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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变法与齐桓公称霸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霸主。首先我们要谈一谈齐国的霸业。谈齐国的霸业,那么一定要谈管子(管仲)的改革。

管仲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一代贤相,在齐桓公称霸之前,管子就对齐国进行了改革,也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进行改革的人物。

首先说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国语》说要“三其乡伍其鄙”,然后“作内政而寄军令”。实际上要点就是把对民事的管理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所谓“三其乡伍其鄙”,就是要把乡一分为三,这个乡主要是指能够出战士的乡。那么整个齐国有多少乡呢?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也就是划了六个乡是不参与战争的,他们要为战争提供服务,提供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基础。所以实际上是士乡十五,这士乡十五一共组织了三支军队,齐桓公领导一支,然后另外两个齐国的贵族——国氏跟高氏——各领导一支。这就是三乡军队。

管仲这样组织军队,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大家的互相熟悉,“五人”是最基本的活动军事单位。《国语》中记载,他说要“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他们是乡亲,互相熟悉,祭祀的时候共同祭祀鬼神,祈求福报。面对死丧,他们互相抚慰,有祸和灾都共同承担。这样一个基本的组织,就叫“三乡”。管子实际上就利用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血亲意识、乡里意识来组织军队。

那么这个“伍其鄙”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乡和鄙的区别。二十一乡都是齐国的基本民众。“国”的范围就是一个土围子。在土围子里你得吃饭,得种地,得有工商业,还得用城邑保护这么一片地区。所以土围子外还有一个周边地区,这就是所谓的“乡”。但我们知道齐国它不可能光管一个临淄及周边地区,它还有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实际上这些地区往往都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有城邑,也有统治者,但是整体被征服了,所以他们就被作为“鄙”进行管理。这就是“国野”制度。《国语》里边的《齐语》记载说:“三十家为一邑。”邑设有司,就是设一个官员。十邑为卒,十邑,就是300家,每家出一个人。注意,出一个人不一定是上战场打仗,可能是做后勤、做运输等。十邑就是一个卒,卒有卒帅;十卒构成一个乡,然后乡有乡帅。这样的话,他把“鄙”也组织起来,这个鄙叫五属大夫。这就是“三其乡五其鄙”,这就是“作内政而寄军令”。这种行政区域的划分,蕴含着一种军事精神。所以为什么齐国率先称霸?这跟管子用军事精神管理是分不开的。

另外就是管子为了管理乡野,还实行了一种比较公正的改革,即“相地利而衰征”。什么叫“相地利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收粮食。广大的乡野,每一块田地质量不一样,产量也不一样,你不能说你有五亩地,他有五亩地,你那五亩地是山坡地,非常瘠薄,他那五亩地是水田,是便于灌溉的肥沃田地,却收一样多的粮食,这就不公平。所以他要“相地利而衰征”。管子治国,治纤治细,他非常讲究,要考察每一块地的质量。凭借这样的精神,他能够鼓动民心,这就是改革。

另外还有一项关乎军事的改革,就是在士、农、工、商组成的乡里边,他强调士跟士住在一起,农跟农住在一起,工跟工住在一起,商跟商住在一起。就是要重新规整,要“定民之居”。这某种程度上是和历史发展的态势相悖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士、农、工、商不杂居是非常僵化的一种划分,为了方便,就把工、商(尤其是商人)的居住地点划得很死,这非常不好。这个改革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就难以持久。它和商鞅变法用土地刺激战争热情是不一样的,杀人以获得土地,这符合人性。所以为什么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难以持续,有这方面的原因。

管仲的改革还特别强调什么?人才。比如说他有一个“三选法”。二十一乡的乡长要向政府推荐贤人;官长也得在自己的部门中寻找贤人,推荐人才;最后,君主齐桓公要亲自相相面,看一看,问一问,不能说谁推荐了,我们就照单接收,没有那么便宜。这叫“三选法”。三选法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叫“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当然“匹夫有恶,也可得而诛也”,好人能得到奖励,干坏事要受到惩罚,功过分明。这是法家精神,真正的、健康的法家精神。

经过管仲的一番变革,齐国率先适应了春秋这样一个战争时代的历史要求。管子这个人很有意思,《论语》里边对管仲的评价还是比较真实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和子路都质疑管仲不是个仁人志士。管仲一开始辅佐的是公子纠,公子纠跟齐桓公小白两人争位,后来小白赢了,公子纠死了。另外一位辅佐公子纠的大臣叫召忽,就死节了(注:为保全节操而死),而管仲不但不死节,还一转脸就辅佐了公子纠的敌人小白。

