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王辅成即将从天津师专中文系毕业。班上的五十名同学面临全国随机分配，按照学校惯例，去向多是甘肃和东北三省。

此时的天津已是入夏时节，街上的行人大都穿上了短袖衬衣，王辅成却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翻找冬天的棉衣。母亲从箱底拿出父亲的一件黑色老皮袄，按照儿子的身材裁改后，又在领子上加了一顶棉帽子，把皮袄改成了一件厚实的皮猴。在稍一活动就会滴汗的那几天，母亲硬是盘着小脚坐在床上，一针一线地絮好了两床厚厚的棉被，将母爱缝进了被子里。

一家人粮草先行，做好了王辅成去东北教书的准备。王辅成更是先行一步，开始查阅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气候与地理资料，他甚至想：课余时间是不是可以带着学生们一起滑雪？可是，分配结果一公布，母亲给王辅成准备的加厚皮猴和棉被就都派不上用场了，他不但留在了天津，而且还被分配到离家不远的和平区吴家窑中学，在那里担任初中语文教师。

没能到条件艰苦的外地施展抱负，王辅成的一腔热血仿佛瞬间凝结了一半。看着分配名单，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东北冰天雪地和甘肃大漠黄沙的景象，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安排。他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在哪里教书，我都要当一名好老师。

1963年8月，二十三岁的王辅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他授课的第一间教室是天津市吴家窑中学初一年级十三班，这是个男生班，全班共有五十四名学生。当王辅成大步跨上讲台时，一屋子男孩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这位个头高大、声音洪亮、腰板挺直的老师，或许在猜想着未来三年的初中生活会是怎样一番情景，眼前这位又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呢？

王辅成脚下是那种老式的水泥磨面讲台，比黑板还要宽出一大截儿，讲桌居中摆放，上面有一纸盒白色粉笔。第一次作为教师站在讲台上，王辅成感到了一丝紧张。好在细心的他早已提前做好了预案，他将一支粉笔攥在右手手心里，为的是万一讲课时语言组织不顺畅，就可以及时转身，借助板书掩饰一下。可是，片刻紧张过后，看着坐在下面的孩子们那稚嫩的面庞、清澈的眼神，王辅成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他对自己说：他们就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我作为他们的老师，不但要把全部知识教给他们，还要和他们成为朋友。和朋友交往，为什么还要紧张呢？

此刻，已经很镇定的王辅成望着学生们，他没有开口，而是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漂亮的大字——“先礼后兵”。

学生们窃窃私语起来，先礼后兵，是不是以后犯了错误，这位老师要对我们拳打脚踢啊？王辅成看出了学生们的疑惑，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疑惑。他笑了笑，缓缓说道：“同学们，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姓王，我教你们语文课。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先礼后兵’是我的准则。你们年龄小，遇到事情我会给你们讲道理，但如果你们不改，我可是会用‘兵’的。”

至于怎么用兵，用什么兵，王辅成留了个悬念，但一个响当当的“兵”字，还是让这些小男子汉们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

开学后没多久，吴家窑中学更名为人民中学，师资按照重点学校配备。

杜志勇是当时全校一千五百名学生中的一员，他清楚地记得每次上语文课时，王辅成走上讲台后，都要先背诵一段文章，或是一段人生格言，杜志勇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是：“当你有了一个高尚而伟大的目标时，就会把你的劳动当成休息。”

那一年，杜志勇十三岁，正是最调皮的年纪。他的淘气全校闻名——不顾危险下河游泳；用小动物吓唬老师；中午自己不睡不说，还搅得邻座的同学无法休息……聪明过人的他成了孩子王。三年初中时光，杜志勇虽然小错不断，但直到中学毕业，他从来没见过王老师用“兵”，感受到的都是王老师体贴入微的“礼”。

那时，中学外语课开设的是俄语课，杜志勇最怵头那些靠舌头较劲的发音，于是就想方设法逃俄语课，拒绝写作业，考试当然也不及格，总是惹俄语老师生气。无奈之下，俄语老师去向王辅成求援，王辅成说：“你就交给我吧。”

