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街市乱得一塌糊涂，铺面歇业关张，连拉黄包车的也不敢出门。收音机里一时一个消息，据说香港也开战打起来，线路太忙，电话是经常拨不通的。

天下惶惶，寻不出一处安全的地方。

松井心意已决，步步为营地进逼。他对自己的部下说：“中国有句老话，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味从外头硬攻，会遭到顽劣的抵抗，唯有从内部挑起矛盾，才能令其分崩四裂。”

从清末相识，到抗战打响，松井石根与蒋公多年相识最终化友为敌，终于要代表日本国的利益和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凭借操持特务机关丰富的间谍经验，他把实施“内部分化”的目标锁定在上海商界为数不多的几位翘楚人物身上，目的是让中国人打压中国人。

首当其冲被拉拢“商谈”的，就是商会理事长宋长卿。

此番故技重施，却不料遭到毫无回旋余地的拒绝。宋氏父子，在面对同样的威逼利诱时，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此路不通，则立即舍难取易。在他眼里，没有任何人能成为阻挡大日本帝国前进的障碍。

上海市长的宝座，多么令人眼热的筹码。一旦上海攻陷，区区一个商会理事长又算得了什么？

照松井的设想，大举进攻南京前，需要先稳住上海局势，便一门心思打算从政、商、帮派三方面入手，扶植上海的傀儡势力。

早就投靠了日方的吕道涵为此筹谋远非一日之功，绝不会放任眼前千载难逢的良机从指缝溜走，这也是他在吕方中灵位前许下的承诺。

蜡烛两头烧，看似被逼进了一盘死局。长卿在松井明目张胆的威胁下，终于决定跟董思学合作一同对抗吕贼。

动荡日甚一日。

城乡每天都有壮丁和妇女被乱抓乱砍，施行惨无人道的轮暴和虐杀。伪军把青壮剥得浑身精光绑在树上，拿刺刀挑破肚腹，肠子流了一地。连名人也难逃绑架，性命时刻受到威胁。

政府软弱无能，老百姓活得战战兢兢，如同秋后的蚂蚱，谁也不敢妄谈国事。

大雨中，爱国青年学生和工人，在街头巷尾游行示威。

“勿忘国耻！打倒帝国主义！”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革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赶走侵略者！还我河山！”

轰天地喧震，亢奋、激越、愤怒……百感交集，是睡狮猛醒的嘶吼。他们用呐喊回答敌人的炮声。

暴雨也淋不熄的怒火，汇合成巨大的民族自尊心。游行队伍如沸腾的海洋，汹涌地从眼前奔突而过。

这些热血国民，或许背井离乡，或许丢了工作，自发投身到抗日行列中来。没有国，哪来的家？每一个都声嘶力竭，不愿苟活在外敌铁蹄的逼迫下。

雨水肆虐，眼前水雾茫茫的一片，全是万头攒动的人影。明秀闪躲不及，被挥舞标语的青年撞了个趔趄。

长卿一把拉起她护在身后，两人找了个角落避雨，以免被混乱激动的人潮冲散。

人丛中，赫然闪过一张似曾相识的脸。英气的长方面庞，两道浓眉紧拧，鼻头被冷雨激得有点泛红。那是周绍栋！他身边还有几个熟悉的身影，身如铁塔的大高个和说话总是温声细语的刘教员。

明秀愣住，心思恍惚的一瞬间，思绪退回到数年前。最初成立工会时，周绍栋是齐怀英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大局中独当一面。在这场吞没一切的洪流中，便成了为国效力的一个小小黑点。

他没有在危难存亡之际抛弃祖国远渡留学，而是选择留下面对这一切的危险和动荡。但不曾后悔过。

真是一场欷歔的前尘旧梦。

最初的最初，也是他从队伍里走出，把工人学校的招生简章塞进明秀手里，带她看见另一方更大的天地。儿女情长在国仇家恨面前，多么不值一提。

长卿也认出他了。

隔着人山人海，极目遥遥张望，直到那身影彻底消失不见。

明秀知道长卿一向对游行示威这种激进的抗议方式心怀芥蒂，轻声说：“咱们回去吧。你病刚好，再淋一场雨，当心着凉。”

他仿佛知道她在想什么，一字一字清晰道：“想那大清将亡之际，也是不断地谈判、求和，无非割地赔款求一时苟安。结果呢，真金白银也无法阻挡八国联军破城而入的决心。一场庚子大火，什么都烧没了。前车之鉴明摆在眼前，我却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以暴制暴并非兴邦安民的良策。现在终于明白，退让只会换来得寸进尺，让作恶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不愿看见流血冲突，逃避的结果，就是让所有人受到更不可挽回的伤害。”

因缘交会，他们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聚合起来。国家危难之际，唯有用双手和头脑去战斗，求战者安。

