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两次动乱，分别导致了后面两次北方人口大规模的南迁。正是这两个重大事件引起的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变迁，带动了自唐宋变革起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全方位转换。

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估算公元750年和1200年这两个年份的中国人口数。前一个年代，恰好在安史之乱前夕、一派歌舞升平之时；而后一个年代则在经过靖康之难推动的人口运动大体结束，并且这个人口转移的后果已被相关地域基本消化之时。

所以这两个年代之间人口数据的差异，正好可以反映出上述两次人口南迁造成的对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人口增长了643%，长江中游增长率为483%，闽浙地区更是高达695%；两广地区人口也从公元742年的30多万增加到1200年的120万，增幅达到3倍。而华北人口在同一时期内的增长只有52%。南方人口的增长，显然主要是因为它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而不是由于那时南方人生殖能力的突然提高。

这一点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提供的结论也完全符合。在每100个现代南方汉族个体中，平均有92人的父系遗传基因最终源于北方汉族中的男性，而有54个人的母系遗传基因最终来自南方土著的母亲。南方原住民的数量一向很少，他们被稀释在滚滚南来的移民人流中，这使上述人口变化的局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口替代的过程。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近代以前欧洲农业状况的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或水稻种植，所能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由此可见，在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以前，水稻种植是能向人类提供最多热能的大田产业。中国南方能够持续不断地接纳并消化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除了那里本来就地广人稀之外，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显然就在于经过改造的南方的水系和温度条件适合于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水稻种植。

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变，其实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北方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赋税供给后，就已经被人们猛然看破。人们发现“中原释耒”（中原农业荒废，“耒”是一种农业的工具）之后，中央政府依靠从南方抽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靠水运吴地的粮食，陆运越地的丝麻），居然也足以维持对非农业人口的供给。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现在天下以江淮地区为国家的命脉），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现在从江南地区获得的税赋占到天下全部税赋总额的十分之九）。

经历了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江南的经济发展超越两淮（也就是以今天的扬州为龙头的江淮之间的地域。历史上曾经把今天分别属于江苏和安徽的淮南部分称为淮东和淮西，所以有“两淮”这样一个地名）、赶上北方，并进而超越北方的阶段。

南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军事上的积弱局面，这大概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太多有关它的负面印象。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南宋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

我们都知道南宋流行一句谚语，叫“苏湖熟，天下足”（只要苏州和湖州地区丰收，就足以供给天下非农业人口所需的粮食）。这句谚语的产生，表明长江三角洲这时已成为天下粮仓。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绢绸一千万匹；金人检点从北宋府库拨出的这批购买和平的费用后，只收下“北绢”，就是宋政府从北方收来的丝绸，而把“浙绢”，就是从浙江征收的丝绸被全数退回，理由是与北方产品相比，它们过于“轻疏”。这表明直到11世纪末，华北的丝绸纺织技术仍高于南方。北宋的所谓“五大名窑”，就有四个位于北方，这是瓷器制造技术北胜于南的证明。

这样的局面，由于两宋之际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而很快改变了。南宋人对自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有明确的意识。他们断言，天下的经济、文化优势如今几乎已全归南方所有，比如以前山东的邹鲁地区儒学兴盛，现在儒学最发达的地区已转移到福建、浙江一带；丝织业过去以山东青州和齐国旧地最有名，现在则以四川为最。北方盛产枣和小米，这是南方没有的东西，南方盛产茶叶，这是北方没有的东西。北方盛产兔子，而南方则盛产鱼类。但是北方的山货、野味，利润很有限，南方的水产品却获利丰盛。漕运、海盐、水利、灌溉，也都兴旺于南方；这些在北方，或者根本没有，或者都已衰落。当时的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小斋》里写道：“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南北如果不通有无，南方所缺，不过是一些珍稀的药材，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即对粮食的需求就会面临危机。

经济的发达支撑起文化的迅速提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唐前期进士人选的地理分布，以及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特别是明代科举前三名的出生地，马上就能发现，南方文化如何已大踏步地走到北方前面。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力中枢，也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宋太祖曾把不许南方人进入议论军国大事的殿堂列为祖宗之法，但随着王钦若、王安石等南方人入相，这个规矩就被打破了。

宋元之际改朝换代的动荡与破坏，也没有完全终止这种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加上某些新历史因素的刺激，它一路延续到元朝的中后期。同样，汉文明下一轮的辉煌，也从明后期开始，安然越过明清更替、满族皇室入居北京的政治大变局，而持续到清乾隆朝之末。清朝所谓“京派”学术传统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大多数出生在南方。

尽管南方领先于北方的形势像凯歌行进一般，一路发展到明清，但就“追寻中国发展壮大的时空变迁节奏”这条线索而言，1200年代之后，从北到南的发展阶段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到西”的发展时期。那么分界为什么是在1200年代呢？

历史变迁过程往往把连续性夹缠在变迁之中。因此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把它像刀切斧断那样截然分解为两段。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寻找某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这样的标志，出现在1200年代，甚至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出现在1206年。

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以及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分别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在南宋，由专权的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正式实施。在大漠南北，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各个主要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蒙语叫作Yeke Mongqol Ulus)，自称成吉思汗。南宋的北伐迅速以全线溃败收场，韩侂胄被南宋朝廷杀死，他的人头被送到金朝，以表达南宋向金谢罪的诚意。另一方面，蒙古铁骑此后不久就大举南下，最终并非重演过去那样由北向南的统一，而是开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对东西部中国进行整合的宏伟过程。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讲述主题，从中国形成、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历史阶段，转移到它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1200到1910年代的那个“从东往西”的阶段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古代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与长城以南汉地社会的关系，认作一种南北关系。为什么这里说的却是东西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不妨尝试从地图上把金和南宋版图相加后的幅员与元版图的幅员，或者是明、清国土范围比较一下。只要你能意识到，明朝之所以能实现对西藏的主权治理，实际上是元代的历史遗产，你就很容易发现，元与清这样的帝国与北宋、宋金以及明代疆域之间的差别正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是极大地向西—西北方面拓展了。所谓“从东往西”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通常认为，元和清所开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只是它们对汉唐模式的国家体系的继承，充其量也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或进一步改善而已。但是我现在要问：在最近1000年里开拓出疆域如此辽阔的元和清，都属于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那是一种偶然吗？这里面究竟是否包含着汉文明以外的、来自中国北方民族的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贡献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qEqXdPWAwA3bp0pQ0Pi2KG0l0eDnjOIYcmBYTWnJ6LCy0eoI4CqQ+cCFMilWD3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