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讲完了中国发育成长过程中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阶段：由南往北与从北到南。现在我们的讨论要进入它所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东往西阶段。有些朋友或许根本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讲，汉和唐不是都曾把疆域扩大到今新疆以西的地区了吗？怎么能说“从东到西”只是发生在1200年代之后呢？

是的。如果你翻出中国历史地图来看，汉唐版图确实都已被画到了新疆以西。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首先，观看历史地图时最要紧的一点，是你要注意那张图的“标准年代”，也就是它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资料画出来的。例如最流行的那张唐代全图，是以总章二年(669)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画出来的，它反映的是唐代疆域最辽阔时期的状况。虽然当时的西藏和云南都还不在唐的国界之内，它的国土之大仍足以让人震撼。不过唐朝300年间，它的疆域并不都是如此广大的，甚至只要从公元669年再往后推迟两三年，唐代版图也就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就长期地沦为双方拉锯和争夺的地段。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奔唐朝的东突厥逃回漠北，重新建立起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对西域的间接统治，大约维持了110年（从公元630到670年，再从公元693到760年），加上公元8世纪中叶唐军困守龟兹、北庭等孤城又有30余年（公元760—792年），它对西域实行间接统治的时间，总共140年左右，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前后不过40年而已。

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这张地图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扩展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抹杀了唐朝国家政权在统治不同区域和人群方面所存在的性质与力度间的巨大差别。

在唐朝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国家对各州县的治理是全方位的；与此相反，对于处在它东、西、北三方最边远的地区，唐所能实施的“羁縻统治”，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地步。所以如果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那就会对唐代国家的能力，产生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妄印象。

所谓“羁縻统治”，就是一种松散的间接统治，它的前提是承认所在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原有统治权。“羁縻”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指用来套住马的笼头，也就是“羁”字；穿在牛鼻子里的缰绳，那就是“縻”字。它们合成一个词，指采用简便的方法来控制难以用其他方式驾驭的力量。西方学术界用“松散控制（loosely controlling）”来翻译这个词，还是很准确的。它的核心内容是册封和朝贡制度，而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其后盾。

“册封”是说，由朝廷颁发一个与内地官职类似的官号给当地土著的头领，允许他在承认政治上从属于朝廷的前提下，继续拥有对自己部属的统治权益，并且在家族内可以世袭这个官号。接受册封者需要定期（是指一年或每若干年一次）带着当地土特产，到王朝首都表示自己的恭顺，并接受以皇帝名义馈赠的“回赐”，这就叫“朝贡”。

汉文明圈里的人往往把这种“朝贡—回赐”关系看作是政治上表达归属和接受归属的关系。但对有些履行“朝贡”的势力来说，他们看重的其实是“朝贡—回赐”形式下的贸易关系，也就是通过朝贡来获得某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盐、铁器，或者高级消费品，比如丝绸、金银器、漆器、瓷器、茶叶等。

除了上述经济吸引力之外，朝贡制度的后盾还有军事弹压。当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非常强盛，而在某个方向上实施“羁縻”的地域又过于广袤的时候，中央王朝就会在那里选择一两个战略要地，在那里屯戍两三万军队，执行军事弹压任务。有时还会在那里设置几个州县，为驻军提供某些后勤服务，这些州县的户籍人口一般都很少。

要指挥和供养这些军事据点，主要靠与统治中心及后方的经济腹地相连接的交通干线。朝廷维护干线网络畅通，以及通过这个网络向前线“输血”的支出成本极其昂贵。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新疆段上货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恰恰就是唐政府以军费和行政开支的形式，对那里进行巨额财政投入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重叠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很少有几个王朝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这样的代价来保住那些极边地区。

各位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过秦汉帝国通过点与线的有限控制来治理南方的问题。那就是先用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把南部中国套进“网线袋”，再在这个经络系统周围逐渐培育出“肌肉组织”，最终将南方驯化为与北部中国完全同质的国土。但是在西部，传统王朝驯化南方的经验却很难起效。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西北中国，“经络系统”周围的“肌肉组织”长期发育不良，甚至根本没有发育出来。因此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这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对被征服的波斯、中亚等地带来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影响，根本无法比拟。

由此可知，建立在军事弹压和经济吸引力基础上的对羁縻地区的象征性统治，与朝廷在郡县地区实施的基于主权的治理，其性质和力度都大不一样。传统国家负责羁縻地区事务的机构叫鸿胪寺，它本是专掌“宾礼”（也就是接待宾客的礼仪）的部门。宾礼原有内外之分，对外的宾礼就是所谓“边仪”（接待沿边各个国家或各个部落人员的礼仪）。

羁縻国家或部落的首脑来朝见皇帝时，由鸿胪寺核定招待他们的等级；在这些首脑的子孙们来申请世袭官号时，也由鸿胪寺鉴别他们与已死去的首脑之间的亲属关系，并据此决定他们是否拥有继承权利。此外，在朝贡的使节到达王朝边界时，鸿胪寺还要负责制定和监视他们入境后的旅行路线和往来待遇，以及沿途接待的相关礼节。很明显，鸿胪寺所具有的这一部分职能，在现代就属于外交部的职责范围。可见朝廷处理与羁縻各国、各人群关系的行动，与其说是在实施国内治理，不如说是在处理准外交关系。

所以，把按郡县制治理之下的国土，与除它以外的羁縻地区毫无区别地看成是同等程度的、被传统王朝括入囊中的版图，并且进而把这个意义上的版图与现代国家的疆域等量齐观，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认识。可惜有很大一部分人，至今还在这样简单化地理解中国历代王朝“版图”的性质。

从我现在表达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来，由元朝和清朝所实施的对西部中国的统治，与以汉和唐为典型的那种处理与羁縻国家关系的治理体制是如何大不相同。清朝统治蒙古高原、新疆、藏族地区等庞大地域之时，各地的最高负责人是驻防将军或办事大臣（如乌里雅苏台左副定边将军、伊犁将军、绥远将军、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等）。这些将军或大臣既管理军队，又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而在中央政府一级，则由理藩院负责具体筹办各项治理业务。理藩院的管理范围，包括设官、户口、更木、赋税、军事、刑法、交通、贸易、宗教等。这种全方位的治理，与汉唐式国家对羁縻地区的松散控制，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早就被清朝的雍正皇帝看破了。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他所说的“中国”，是指位于中国东部的被汉文明覆盖的地域，那是一个“小中国”；他所说的“塞外”，就是主要位于西部、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非汉文明地区。雍正口里的“中国”和“塞外”合在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大中国”。

这个大中国的诞生，并不是对汉唐国家模式的简单继承或稍加改进的结果，而是因为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建构模式才成为可能。它与辽、金、元、清先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做出的宝贵而独特的历史贡献，是绝对分不开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最近这1000年内“从东往西”的整合，仅继承了宋、明疆域的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版图吗？

现在让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四五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南到北”的历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3世纪初，大约有3000年时间，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晚期，是中国“从北到南”发展的历史阶段；这里介绍得最少的是第三个阶段，即“从东往西”的阶段，也就是1200年之后，中国决定性地超越汉文明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从而转化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的阶段。之所以按这样的比例来安排内容，是因为在本书后面的一些专题里，特别是在讲到元朝的历史时，我们还将花较多的篇幅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uqH0Er8BwS8BSPfGtm1nPRg/oPNhAlx2rUvdK4oh2Tk7C+EgfcrB1lpXOK05+0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