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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边讲的都是史前时代，再往后，我们看到历史进入一种传说的历史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记住了黄帝以及他这个族群后边的几位重要的帝王。那个时候权力扩大了，城市从小型发展到中等，再发展成一个很大的城市。有了天文观象台，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社会的发展、财富的集中，权力的所有者逐渐就要从依赖原始的天然血亲联系而产生的宗族长、部落长，慢慢异化为国家政权的领袖，变质为帝王。而历史上紧接着就诞生了夏、商、周这三大王朝，实际上此时已进入了帝王时代，也可以称为王权时代。
我们这一讲主要是来谈一谈夏朝的特点，还有它的基本史实。首先来说夏代。夏这个人群，它最早的领袖是禹。尧舜时期，大洪水泛滥，禹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率领民众治理大洪水。禹传位给儿子启，开启了“传子不传贤”的传统。按照孟子的说法，这也是上天选择的，就是说禹似乎也想把权力交给贤人，但是他的儿子启就是当时最大的贤人，大家办事情不去找别人，就专门找启。于是启就自然成了合法继位者，这是孟子的一个说法。
启当权以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夏王朝时代。夏王朝建立以后，一共延续了近500年。商王朝的历史也是500年左右。而周代呢？西周只有270多年，加上东周可就长了。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周文王当年为姜子牙推车推了800步，于是姜家就保周朝保了800年。如果算上春秋战国，那时间差不多。
我们说回夏朝，夏朝有将近500年的历史，《史记》里面记载了夏朝每一代王大致的事迹，到了夏桀时，因为他酷虐，民众造反。当时民间还流行一个口号，叫“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宁愿跟你一块儿死。这是痛恨到无以复加了，只要你死，我陪你一起死我都愿意，其中包含着为后代造福的意思，可见这种仇恨是多么深刻。
夏代的这些历史，比较笼统，我们只知道在夏代的历史当中，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人群的融合问题。当夏王朝建立了它的政权以后，夏启干了一件事，这被记载在《尚书·虞夏书》的一篇很短的文字《甘誓》中。
“甘”是个地名，“誓”就是军前誓词。这个《甘誓》篇实际上就是“夏启伐有扈”。“扈”这个地方过去认为在陕西，但是现代学者，比如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学生刘启宇先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先生一辈子治《尚书》，他注解《尚书》时就提出来，“有扈”就是“有崮”，它的地点不在陕西，而在今天山东范县这一带。这是一个东部人群，大概崇拜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因为这说明夏王朝建立了以后，它周边还有其他的人群。那么对这些人群该怎么办？《甘誓》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策。
《甘誓》篇里边说，因为有扈人群不听天命，他们蔑弃神明，于是我们奉天之命，“剿绝其命”。这是很残暴的一种命令，“剿绝其命”，实际上就是要干掉他。我们看到了一种模式，当一个强大的政权诞生了以后，这个王朝周边还有一些人并不听它的。这个太正常了，中华文化是多元发生的，虽然在中原地区文明率先实现了突破，进入国家时代，有了强大的政权、强大的军队，从发展水平上说它很先进，但是它对周边人群采取了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先例——剿绝其命。历史新的一个阶段就开始了。
我们说尧舜时期“小族依附大族”是一个凝聚的过程，文质彬彬。为什么大家怀念那个时代呢？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入用战争去平定别人、去扩大家国的范围。而一旦国家形态确立，那就会主动扩大家国的范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殷商，西周建立封建制后才结束，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在讨伐了有扈后没过几代，夏朝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太康失国。《史记·夏本纪》里边记载，虽然太康失国，丢掉了政权，但是他还是把权力传给了他儿子仲康。仲康又传给了相，相后来被人杀死。相有个遗腹子叫少康，少康又“中兴”，再次夺回政权。大家看到这里肯定会产生疑惑，太康不是失国了吗？他怎么还能把权力传给儿子呢？我们这里要补一句，《史记》所记载的是太康所在的那个宗族，宗族部落的权力是世袭的，他可以传给他儿子。但是，此时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不在太康这一系手中了，周遭那些族群也不再听他的话了。太康失国，少康中兴，那么夺了太康权力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后羿。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十日并出”用现代的理解就是历法乱了。后羿在神话传说里，是一位东方人群（东夷人）的领袖。根据《左传》记载，他是从鉏迁过来的，那么这个鉏在哪儿？鉏在今天河南省滑县，后羿实际上是从东部平原来到西部。在东夷人群和西边华夏人群的交界地带，来了一支人群，把夏朝的权力夺了。后来他们又杀死了相，相有一位夫人，怀着孩子跑了。跑到娘家，这个娘家叫有仍氏，遗腹子少康继承了有仍氏部族的权力，就这样，他慢慢积累，又把权力夺回来了，这就是“少康中兴”。
我们看到这其实还是个东西人群的问题。《甘誓》篇告诉我们启向东打，扩张自己的地盘。夏这个人群，应该来自西部的高原，他们的主要扩展方向是向东，一直到桀，都在向东扩展。后来据说桀征东夷，打了胜仗后亡的国。
过去傅斯年先生在蔡元培先生诞辰的纪念文集里就提出了《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很出名，实际上当时的历史问题是东西问题。仰韶文化区域和大汶口龙山文化区域在中原黄河这一线贯穿，因为当时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所以东西人群都在蓬勃发展，这两大人群的融合是当时的一个主调，一个大问题。所以夏朝人用了征服的手段。
另外，就是从文化上讲，我们今天辗转看到了前人对于夏朝文化的论述。夏朝人“尚忠”“尊命”（相信命）；“事鬼敬神而远之”，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他们注重人事，忠于职守。这是《礼记》里面的说法。
过去有位柳翼谋老先生，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上、下两册。他说所谓“尚忠”就是忠于职守。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公而忘私、忠于人事的表现。现在考古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在宋振豪先生所写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就提到在河南登封这一带发现了一个考古遗址，那是夏朝的根据地。夏人的生活区域在二里头，就在现在的偃师，中岳嵩山周围这一带。这个地方有一个城邑，被大水冲毁了几回，夏人经过多次修整，始终不肯搬走，这跟后来殷商人那种好迁移的习性不一样。夏人尚忠。
我们今天从屈原的《九歌》里面，似乎还能看到夏人文化的遗迹。说到《九歌》，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楚国人。楚国人其实并不是湖北这一带本生本土的原住民，在殷商崛起时期，他们从中原迁徙过去。楚国人的文献里边谈到，他们过去在许和昆吾一带居住。许是今天许昌这一带，南阳盆地这一带，昆吾则要更靠北。
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大约在殷商兴起的时候，有一支人群南迁了，把当年屈家岭文化人群赶走了，这实际上可能就是楚人。注意，楚国人带来的是北方文化、中原文化。为什么？因为《九歌》里边有祭河伯的，河伯是黄河神。当然《九歌》里边也有大量的南方文化，但是《九歌》的诞生时间已经到了战国时期，屈原是改写也好，还是创作也好，已经是变化得有点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