楚国当成假想敌,以此来号令大家。
这是一大变化,以后的霸主,都带有这一色彩,历史就进一步滑向了歪斜的方向。
那么秦穆公导致的历史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在于他争霸中原的成就,而在于他霸西戎(就是向西发展),开地十二,也有人说是二十。这在中国古代的边疆开拓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实际上诸侯大都发挥了这个作用,尤其是楚国。楚国八百年,由汉水流域向江汉流域,甚至向今天的岭南地区进发,为边疆的开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秦穆公霸西戎,开地十二是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前面我们说过,秦穆公这个人死活想往中原发展,到中原来做霸主,因为这样更风光。但是他打完一仗——崤之战,这一梦想就破灭了。他本想趁着晋文公去世,悄悄地派一支军队从晋国国土上穿过去,偷袭郑国。当年他帮助过郑国,郑国也希望秦国能派兵保护它,于是秦国就派了一支军队在郑国驻扎着。秦穆公想利用这支军队掌握着北城的钥匙这一优势,偷袭一下郑国。但事实上秦军要走好几百里地才能到郑国,这种偷袭是很难成功的。结果,当这支秦军回来的时候,晋国人在先轸的领导下阻击了他们。这会儿晋文公刚死不久,他的儿子晋襄公还没有正式即位。本来替国君服丧应该穿丧服,可是没办法,要打仗,只能脱下丧服,披上盔甲。结果就在崤这个地方,晋军一战大败秦军。
崤山是山岭地带,有学者说东西大概长7.5公里,这是一条一线天式的通道,十分险峻。
秦国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有个蹇叔,在秦穆公向东偷袭的时候,就为他的两个儿子哭泣。他那两个儿子跟随军队出征,他就说你们俩肯定回不来了,你们俩死了以后,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尸骨埋在哪儿。秦穆公不听。结果这一场战争,晋国跟山地的戎人配合,就在这个狭长的谷地打了一场伏击战,也就是著名的崤之战。
同时,《公羊传》说这场战争秦国人是“匹马只轮无反者”,没有一匹马、一辆战车完整地回来,三个主帅都被抓了。这一场战争从军事上讲是晋国的完胜,但是从此秦晋渐行渐远,秦国人之后转为跟楚国人合作。所以这场战争晋国虽然打赢了,但从政治上来说是失败的。实际上,赵崔(就是当年跟随晋文公出奔的那个赵崔,他死了以后谥号“成子”)对这场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后来他提出,如果秦国要报复,我们让它胜一回吧,不然这关系没法挽回。
然而他已经老了,说话不算了,当时主政的是善于军事谋略的先轸。总而言之,秦穆公从这以后,明心见性了,知道秦国要想向东发展,决跳不过三晋这堵墙,于是就转头向西发展。他任用大贤人由余攻略西戎,由余来自戎狄,他是一个从中原逃到戎狄的有文化、有智谋的人,就这样秦穆公“遂霸西戎,开地千里”。这为后来秦国的基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把中原文化多多少少向西拓展了。这是他的历史贡献。
那么楚庄王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说过,楚国争霸的过程,就是开发南方的过程。实际上他们从西周开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中国的南方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齐桓公争霸的时候,楚国向北的势力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河南省的南部甚至中部,离今天的郑州不是很远了。之后齐桓公称霸,晋文公跟着称霸,他们向东南发展,这会给历史带来新的变化。楚庄王的争霸战就是邲之战。这个“邲”在哪儿呢?就在今天郑州西边荥阳这一带,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地方。这也就是说,楚庄王的势力高峰时期,是到达了黄河岸边的。
邲之战爆发时,晋国正值内乱。这场战争,晋国虽然派人出战了,但是将帅不和,这样一来这个仗肯定没法打。结果,邲之战晋国人惨败,但败得很有趣。比如说在胜利的楚国人追逐晋国军队的时候,晋国的战车上边装了很多旗子和装备,跑不动。后边追的这些楚国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这个旗子拔了,你们就跑得快了。楚国人之所以对溃败的晋国人那么客气,是由于楚庄王的态度。《公羊传》里记载了楚庄王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我们两个君主不和,跟这些小民无关。这就是楚庄王,显示了一种高度的人道精神。
《左传》中记载,邲之战的时候,楚庄王来到战场,看到尸横遍野。这个时候有个大臣就提出,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能不能修一个京观 ,纪念一下?楚庄王这时候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西周武王建国的时候,曾经演奏过一个大武乐章,这个大武乐章讲了七种战争的德行。其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止戈为武”,这个“武”字,下面一个“止”,上面一个“戈”,这意思是“止戈为武”。七种武德分别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禁暴”,就是禁止暴虐事件发生。我们打仗是为什么?“大刑用甲兵”,当列国有暴虐事件发生时,我们要用武力去禁止。“戢兵”就是收兵,把兵器收起来,实际上就是“止戈为武”的意思。“保大”,就是要保证大权应该在王手里边。“定功”,就是使功劳、功勋确定下来。“安民”,我们要使民众得到安稳。“和众”,使大众得到和谐,大众和谐了,天下的财富就多起来了。这叫“武有七德”。说完他对战争的理解之后,楚庄王又带着尊敬的态度评价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晋国士卒,称他们是“名节尽忠,以死隽名”,说这些人都不是坏人。民众尽为国事叫“尽忠,死君命”。他们都是听了君主的命令,抛尸在战场上的,修一个纪念碑把他们镇压在下面,这并不能体现我们的善良。他接着又补充道,什么情形下修京观呢?抓住了那些扰乱天下的大奸大猾后,修京观,这是可以的。至于眼前这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并不是坏人,都是一些忠臣,他们是为了国事而死在战场上的。我们为他们收尸,埋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悲天悯人的精神。
楚庄王对战争的理解,在当时的诸侯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而在能够原谅敌人这一点上,即使是后世的中国人也很少有能理解的。当然楚庄王这也有可能是在邀买人心,但是能说出这一番话来,能够对敌人的尸体予以原谅,无论真假,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以上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