孔子在回答这两个学生的问题时提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是谁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是管仲的力量啊!“如其仁!如其仁!”说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很少赞美他是仁者,可是管仲就得到了这一赞美,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不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抗击夷狄,我们这群人就被发左衽变蛮夷了)。这里也提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价值,那就是抗击夷狄,捍卫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所以“民到于今受其赐”,就是我们要拜他之赐。

另外,在《论语》中也说到管仲这个人的行事,说他“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而无怨”。说管仲这个人物不简单,伯氏这个贵族做错了事,被管仲没收了封地。伯氏受罚后十分贫困,以至于只能吃粗粮,但是即使如此,到死也不埋怨管仲。像苏轼就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容易,罚了一个人,让这个被罚的人不埋怨自己,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人在人格上是有深度和高度的,这就是管仲有趣的一些地方。

另外,相传管仲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当然这个未必是管仲说的,这句话见于《管子》。《管子》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人依托管子写的。齐桓公问:“鲍叔牙能不能接你班做宰相?”当时管仲病了,但实际上鲍叔牙可能比管仲年纪大,死得更早一些,所以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然后管仲就说:“鲍叔牙不能做宰相。”齐桓公说:“为什么?他当初可是推荐你做宰相的啊。”管仲说:“鲍叔牙这个人是非太分明,有的时候内心就难免不宽阔。”搞政治,好人得容,坏人也得容,因为一个人的身上有君子心,也有小人心。好的宰相能让大家多发挥君子心,少发挥小人心。另外,朝廷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什么人都往这儿混,一个宰相专容纳好人,排斥坏人,那坏人就要算计你,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可是有余,这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这都是关于管仲的传说,带有强烈的智慧色彩。

孔子在评价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时候提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个“谲”就是“诡诈”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对两代霸主做了德行上的评价——齐桓公是正派的,并不耍心眼;晋文公就有些诡诈了。孟子认为,霸道就是“以力假仁”,骨子里边存的是掠夺别人权利的心,名义上却打着仁义的口号,这就是“谲诈”。这种谲诈现象,在晋文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后来的霸主,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有这个色彩。

鲁闵公元年(前661),发生了一件事情——狄把邢国给围了。邢国在今天河北省邢台这一带。邢国的使者向齐国求援。这个时候齐桓公已经在位25年了,管子前期的改革已经实施完并开始奏效了。齐桓公拿不定主意,就问管仲:“我们救不救?”管仲说了一句话:“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意,这十六个字非常重要。“戎狄”就是指当时的异族,和“华夏”相对。

“诸夏亲昵”,诸夏就是华夏,华夏的这些国家,彼此都是亲人。这实际上就说到了封建所造成的这种“一家人”的感觉。这对后来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时,管仲也是第一个利用这种民族亲近感办大事的人。民族大义这面旗帜一被竖起,齐桓公的行为就有了一个纲领——以“攘夷”为目标让大家联合起来。而“攘夷”必须有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就是周天子,这就是“尊王攘夷”。于是齐桓公就派人给邢国解围。同时,齐桓公出于安全的考虑,把邢国迁到了夷仪。关于夷仪这个地方在哪儿,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山东聊城这一带,靠近齐国。《左传》中记载,齐国和诸侯的军队在帮助邢国迁移的时候,邢国宫廷里边的青铜器、珠宝一件都没有丢。大家是一家人嘛。什么叫一家人?我帮你搬家,我拿你东西,那不叫一家人。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人们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诚心诚意,才是最感人的。

这样邢国的形势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但是刚刚稳定不久,到了第二年,卫国又出事了。鲁闵公二年(前660)冬,戎狄开始进攻卫国。卫国在黄河北岸安阳这一带。西周初期,周公的弟弟、文王的儿子——康叔被封建在这里,有殷商背景,而且也是个老牌国家,在春秋之前是一等大国,很亲贵的国家。但卫国多年来不思进取,再加上那个卫懿公好仙鹤,让仙鹤坐战车,招摇过市,这就得罪了国民(有资格穿上铠甲去打仗的这些人)。结果,战争来了,穿着盔甲的国人就说,既然允许仙鹤坐战车,那就让仙鹤去打仗,你找它吧。这种情形下,卫懿公只好临时组织了一支军队,去迎战敌人。在出发前,他把政权交给两个大夫,大概就连自己都感觉凶多吉少了,就跟他夫人说:“你听他们的,我去打仗。”于是在荧泽,即卫国的北部,和敌人遭遇,结果大败。大败了以后,北狄一窝蜂把他围了,然后把他杀死了。这是《左传》的记载。有些史书像《吕氏春秋》讲得更惨,说狄人把他吃掉了,吃得还剩一片肝。一个叫弘演的人,一看君主死得这么惨,觉得不能让他死无全尸。于是他走上战场,找到君主的一片肝,然后把自己的肚子剖开,将肝放进去,这就等于给了君主一具尸首。