那天，杜志勇的俄语小测验又不及格，他心惊胆战地等着王老师“提审”，可王老师一直没有露面。

放学铃响过之后，杜志勇心事重重地背起书包。这时，王老师走到他的面前，说：“杜志勇，今天老师送你回家吧。”“要家访吗？”杜志勇吓了一跳，几乎带着哭腔问道。别看杜志勇在学校里像个男子汉，但是只要一站到家教严苛的父亲面前，他就会立刻失掉所有的锐气。如果王老师趁家访时给他告上一状，他根本不敢想象父亲会怎样收拾自己。此刻，那么多双同学的眼睛看着他，他只好强撑着孩子王的颜面，一忍再忍，硬是将眼泪憋了回去。

一路上，杜志勇低着头，忐忑不安地走着，时不时踢一脚地上的小石子。他一直在等着王老师的批评，也就是“用兵”的那一刻。王辅成却没有“爆发”的迹象，一边走一边揽着杜志勇的肩膀，问：“杜志勇，你觉得俄语很难吗？”

“那当然，太难了！嘟噜嘟噜，听不明白，也说不明白。”

“还真是，我也认为俄语太难了，我的俄语学得也不好，和你一样，刚开始时考试也不及格。”

“真的吗？王老师，您也会不及格？”杜志勇瞪大眼睛，将信将疑地问。

“对啊！因为俄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后天学起来肯定吃力。如果再不刻苦学，是不可能学会的。上学时我可努力啦，后来俄语成绩就一点点好起来了！”说到兴奋处，王辅成还用俄语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杜志勇听得有些糊涂，不住地用手摸着后脑勺，眉毛眼睛皱在一起。这时，王辅成继续说：“你呀应该这样想，俄语不是难吗，不是像碉堡一样立在那里吗？我是男子汉，越难我越要战胜它。是碉堡，就去摧毁它。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战胜它啦！我相信你也行。”

在离杜志勇家不远的地方，王辅成停下了脚步，他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俄华词典》递给杜志勇，说：“这是老师送给你的，俄语读不出来时就翻翻这本词典。勤翻翻，对你会有帮助的。老师先走了，你快回家吧！”

王辅成的背影渐渐淡入了夜色中，留下呆呆站在家门口的杜志勇。王老师的一席话犹如一根银针，刹那间穿过他的毛孔，深及腠理，好像恰巧点中了他求胜好强的穴道。那天晚上，一向调皮的杜志勇似乎第一次安静地坐在台灯下，认真写完作业。睡觉前，他把王老师送的词典放在枕边，摩挲着老师写在词典扉页上的一段列宁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王老师用飘逸的字体还写道：“赠给杜志勇，希望你在未来的岁月里，坚持做正确的事，一定会有收获。王辅成1964年4月15日。”

从那以后，杜志勇彻底变了样，学海无涯，以苦为舟。王辅成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庄稼把式蹲在田里观察自己亲手培育的秧苗一样，看着杜志勇每一天的变化。在他的推荐下，杜志勇成为校学生会的一员，还成了全校的学习雷锋标兵。杜志勇和全班同学商定，每人每天都要做一件好事，还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杜志勇的日记本简直就是一张好人好事榜，哪天帮一位老奶奶过马路，哪天扶起了倒在路边的自行车，哪天协助老农把三轮车推上斜坡……他觉得，这些好人好事的记录看似一篇篇平淡无奇的流水账，实则是一张自己人格修养不断完善的升华图。他和同学们决心要让十三班成为全校的雷锋班，他甚至还提笔给学校写了一份申请书，希望有关部门批准将人民中学改成雷锋中学。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杜志勇依然用骄傲的语气说道：“我们班真的像雷锋班那样优秀。”

一次班会上，王辅成对同学们说：“你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还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这个星期六开始，咱们每个周六都要参加义务劳动，到和平区杏花村的几个卫生点帮助环卫工人们淘粪。王老师和你们一起去。我们要学习工人师傅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同学们面面相觑：“啊？让我们淘粪？多脏啊！”一开始，有的家长很是抵触：“淘粪？这哪是孩子该干的事啊？他们的任务是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王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去，才悄悄收回了意见。几年来，家长们最信服的老师就是王辅成，觉得孩子只要跟着王老师，各方面就都不会跑偏。

