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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川思想里的中国

上述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但我要讲的题目是18世纪70年代,为此我们得先考察一下17和18世纪的时代背景,那时出现了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变化。

1600年,德川政权建立;1615年,最后的反对者降服。不像丰臣秀吉以征服大陆的方式寻求正统,德川统治者认定,锁国政策才是捍卫他们政权的最佳手段。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他们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了自愿的单独监禁。

江户幕府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据德川家族取得胜利的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大名乱战显示,放任外国的物资和武器流入可能再次导致乱世。散布在东南亚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其中有些是战争难民)虽然能够为贸易乃至对外移民提供机会,但也同时产生难以控制以及造成幕府潜在敌对势力财富增长的问题。丰臣秀吉远征朝鲜的失败经验说明,日本主导的国际主义有实际困难。中国主导下的国际主义仍有可能。虽然德川统治时代初期曾予以考虑,但幕府顾问似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条件无法与日本的主权及幕府政权的正统性调和。因此尽可能缩小贸易范围,并限制仅存的通商,似乎才是更明智的方针。

盖有德川家康印章的文书 其中命令荷兰船只抵达日本港口时不得阻碍。现藏荷兰国家档案馆

在17世纪30年代,拒绝国际贸易以维护德川统治正统性成为可能。一百年前来到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诸藩收罗信徒,他们的能力显示了外来势力颠覆日本的可能性。进口并在此后自主生产的火枪加速了日本的统一,但国家一旦太平时,它们只能危害太平,并威胁以刀为象征的武士阶级的地位和优越性。1637年,日本南部发生了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岛原之乱”。幕府召集诸藩镇压,之后下令全国禁止基督教。这些命令的执行为幕府干涉各地区的事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同时,幕府颁布锁国令,取缔对外关系。其中一个诏令告诫说:“日本船只一律不准开往外国;日本人一律不准偷渡出境,违者死罪;任何侨居外国的日本人不准返国,违者死罪。” 严酷的镇压消灭了日本的基督教,或者说迫使他们转入地下。直到19世纪70年代,每个村落都有禁止“切支丹(基督教徒)”的告示,规定告发基督教徒者有赏。国家也强制要求所有人到佛寺登记则为消极的禁令提供了积极的控制。

中国上演的巨大变化使幕府更易于做出放弃对外接触的决定。1644年,满族入关。这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政治权力鼎盛的时代。中国的疆界向西方和北方扩展;大清帝国建立了近代中国的主权领域,将那些从前没有受中国直接统治的区域都纳入中国的版图。国界以内的离乱分子都被有效镇压。中国沿海的贸易及地方的独立势力对北京的威胁,看来就像私人的海外贸易对幕府将军的威胁一样。历时半个世纪,清朝才能控制中国南部沿海,直到1683年,台湾才归顺清廷。到此为止,清政府封锁沿海,甚至一度将沿海居民迁往内陆。而在过去两个多世纪,日本商人和倭寇频繁往来于中国沿海,中国商人也赴各地经商。此时,德川与清朝政权都打破了这种模式。幕府将军认为清朝的兴起是对东亚稳定的威胁,但他们没有能力对此施加影响,只得视而不见,而清朝也以相同的态度对待日本。此后,只有少数华南商人设法维持了与日本的小规模贸易。他们被安置在长崎并受到监视,那里还居住着少数亡命日本的明朝遗民。

