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农耕变革看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节点，那么从旧石器文明到新石器文明，人类文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些成规模的农耕聚落出现了，这时候来比较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的区别，也比较容易理出脉络。

我们过去主要是靠文献记载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即三皇五帝夏商周。可是20世纪考古学大发展，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遗迹，将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又往前推了9000年，这就是新石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革，就是农耕革命，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是世界性的。为什么呢？这个时期，大自然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这时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结束了，全球开始变暖。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人类就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耕变革就开始了。这一变革全世界各个文明大致同步发生。

那么在中国，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学能看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在河南省舞阳县，应该是南阳盆地略靠北，发现了贾湖遗址，贾湖遗址的时间和彭头山遗址相近，可能略晚一点，但也晚不了多少。这个地区也发现了水稻栽培的痕迹，有学者就提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就是大自然，一个文化人群他们所生存的这种地理空间，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去生存。人总是在生存中寻找和大自然的默契，然后寻找自己的生存道路。在距今1万年前，人们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耕聚落，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把中国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同时代的古老的文明（比如说像两河流域的文明、埃及文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些门道。

过去有学者说过，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是诞生在黄河流域，但是我们的农耕聚落却并不是在大河的干道上，而是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在支流的弯曲、润泽之处，比如渭河流域。黄土高原的地形是一层层的台地，离水最近的地方有一层，略远一点、略高一点又有一层，最高的那就到了黄土高原上了。而考古学家发现，仰韶文化不是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因为那很危险，一发大水就冲毁了；也不是在最高层，因为高层取水不方便，它在中间的台地上。除了渭河流域，在洛阳一带还有伊水、洛水，还有山西的汾河流域，我们最早的文明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些支流上。

中国在秦汉以后是专制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皇权统治着一切。这种皇权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于治理大河。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挖渠、挖沟、治理大河，搞灌溉农业，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比如说秦汉时期开始有大规模的工程。此前虽然我们有大洪水的传说，但那不是挖沟挖渠，而是洪水泛滥后，重新整理山河，它是突发性事件。

我们中国的这种农耕文明产生在什么地方？从空间上讲，它是在河流的支汊上；从大的气候条件来说，中国农业产生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区里面。从6月开始，到七八月，华北平原高温多雨，基本上年年如此，这就是一种稳定的长期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

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小聚落想种一点小米或者水稻，就需要确定什么时候种合适，以确保种下去以后老天爷就开始下雨。年年如此，人们的经验就会逐渐丰富，劳作手段会逐渐提高，于是粮食就慢慢变多。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组织生产最自然的单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慢慢地随着聚落中人们工作经验的丰富、劳动技能的提高、工具的改善，人群会渐渐壮大。这样一来，这个地方的空间就容纳不下了，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迁到别的地方。这样蔓延开来，家族、氏族、部落慢慢发展，我们可以用一个古语“平流漫衍”来称呼这种现象。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最天然的血亲意识、血缘关系就发挥了作用，就保存下来了。

假如是在两河流域，这种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尼罗河也是人类的发源地，可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条件是要迫使当地的人群改变这种按血亲、血缘去组织生产的模式。为什么？研究一下那个地方的气候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两河流域，一年中有8个月是没有雨的，即使偶尔下点雨，降雨量也很少，只有200毫米左右，这对于农耕来说是不够的。他们能依靠的只有河流，可是河流的汛期，也就是发水期一般是每年的4—6月，而这里的庄稼是在4月收割，也就是说等河流的汛期到了，庄稼却已经不需要水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两河流域最早的农耕，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最肥沃的下游地带出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由西北向东南流，最早的农耕聚落大体在上游，也就是不发洪水的地区。

可是人类是聪明的动物，总知道哪儿的土地肥沃，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总要向最肥沃的地区进军。于是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理大河。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河段以及幼发拉底河在拉马迪的河段，就和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一样。我们知道黄河是一条地上河，在下游地区，由于泥沙的堆积，导致河水的河床高于两岸的地面，比如郑州这一带。而要治理它，就要灌溉，要修渠，要挑沟，要修蓄水池。因此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看到并行的水沟，因为水沟会淤塞，所以必须挑新沟，这样的话农业就可以在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人们一旦可以掌控大自然，能够利用大自然的资源，那获得的财富是巨大的。

话说回来，要进行这样一种艰辛的劳作，任何家族都办不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必然要在原有的天然的血缘组织之上重新组织社会关系。西方学者魏特夫讲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时，就提到一个庞大的权力统治一切。这一理论可以套用到两河流域，这样的话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就必然诞生了。

同时尼罗河流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尼罗河最早的农耕发源地也是出现在离洪水较远的地区，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就发展出了落母（古埃及的一种聚集区）。人们开始挑沟，开始修蓄水池，开始利用尼罗河泛滥过后的泥土，但是这种肥沃的泥土也要灌溉，这样一个灌溉区就形成了。在公元前3100年，最古老的王朝统一埃及的时候，有三十几个这样的灌溉区，所以它整个社会和两河流域又有不同。

总而言之，这种灌溉农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协调大家。这点在我们中国的某些时代也是适宜的。比如大禹，他不就是因为组织民众治水而成了万民的领袖吗？可问题是中国的洪水泛滥是一个偶然现象，不是长期的。所以，孔子赞美大禹修沟渠的功绩，而不是治洪水。过去也有水利专家讲：“我这一辈子不是要修大坝而是给农田排旱。”如何让农田不旱，雨季到来的时候如何让农田排涝，关键还是修渠。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自然条件。 mNFkwX5whpHIG2u7iVMSw5w24M53EdezdIrw8/eg9fGmniEewrSpNXzi3/Yq4C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