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一队学生鱼贯走出人民中学的校园，那是王辅成和他的学生们，行进目标是交错在杏花村里的几条胡同。这里人口密集，十几个公共厕所和多个化粪井分布在这个区域里，再加上家家户户存放的粪桶，都需要由环卫工人一一将粪便淘出来倒进粪车拉走。

王辅成安排的第一站是粪坑将满的公厕。淘粪是个技术活儿，更是个体力活儿。孩子们年小力弱，淘粪勺端得颤颤巍巍，身材高大的王辅成就把淘粪勺握在手里给学生们做示范。虽是第一次淘粪，但经过工人师傅的指点，他的一招一式并不显得十分生疏。王辅成从一个粪坑转到下一个粪坑，淘出粪便倒进粪车。他一边干着一边还要照应着学生们的安全。喜欢说笑的苏亚民干起活儿来有板有眼，脏臭的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在淘粪勺的起落间，他还不忘说着笑话，逗得爱干净的同学捂着口鼻偷偷地乐。干到最后，他还不乏深刻地感慨了一番：“要我说啊，这溅在咱们身上的污迹，虽说是脏东西，但也是一枚奖章。咱们班晚上出来劳动，推的粪车干脆起个名字叫‘夜来香’得了。”

当时负责指导王辅成班级淘粪的是四十多岁的环卫工人王道合，他早已习惯了这个天天作业的场所的味道。王辅成亲眼看着他蹲下身去，为了干活儿方便，连副手套都不戴，徒手就去掏粪坑里的石块，掏了几下过后，粪坑疏通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王道合劳动的身影成为王辅成的标杆，被他一生敬仰。从那次学工劳动开始，王辅成和这位淳朴的淘粪工人成了好朋友，经常走动。直到几十年后，王道合临终前，已经身为天津市环卫局副局长的王辅成还专程赶到医院探望，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辅成觉得，因为劳动，王道合的手是那么的有力、温暖和干净。

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在学习“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时传祥精神，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与工农相结合，很多单位都一窝蜂地组织员工上街淘粪、扫马路，但大多只有三分钟热度，折腾几次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只有王辅成坚持了下来，不管寒来暑往，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在指定的和平区的卫生点位上，他带着学生义务淘粪达十年之久。

一次次的淘粪劳动让杜志勇终身难忘，那是他不怕脏不怕累的起点。1966年，杜志勇初中毕业后在家等待分配工作，这样无所事事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

1968年，杜志勇报名参军，在北京南苑加入新兵营。新兵营里的杜志勇，无论训练还是劳动，都一马当先，扑在地上匍匐前进，跳进猪圈清理污物，他从来没有犹豫过，那股子不怕苦、肯付出的劲头，在战友中特别抢眼。参军半年后，他入了党，一年之后，他提了干，并且因为俄语不错，成为军中的俄语教员。每当他熟练地缠绕舌头说着俄语时，战友们都羡慕地望着他。杜志勇心里很是得意，也格外感激王辅成老师。由于训练出色，杜志勇成为部队里的学雷锋标兵，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潜心苦读，终于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将一枚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徽别在了胸前。毕业后，他重回部队的宣传战线，为播撒军营的刚毅与激情奋斗了二十一年，后来调到国务院外办下属的一个部门工作，直到退休。就这样，他将王辅成对自己的教诲牢记了五十多年，视之为一生前行的路标。而那本《俄华词典》，他一直保存到今天。

2012年5月，春暖花开的季节，拗不过学生李卫津的邀请，王辅成参加了人民中学1968届毕业生组织的同学聚会。刚接到邀请时，王辅成婉拒了学生们的盛情。多少年来，他沉醉于读书、背诵、宣讲的世界里，极少出去应酬。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真情最终打动了他。大家说：“王老师，我们虽是您的学生，但也都是奔七十岁的人了，您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您来参加聚会，再让我们重温一下四十多年前的课堂氛围吧，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王老师好！”

“王老师，您好！”

“王老师，您还认识我吗？”