查禁基督教的木牌(复原物) 江户政府在村口立下这种木牌,禁止基督教,并规定举报“伴天连”(传教士)奖银500枚等。原件现藏岐阜县历史资料馆

宗门改账及寺请文书 幕府镇压基督教,规定百姓必须归属于某一寺院,并由该寺院发放证明文件,因为涉及所有人,这些文件事实上也成为户籍文件

到了18世纪,日本对中国及更大世界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中国的典籍是日本研究大多数古典学问的媒介,但中国本身处于不友好且事实上是“蛮夷”的统治下。中国的图书与中国货物一起经前往长崎的中国商人输入日本,其中有些与科学有关,不过受基督教影响的内容都必须先删除,因为它们反映出了西方传教士也在中国的事实。到18世纪为止,这些人在中国翻译和教授西方科学。在长崎,葡萄牙的天主教徒被驱逐后,荷兰新教徒被获准通商贸易。但是,他们也被日本当局隔离起来,以免腐蚀接近他们的日本人。换言之,较之以往,日本对中国和西方的感情更为极端,矛盾心理也更明显。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既困难又吸引人的研究专题。

无论如何,德川统治者的严酷手段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的。日本从而享受了两百多年的和平与安全。长期安定的社会秩序,促进了视野和制度的发展,使17世纪初好斗的武士转变成更有责任感和更文明的官僚,掌管一个持久的军事政府。和平时期的艺术和教育繁荣发展,而庶民文学和文化则显示出以前只属于少数精英分子的生活理想与学问,现已渗透到平民阶层。

德川时代的一个特色是中国的文学经典比以往更加重要。于是,日本人便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有必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加以区别。“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进入满族人的统治,正如几百年前进入蒙古族人的统治一样。但这次,日本人对该事实的意识比以前更清楚,因为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拓宽了他们意识的视野。中国的图书和亡命日本的明末遗民,使满族人征服中国的记忆在其自身施行文字审查后仍长久不衰。

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受到空前的推崇。教育的普及和复兴加深了日本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儒学成为精英学校的主要科目,包括大名建立的藩学以及在各城市中兴盛的私塾。在绘画方面,日本的狩野派风景画点缀着中国旅客和贤哲的形象。一个被称为“文人画派”的重要业余画家团体,就是在模仿晚明文人画家的风格。这时用中文写的汉诗大量出现。此外,还有一种崇拜中国文化的倾向。很多日本儒学者以他们期望是优秀的中文写成哀歌,表达自己徘徊于中国文化圈外的哀伤。日本最受尊崇的儒学者之一荻生徂徕曾自嘲是“日本国夷人”。18世纪初期无出其右的朱子学者和政治家新井白石,一方面系念将军的至尊权威,另一方面又冀望得到中国对自己的承认和赞赏。他希望将军同朝鲜通信时用“日本国王”的称号,并设立仿古的仪制,使日本更富有古风。但他又想尽办法通过琉球遣清的使节,请北京一位地位很高的学者为他写的汉诗集作序。

《高雄观枫图屏风》 狩野秀赖绘,纸本设色,六折屏风,室町时代,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花鸟图》 狩野永德绘,纸本墨画,室町时代,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不过,这不是日本儒学者唯一的立场。一些人接过中国的形式而舍弃其内容,要求“中华”施惠于日本,又把中国本身列为边疆“夷狄”。凡是抱这种思想的人,都试图在中国典范和中国历史之间做些区别。典范是毋庸置疑的,它代表文明,但中国的历史却有严重的缺陷。荻生徂徕可以拥护甚至信仰中国圣贤的古典传统,但却否定近世中国儒学思想的走向。他和他的门生留意到,中国是由封建分封向中央集权制发展,而日本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古代天皇制发展到现在的封建分权。可以说,两者各有其合理的地方。新井白石欣然承认中国文学的先导地位,但也肯定日本及其统治者在政治上应受尊崇。山崎闇斋曾被学生问到,假如孔子率领军队威胁日本时,他们该怎么办?闇斋告诉他们,以孔子之道行之——抵抗。

