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前所未有地艰难，米粮也开始实施管制了。

米价从每担十四元，飞涨到四十二元天价。上海人吃的米有一多半是从常熟、太仓运来，还有一部分从外洋运来的暹罗米。而常熟、太仓的米不耐储存，稍放久些就碎成齑粉。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焙干，可以久藏不变，于是成了被哄抢的紧俏货。

市面上很快出现了抢米风潮，走投无路的饥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抢劫米店和运米车。报纸时评将这景况称为“扫米”，抢米时散落的米粒，成为饥民们搜寻的目标，他们拿着扫帚在路边仔细清扫，拢成一小堆，就像从沙土里淘黄金一样小心翼翼。这些米粒就是他们全家老小果腹的饭食。

战乱中生死悬命的平民，失去亲眷、流离失所，对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巨大的悲愤，化作夜以继日的劳作。没有人提出缩减工时，甚至主动加班加点，因深知这些东西最终都被用在哪里。

青壮工人下班后，还会自发积极响应工会号召，进行集中训练，工人义勇军人数不断扩增。

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战略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军事、情报、政治、文化、经济等战线上欲敌人斗智斗勇。

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中，像黑暗中熊熊燃烧的野火，从星点渐至燎原。但——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危险的，一着不慎，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大上海不夜城的魅力，不曾因战乱失去颜色。无论白日如何满目疮痍，披上夜的华彩，摇身一变还是瑰丽妖娆。

一面是饿殍遍地，另一面，战乱也带来了畸形的繁荣。租界内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游艺场、戏院等，娱乐场所触目皆是。大量江浙人涌入上海寻求庇护，江南地方戏也多了起来。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台上紧锣密鼓，一片银光乱闪。戏里戏外，都道了最关键的时候。

吕道涵被五、六个身形彪悍的保镖拥簇着，落座二楼中央的包厢。途经之处，寥寥的观众不得不起身向他鞠躬。在上海，百姓们都知晓他的来历，不过更忌惮他身后的靠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鄙夷、憎恶、好奇兼而有之，都敢怒不敢言。

吕道涵从不在乎这些，神气十足地跷起二郎腿坐定了，慢慢喝一盏茶。在这个大舞台里，他才是真正的赢家。唯一的，不可替代，谁也盖不过这锋芒。

保镖掀起帘子，让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子弓腰入内。男子做堂倌打扮，高耸的颧骨上有颗长毛的黑痣，铜钱大小。他手捧托盘恭恭敬敬递上，卑微的表情和神色似模似样。吕道涵认得他，他总是不会忘记那些有心前来趋附的面孔。

面无表情接过托盘里的热毛巾擦了手，一股浓郁的花露水气味弥漫在鼻端。这是一个隐秘的讯号。

吕道涵仍不动声色，擦完了手，拈起一小块点心在眼前端详。掰开馅饼，里面果然塞了张纸条。看完了，若无其事揉碎丢进杯子里，皱眉道：“这什么茶，一股子涩味，换一盏。”

恭候在外的戏院经理不明所以，生怕得罪了这尊惹不起的神仙，忙不迭叫人再换一壶上好的碧螺春。

喝不过半刻，吕道涵意兴阑珊撂下望远镜，带着一众随从上了福特小轿车，浩浩荡荡离去。

日本兵在小东门大街的时和布行搜出三套义勇军军服，留守的11名伙计当场被全部带走，所有货款和账本都搜缴一空，而这正是同孚商行旗下最大的一家布行。

长卿坐在椅子三分之一处，身子向前探一点，胳膊肘架在腿上，十指交挽着，神色凝重而焦虑。时不时蹙眉望她一眼，欲言又止。

青色的天幕忽明忽暗，没有月亮。除了窗外虫蝥的窸窣，安静得让人心慌。

明秀鼓起勇气，率先打破沉默：“你是怎么想的？”

长卿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只等她这开口一问，说：“不能不管他们，我明天去一趟东昌路。”低低的嗓音中气不足，想是累得厉害。

陆家嘴码头遍布，东昌路更是沿江地带商业最繁华之处，理所当然成了日军重点防守的地方。日本人在浦东东昌路成立了“大道市政府”，盗用中国《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章句，一厢情愿地鼓吹“中日亲善”形象，但沦陷区的上海市民却故意将其读成“大盗政府”。在日伪的恐怖统治下，这点微不足道的反抗激不起任何浪花。

日本人心里也明白，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打心眼里认同和侵略本邦的外敌“亲善和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短短四个昼夜，长卿整个人蓦地憔悴下去。自从出了事，立即多方奔走，通过一个汉奸翻译官疏通，寻得“门径”打探消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后门”可走。因是人命关天，也顾不上讨价还价，递送好些珍贵礼物不在话下，那翻译官开口就是两万块现钱的“运动经费”。

谁知以为是一线生机，竟落入勒索的圈套。前前后后泼水一样花出去六万多，越使钱越是给对方送去把柄。翻译官开始不耐烦，传出话来，这次的事动静不小，没法子彻底遮掩。若没有暗中勾连共党，怕什么盘查审问？

随后就不肯露面，再也求见不成。

他实在是逼得没法子了，心一横，打算只身涉险。

“外面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吕道涵快要出任下一任上海市长了。市政公署督办处是他的地盘，不是你想进就能进去。”

这倒也是实情。长卿想了想，“那我直接去宪兵部。”