走进聚会大厅的那一刻，王辅成的眼前有些恍惚，站在他面前的，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满是皱纹的面庞，花白的头发，发福的体形，可在记忆中，他们明明还是人民中学一脸天真的初中生啊。

王辅成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的他，在这一刻竟无语凝噎。他的内心在翻腾，他的记忆在回放，他也不知道是该感叹岁月的流逝，还是该感谢情谊的重拾。看到老师这么动情，年过花甲的学生们也纷纷擦着眼角。此时此刻的叙旧是那么的美好，但也多少有些伤怀。

不过，这种伤怀的气氛很快就被一种高昂的情绪所驱散。落座后，学生李卫津率先站起身来说：“我还记得王老师给我们讲过的鲁迅的那段话，我说给大家听听，看我记得准确与否？‘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这段话瞬间又将李卫津和他的同学们拉回到四十多年前人民中学的那间教室。原来，只要真情永驻，岁月就可以在回忆中回头。

1968年冬，李卫津在读初二上学期。

那天清晨，大雪下了一夜，大地银装素裹。同学们踩着深至脚踝的积雪来上课。李卫津虽然坐在教室里，心思却早就跑到了操场上，恨不得趁着课间操时间好好打一场雪仗。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节课下课，喇叭里却传来教务主任的声音，因为大雪，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课间操取消。

李卫津稍一愣怔，就被几个同学拉着跑出了教室，飞奔着下了四楼。一片素白的操场上，奔跑着十几个男生，他们撒欢似的在雪地上打滚、滚雪球、打雪仗，忘了书本，也忘了时间。清脆的预备铃声根本没人听见，响在他们耳畔的，只有彼此的欢呼声和粗重的呼吸声。

直到上课铃响起，李卫津才赶紧招呼同学们冲向楼梯。

可他们还是迟到了。教室门口，工宣队队长严肃地站在那里：“上课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打……打雪仗去了。”几个孩子低着头嗫嚅着说。

“我看你们没打够，接着打去！”

李卫津和站成一排的十几个同学仍然低着头，没一个人敢接这个话茬。

走廊里的喧哗惊动了正在办公室备课的王辅成。他走过来问：“怎么回事？”

“打雪仗，迟到了。”几位同学抬起头对王辅成说。

王辅成面带惭愧地向工宣队队长承认错误：“都是我不对，对学生纪律管理不严格。终归还是学习要紧，能不能让同学们先进去上课，过后我再写检讨给您。”

工宣队队长看了看王辅成，又看了看学生，一挥手，让他们进了教室。

这节课，李卫津上得那叫一个忐忑，总是走神，生怕下课后王老师找他们算账。

意外的是，王老师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李卫津和那几个打雪仗的同学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也一定是最后一次。不然，咱们对不起王老师。

1969年秋天，人民中学组织学生参加学农劳动，去葛沽镇帮助生产队秋收。王辅成永远是干在第一排的领头人。站在稻田里，他高大的身躯十分显眼，而他弯腰割稻子的动作更是潇洒，又稳又准又快。他带领的排总是效率最高的团队。每天晚上的劳动总结会，王老师都站在同学们中间，一起借助全校的表扬赶走这一天的疲劳。

王辅成的身教极大地增加了他言传的分量。他和学生们讲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同学们，你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要勤奋学习。谁都想争第一，但并非谁都能当第一，不过，只要好好工作，努力工作，也一定是祖国、是党的好儿女。”

就是这段话，经过王辅成个人威信和魅力的加温后，影响了李卫津的一生，他一记就是五十年。

1970年5月，十七岁的李卫津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大港油田。踏上油田的第一天，他就傻眼了——距离中心城区不过百十里地，怎么还会有这样荒凉的地方？一片盐碱地，寸草不生，荒无人烟，走出几里地才能零星看见几名石油工人，裹着已经辨认不出颜色的棉大衣，在那里忙碌着。李卫津的岗位在车队，专职驾驶泥浆泵车。