儒家学说流派众多,并能调和许多主张。但德川幕府尽量限制不同的解释,提倡单一的正统学说。不过,日本缺少正统学说得以在中国成立的科举制度和尊王思想背景。相反,将军和大名们征求儒学者的意见,而这些儒学者对于善政各持己见,从主张制订严格的行为规范,到认为应容许直觉和内心的道德觉识。虽然两者都可以在中国经典中找到根据和范例,但就像在中国一样,前者更适合日本的官僚等级制。儒家学说本身内涵广泛,与其更为合拍的是道德范畴而非教条细节,但那些儒学者却未能如此认为。日本封建等级制度的组织森严,身份差别过分讲究,令人偏重于定义的细节,就像在行为规范上那样。这也导致他们的信念和行动古板僵化,从而让后来的改革者可以轻易地攻讦官方儒学是空洞的、“中国式”的。

在文化方面是景仰,有时甚至是自卑;在政治方面是疏远,甚至敌视。这就是德川时代日本中国观的特征,但这个特征一点也不新奇。在更早期,日本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就已经如此了。不过,新鲜的是,18世纪这种意识渗入平民文化中,成为受关注的主题。由于平民对文化的欣赏比较表面,对接受中国文化恩惠的意识也比较薄弱,所以强烈的自信看上去占了主导地位。近松门左卫门的名剧《国性爷合战》 ,自1715年上演后一直卖座。剧中颂扬一名英雄的丰功伟绩。英雄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在明朝覆亡到清朝统治秩序建立期间活跃于台湾。唐纳德·基恩对该剧的优秀翻译可证明上述各论点。当时虽然有锁国政策的限制,但近松门希望观众的视野超越日本国界。剧中国性爷的日本妻子责备丈夫说,他们已经约定一起走,“不只去中国或朝鲜,还要去印度或天涯海角”。日本的武士道传统受到作者的赞扬。作者描述国性爷举兵讨清时,祈求4世纪时征伐朝鲜的神功皇后福佑。非常有意思的是,满洲人被贬斥为可鄙的野蛮人。这个忠于大明的将军对比了文明的明朝和野蛮的鞑靼。“这个生育圣贤的家国,不久就会沦亡于蒙古人手下。我们也将成为他们的奴隶。唯一与牲畜不同的,乃是我们不摇尾巴,不披毛皮。”他的警告成为事实:“整个家国……已经被鞑靼蛮夷奴役。”

对于这种局面,除了靠传统的日本勇气外别无他法,而国性爷的日本血统正是急需的。他清楚地表示已经厌烦别人把他说成是一个渺小而不足道的家国之人。此时,他的观众与他感通一气,他振臂高呼:“你们这些卑劣的可怜虫,竟轻视来自小国的日本人,现在要你们尝尝,连老虎也要发抖的日本威风的厉害!”他的秘密武器只是一把日本刀,“刀锋上附着日本众天神的神通力量”。其威力之强大,连国性爷也认为“用这把刀去对付一只老虎”不公平。但是,他还需要一些特别的力量,最后伊势神宫的神圣法力发挥了神奇力量,让中华虎垂尾帖耳,缩手缩脚。旁白者以吟诵调唱道:“天照大神的威德真是令人战栗。”原始的小国沙文主义挽救了那个时代。在南京那场决战 ,毫无疑问,英雄的胜利是由于“蒙受上苍无穷福泽的大日本天皇的神德、武德、圣德”。

国性爷合战 左侧为和藤内,即以郑成功为原型的主角,中间男子为清朝将领甘辉,右侧女子是和藤内的异母姐姐、甘辉的妻子锦祥女

过多地谈论舞台剧目的夸张表演很不明智,但像讲述遣唐使吉备真备之业绩的相关题材,往昔表现于卷轴画中,作为中世纪贵族的耳目之娱,如今却以大众化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自然有其心理上的重要性。满族征服中国,显然使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复杂化。17世纪的作家曾警告过,蒙古人侵袭的危险有可能再次出现,而在晚近的1786年,林子平企图再次煽起已经静止的恐惧。他说清朝已经以征服的手段解决了中国边境的问题,此时可能要侵袭日本了。 +KacgKx2eS+uqAAYTG3pWgPuGxlakcrXrx0Gm0tnjBmMEC8U+0aL+iRUa1EMDN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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