明秀心疼得揪起来：“就这么光着两手去要人？日本人更不会买你的账，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据可靠消息，他们的‘安国军’司令是个满族遗贵，女的。”

“女司令又怎样，不见得更好说话些。”

“宜早不宜迟，宪兵队是什么地方你也知道，拖久了怕是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再说，几套旧衣服说明不了什么，他们没有确凿证据。”

“日本人会和你讲证据讲道理吗？万一你……”

她眼圈红了，什么也说不出来。总不能眼睁睁不顾那十一条人命的死活。心里有两种感觉强烈地争持不下，左右都是为难，只竭力克制着。

长卿坐到明秀身边，偎在她肩头上，疲倦地说：“事情还没糟到不可转圜的地步，否则我也不可能还好端端地待在这儿，他们早就来抓人了。我答应你，会尽量保护自己，不会有事的。”

明秀心里乱得厉害，闷声往里让了让，扶他躺下。

“几天没合眼了，累就睡吧。”

长卿的脸贴着枕头就再也不想睁开眼，伸手拉她过来：“你也陪我躺会儿。”

明秀侧身躺下，抬眼望着他，心中五味陈杂。

天太热了，躺下不动也要出一身汗。风扇又不能整宿开着，怕吹出热伤风来。她拾起蒲扇给他扇风，一下一下慢慢地摇。见他在困倦中仍旧眉头紧拧，忍不住说：“我跟你一起去，缓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不行。”他想也没想就拒绝。

“我不进去，就在外面等你出来。大马路又不是你家的，你管不着。”话说得气鼓鼓，一只手仍悬在他上方打着扇，未有一刻停歇。

长卿没力气再跟她争，闭着眼喃喃地说：“也行吧，那明天咱们早点起来。我想一起去拍张结婚照，虽然还没来得及登记，照片总要有一张……我答应过你的。临去之前把这件事办了，也少一桩遗憾……”

明秀被他说得心惊肉跳，背上粘腻的汗一阵阵地渗透了纱衫。拿扇子轻拍他胳膊一记：“又口没遮拦！瞎说什么呢，他们要不肯放人，咱们就再想别的法子，你一定要给我毫发无伤的回来！”

是担心他，也是安慰自己。身畔的鼻息渐渐匀停，他已沉寂下来睡着了。她摸摸他的额头，温度正常。借着窗帘缝隙透出的光，描摹心爱之人的轮廓。修长的眉，鼻梁挺直，凌乱的刘海散落在额边，还是初见时的模样。

长卿嘴里含糊地唤了声秀秀，翻个身继续沉睡。明秀累透了，还是舍不得睡，生怕看一眼就少一眼。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分分合合小打小闹的日子反倒是幸福的。

枪战、冤狱、罢工……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真是万水千山的波折。他学会了体谅，用积极的方式去争取变革，她也学会了迁就和退让。

局势越来越凶险，国家和个人命运前路未卜，何以家为？他们肩上都扛着必须承担的责任。战争面前，儿女情长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唯一庆幸的是，他们始终彼此相爱。也许等战争结束，一切都能重新开始。像他说过的那样，找一个远离上海的地方平静度日，子孙满堂。白发苍苍的时候，可以笑着和后辈细数这些回忆。

明秀想着想着，倚在他身边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天刚蒙蒙亮，醒来脖子后头全是汗。长卿已经洗过澡，新换一件白衬衫，也刮了胡子，脸上有一股清冷的牙膏气味。明秀洗漱过后，换上一件半新的月白竹布旗袍，两人挽着手出门去。

他们下了电车沿着丰和路一直走，沿街竟找不到一家营业的照相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半开半掩的“永昌相馆”。照相是个舶来品，“盖映像之道，始创于外洋”，当时很多照相馆的照片卡纸上都印有“西法映相”字样，也是招徕顾客的一种手段。世道大乱以后，抵制洋货的运动隔三差五就要闹一场，许多照相馆受到波及，不得不关门歇业。

背景是彩绘的，一张软软的布帘子垂下来，画上假山假石，亭台楼阁。高脚几上摆一盆长春花，枝条软软地垂下来。

按当时流行的结婚照拍法，明秀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腿上，长卿站在她身侧。照相的拿着镁光灯，把脑袋从黑布罩里伸出来指挥：“先生您再靠过来点，对，往右边站站。”

“砰”地白光一闪，画面凝固。

长卿问拍照的：“照片什么时候能取？”

“很快，五、六天就行。先生急着要啊？”

“倒不着急，你把颜色涂仔细些。”

明秀望他一眼，稍觉安心。他不着急，是因为彼此还有很长远的以后。

“是是是。”照相的兴奋地接过钞票，边点数边说：“先生您放心好咧，保管满意！”哈着腰，非常热切地搭话：“结婚照嘛，一辈子一回的大事，哪能糊弄。”

忽闻一阵嘈杂，紧接着是刺耳的玻璃碎裂声。

三人都怔住。

“糟啦！”照相的一拍大腿，最先反应过来：“一定是橱里那张东洋舞女的照片又被砸了！你俩赶紧从后门走吧，跟他们有理说不清！快快快！”

愤怒的呐喊从前边传来：“抵制日货！不做亡国奴！打倒狗汉奸！” 0D7Yzw/D/yMyTDyqS4Cg/sV65QVLAB3bFx8ZxG/QZtgm42eF7YUJLtUqkhzjis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