此前李卫津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甚至都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苦——供短暂工休的地方只是一间四处漏风的活动板房。饭是两个馒头和一块酱豆腐，用报纸一裹，找个背风的地方匆匆吃掉。让师傅们刮目相看的是，即使面对如此艰苦恶劣的条件，身材瘦弱的李卫津也没有动过一次调出油田的念头。他说：“王老师告诉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做好就是最好。”

1980年，大港油田大会战。一口接一口的油井被发现和开采，打井不分昼夜，人员倒班歇息，设备一刻不停。一天中午，刚施工完毕，李卫津发现泥浆泵车出了故障，可是下午还得继续施工作业。为了不耽误下午的开采，他让搭档先去吃饭，自己留下来想把泵修好。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因为缺了帮手，操作中他的右手小手指被机器挤断。一瞬间，李卫津疼得深深地弯下了腰，左手本能地紧紧攥着右手，身体一边晃着一边原地打着转。当时，他的手指已经痛到麻木，根本来不及考虑会不会落下残疾，心里只是为下午可能的窝工而感到内疚。领导和同事们一刻不敢耽误，把他送到职工医院，清创、缝合、包扎、固定。待一切安稳下来，他才彻底领教了十指连心的滋味，小手指仿佛是心脏的律动表，脉搏每跳动一次，他的小手指处就犹如提线木偶，一下一下，剧痛从血管传到骨骼再传到皮肉，从里到外疼得他直咧嘴。带着这么重的伤，李卫津也只是在家里歇了一个星期。很快，他手指裹着纱布，戴着小夹板，又回到了那辆泥浆泵车上。

1984年，李卫津调到大港油田井下试采试油公司供应站，负责重型汽车配件的计划、采购和配拨。由于采购量大，一拨接一拨的供应商找到他，明示或者暗示，只要采购他们的产品，就会有可观的好处。李卫津一家的日子并不宽裕，妻子同为油田工人，孩子还在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可每一次他都是坚决地摇头，他知道那是诱人的实惠，他更知道那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王辅成老师的话，坦诚做人才能坦诚生活，才能安心入睡。

1987年的一天，公司车队送来一张计划单，注明急用四十只国外进口配件。计划单就是命令，配件早到一分钟，原油就能多出六十秒。李卫津立刻办好各种审批手续，供货方也急事急办，下午就将配件送到库房，车队随时可来领取。可那天的李卫津总有些心神不宁，以往见单进货的他从来都是零差错，一方面他早已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配件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与供货方的合作也是异常默契。此刻，责任心的小锤不由自主地重重敲击了几下，觉着不踏实的李卫津几步转进了库房。结果，当他拆去配件包装，按照批号逐一验收时，才发现这批配件不是进口产品，而是合资生产的产品，虽然型号相同，但是质量还是略有差别。李卫津赶紧抄起电话打给供货方，对方软磨硬泡地说：“老李啊，你怎么这么较真啊！反正东西都差不多，这个还便宜不少。再说了，你进了这批货，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不行。”李卫津的语气坚决得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这批货我一件也不会签收的，我只要正品。”无奈的供货方只好在第二天上午送来了正品配件。这一次，李卫津的坚持原则得到了公司的高度评价。只有他知道，在他的心里一直树立着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王辅成老师，因为王老师说过，按照原则办事，按照规矩做人，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四十七年的时光和热血，都被李卫津奉献给了大港那片盐碱地下的宝藏。做司机，他尽职尽责；做物资采购员，他一丝不苟；在供应科，他问心无愧。他的良知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也经受住了利益的考验，曾经在多个单位屡试不爽的回扣招数，到了他这里彻底失灵。

退休后的李卫津仍然住在以前的那套老旧房子里，每天骑着自行车接送孙子上下学，日子恬淡平和，充满天伦之乐，一家人坦然而自豪地享受着这种踏实而幸福的生活。在王老师面前，他还是当年的那个初中生，还是那样的清瘦，半个世纪的烟云已过，他完全有资格对王老师说：我记住了您的话，感谢您指导了我的人生之路，让我走得不偏不倚，走得堂堂正正。 bXdzvwfddyK5yhXjez8GoEq/vf0kHq8YF+kCpmbZYhmqnRU5n5y2kvyjXL8iRf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