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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听说明朝我便将辞别这个古城，到一个蜂窝似的地方去，就劝我还是在这里多绕几个圈子，抚摸一下那些朱红砖瓦，也许不久它们也得挨受鞭打。
“谁知道你再来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这话直是一瓢凉水。我带点气恼怒视着他，他却避开我的眼光，对着窗口瞭望。
窗子对面是一根电杆，杆上糊满了红黄刺目的眼药广告。好心的邻人，他们担心中国人的眼睛皆快瞎了，方用这吓人厌人的广告把座古城糊严——但是，治什么劲呢，瞎了也许还舒服些！
那是一个阴郁的初春，天空满是沉重的灰云。日头被灰云蒙蔽得如一盏豆油灯，地上是冰碴儿和践踏得不像样的残雪。我同朋友在马路便道上走，那里，穿着哔叽西装和翻毛皮大衣的男男女女依然阔步而行。也有泥污的孩子在车辙里爬着当马玩，或堆起一尊臃肿傻笑的雪人。沿着朱红的宫墙有年迈的老人，佝偻着腰，边走边咳嗽着。缝穷的老妇人用好奇的眼看着身边跨过的大皮靴。一阵钢铁击碰石面的铿锵声，是由交民巷出来的一队骑兵，姜黄的制服，金边红底的肩章，昂首的马背上骑着昂首的人。即刻，街上行人稀少了，店伙也准备着上板。天空一阵嗡嗡声，远处有三只飞机摆着匀称的姿势飞来。爬在车辙里的孩子突然张着小胳膊哭了出来。
朋友是个学历史的，走过御河桥自然就拐了弯。巍峨的门楼，高大的门洞。我们踏在那石道上好像还能辨认得出历史上臣宰的足迹。多少忠臣揣着贤策忙匆匆地奔向午门，结局也许凌迟而死。石道两旁不是当年的朝房吗？那窄小的屋子正适于低声计议断送江山的捷径。如今，他们都死了，枯了，遗留给他们后裔的却是这样一份惨淡的命运。
看到那脱了漆，弯了腿，已成为一块朽木的宝座，我忍不住轻蔑起祖宗了。它值得什么呢，在上面坐坐，却荼毒生灵，牵累了万代子孙。
那晚，我独自穿过幼年住过的一条窄巷，窄得连星光也无法照临。两边墙壁传出粗大的鼾声，杂着婴儿尖细的哭声。远地有夜行人打着呼哨，边走还边唱着流水板。一阵咳嗽声有如砍伐枯木（树心已为野禽啄光！）的回响，空洞而响得怕人。然后是一声叫卖：“一包糖来——荷叶糕！”啊，这老头子，他还活着，他还卖这个！当我脑顶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时他就卖这个。好个不死也不改行的人。
第二天下午，朋友和他的亲戚们一起送我上车站。卧车厢里一共有四张铺位。我关心着我的旅伴。茶役提进一只贴有“长春旅馆”纸条的皮箱。我发现上铺是一位日本青年，身穿整洁的学生装，有着一对时刻留心观察的眼睛。把铺位理好后，他便开始读起一本似乎是论华北棉花的书了。
等一下，又进来了第二个旅伴，是一位身宽体胖，穿着肥大军服的同胞。他身边有个侍从，口口声声称他“旅长”。这位旅长粗声喘着气，揉着眼睛，任那侍从替他解纽扣，解武装带，甚而替他脱下军裤。然后他就如雷峰塔一般倒在那已安排停当的铺上。不上五分钟，这旅长便大声打起呼噜来了。
上铺那个日本青年这时正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我猜想，他也许正写给他奈良的师友，大阪的经理，或东京的官员，告诉他们：“中国军人至为可爱，五分钟之内可以把鼾声打得极响。来吧！”
这一夜我自然不曾睡好。（枕下有那么多只轮子在心上滚！）我梦见昨天在午门上看的唐俑跳起羽裳舞来，但倏忽它又变为泥的了。我梦见那个卖荷叶糕的老人终于还是死了！
机车一声尖锐的呼啸把我唤醒。车跨过银亮浪滔滔的黄河时，太阳刚好出来。白皑皑的雪散铺在春暖的平原上如一群绵羊蠕动着。莜麦已冒出绿芽，像是在我眼前蠢蠢爬动起来。田野里有面色红润的健壮农夫，赶着坚实的公牛在松动着土地。晨曦照在牛背上，闪出细碎的金丝。铁道旁边的小路上走着日出而作的工人小贩，十来岁的孩子担了满担的白薯，边笑边抹着劳作的汗珠。
1936年5月
（选自《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