受过教育启蒙的工人阶级更明白这个道理。安居乐业，有尊严地活着，这些看似简单的权利，求不来等不来，只能拿起武器去主动争取。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日本人企图在华北炮制第二个“满洲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国民党为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变为由东向西，决定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淞沪会战一触即发。

中国到处都鲜血淋漓，富饶的城市被困成了孤岛。半壁河山眼看要沦入敌手，是开膛剜心之痛。

派往东北华北的日军兵力不断增调，矛头直指北平、上海、南京。上海滩名流大佬们为避战之祸，纷纷转移资产向外逃亡。有的转往内地，有的躲去乡下，还有的选择坐船远渡香港。曾经繁华无匹的十里洋场。举目一片萧条。

兴也苦亡也苦，最是无钱无势的老百姓。没钱，没门路，拖家带口陷在敌占区内动弹不得，每日在炮火纷飞里蒙头乱躲。血肉至亲下一秒就可能在身边命丧黄泉，也只好眼睁睁看着。

暴雨一直下，老天也不忍睹淬。

齐怀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重建工会，成立了工人义勇军，集合所有受压迫的工人力量抗日救国。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义勇军不曾经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由于经费捉襟见肘，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弹药严重匮乏，食品、药物也严重不足，还面临着日军不断发起的凶残扫荡。

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民间力量最毫无保留的支持。

洪春帮此次注资手面十分阔大，残喘一息的同孚商行很快便起死回生。

长卿深为中国工业落后，大量资金外流而感到痛心。在他的带领下，崇明纱厂的旧招牌被取下，改建成难民纺织社，另外几家规模小一些的工厂，则分别成立了复兴合作社和振济工厂，打出“振兴中华、实业救国”的口号，生产棉花、棉纱、军用布条、军毯、毛呢等，给工人义勇军提供了大量紧缺物资；其他如开办平民小学、设粥厂、施棉衣等项，赈施从不吝财。对困于战乱的平民，无食宿者安排食宿，无职业者招入合作社工厂按劳取酬，扶困济厄的义举获得了一部分良心民族企业家暗中支持，更多的人不过冷眼作壁上观。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人士都报以热烈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去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

除了吃的穿的用的，战区最紧缺的是医药。上海对药品管控极严，棉花、纱布、消毒药水和麻醉药都很难买到。一旦有人购买数量稍多，立即会被当成“通共分子”抓走严加拷问。长卿只能以搞赈灾、为教会医院生产为名，在圣心医院礼堂组织职工连夜赶制一些消毒急救包。

蔡仁术是松江硝皮厂老板，也是宋家式微时唯一伸出过援手的患难之交。凭借日本人办的上海制革统一联合会要员身份，他可以从南京路的中英大药房买到紧俏药。

方浜中路马园街口的“敬一堂”，是上海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上海人都称之为“老天主堂”。早在1640年便已落成，内里还用太湖石建了一座观星台，台上设有月晷，用来计算时辰日历。后来几经战乱变迁，也曾经兴办老人堂、乞丐医院和学校。

外乡人游逛老城隍庙，一般从方浜路走到光启路，就算到头了。其实沿着方浜路继续东行到人民路，又或者沿着宝带弄、丹凤路、马园街北行，经过曲里拐弯的硝皮弄，就能在梧桐路深处寻到敬一堂。

战争尚未爆发前，这是一处宁静祥和的地方。有时门口的音箱会放出音乐，教士们出来发放花生、瓜子、糖果、点心等吃食，谁都可以来领。只要音乐一响，许多小孩就撒了欢地朝教堂跑。

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北平、沪上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都开始大批南下或奔赴抗日根据地。上海沦为孤岛后，洋教士也不见了踪影，敬一堂如今成了为抗日组织提供药品的秘密据点，只有为数不多虔诚的教友还会定期前来祷告。明秀组织起许多老弱妇孺，在荒废的教堂旁开了个挑补绣花铺。

几个人围桌子坐着，做针线或黏贴绣花鞋面。花样针脚交错的锁边法，叫“错到底”，还有一种“狗牙齿”。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鞋面绣花样子，桃红柳绿十分鲜艳。当时流行一种青布袢带式样，仿照皮鞋的样子，鞋底分三层，每层包边颜色都不同。

在日本巡逻兵的眼皮底下，扮作“教友”的共党情报人员把购药单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假装挑选鞋样，暗中送信。

明秀不认得那些经常换新的面孔，只要暗号能对上，就知道来了“鞋面新花样”。

从车内取出纸条后，要先用碘酒仔细刷一边，上面才会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小字和符号，都是药品名。长卿出资从中活动，利用航运把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材运往阜外的战地医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为敌后根据地多次输送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人员和物资，连齐怀英也十分刮目。

血与火交织的盛夏还远未过去，凛冬的寒意已悄悄逼近。 5khP8Wfi3Yl+fHFNuUPkqHlJPtMJqYEAtbnTktMrNIojx1rKUhV5FdjHnlPsF5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