在卫国军队打了败仗以后,有两个史官被抓了起来,一个叫华龙滑,一个叫礼孔。他们两个商量了一番,觉得应该回去报信,就跟那个狄族的首领说:“我们两个是史官,掌握着卫的祭祀大权,也就是说国民听我们的,我们先去报信,让国民开城。”结果狄人就放了他们,他们两个回去后,就向本国传达了一个消息,说这城不能守了。这一消息传开后,国民一窝蜂逃离了城市,向东南跑。北狄过来以后,民众连个依托都没有,毫无组织地撤退,结果被北狄砍瓜切菜般屠杀。民众向东南渡过黄河后,数一数幸存的人数,一个几百年的老牌国家,最后还剩下730人,这是非常惨痛的。

这个时候卫国的臣民就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诸侯能伸出援手。在这个时候,齐桓公遵循着“诸夏亲昵”这样一个大原则,率领诸侯沿着黄河一岸布防,是很名正言顺的。当然,实际上他只能守住黄河的东南,黄河西北岸基本上已经沦陷了。由此可见,那次北狄入侵是一次很大的异族进入中原事件。有学者探讨说,北狄为什么跑到平原上来肆虐呢?这应该和晋国有关系,因为晋国在山西境内剿灭这些戎狄,扩张领土,于是戎狄就过了太行山,向华北平原的华夏人群复仇。而齐桓公他们这些人就沿黄河东南岸防御,正因为如此,北狄才没有进一步泛滥。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由来。

《左传》中记载,齐国还给了卫国的民众很多门材、木材、鸡鸭。另外君主出门得坐车,尤其是君夫人,但逃离的时候也许是太慌张,连车驾都不知道丢哪儿了,于是齐国又送给君夫人涂有色彩、图画的车,还有一些礼服。这样,卫国人算是得救了。

齐桓公把局势稳定了以后,先在曹这个地方给卫国建了个临时都城。卫国君主代代更迭,卫懿公死了,戴公即位,接着戴公也死了,然后卫文公即位。但卫国人不能总是在临时都城里待着,于是齐桓公又组织诸侯,在今天的河南滑县,花了几年时间替卫国人把都城给建成了。卫国人住进新的都城,很高兴,连丧亡之痛都忘掉了。所以《左传》记载:“卫国忘亡。”后来卫文公又发奋努力,若干年后恢复了国家。以上就是齐桓公的霸业。

这一霸业使中原诸侯看到,齐桓公是肯帮忙的,他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去保护大家,所以大家都听他的。但是对管仲而言,他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改革打造一个强大的齐国,实际上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匡正天下。他在葵丘之会公布了这么几条:不要像周幽王那样,因为小老婆生了儿子,就动辄把立好的太子废掉;另外就是“毋曲防,毋讫籴”。什么叫曲防?曲防就是以邻为壑。大家都是周文王之后,闹洪水了,你不能修个沟,专门把水往邻国引,让洪水流到邻国去。引申之意就是不要用灾害伤害其他邻国。“毋讫籴”是什么意思?“毋讫籴”就是邻国发生灾荒了,你不能囤积着粮食,不往外放。另外不要专杀大夫,要尊重贤人,等等。这个本来应该是周天子来公布的,可是周天子家里边正上演庶子夺权的戏码,没工夫搭理这些。但这样一来,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齐桓公攘夷可以,可要真正匡正这个天下,他是办不到的。齐桓公、管仲在这个意义上是悲剧性人物。

总而言之,我觉得孔子还是看得比较真切的,当时如果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那戎狄泛滥,华北地区的诸侯国可能就沦陷了。沦陷了以后,华北地区的人群就只能“被发左衽”了,中原华夏这种建立在城邑、农耕基础上的文明生活,可能也就丧失了。

这就是齐桓公的霸业。 mgH8Nm001plYIQLJ2Ow49v4fRvY8yjP6lwh2g5cWBZSI+JxTIYAqnouvdpNz3B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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