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巨影

说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上是老生常谈。日本的书写系统，文学、哲学及思想等方面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政府组织和法律制度都源自中国。中国文明很早便传入比较落后、尚未统一的日本，影响其文化的形成。此外，中国也是佛教的宗教价值观与宗派发展的渠道。日本的佛教虽源自印度，但其信仰表达和组织却是中国式的。所以，日本受中国文化秩序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是举世无双的。固然，包括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受邻国的影响并不真正比其他国家更大。赖肖尔指出，每个国家都曾摄取别国的文化，鼓励并强调日本的情况是错误的。最近，我们对日本史前史的认识增加，帮助我们更正确地了解日本的文化模仿。史前的日本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文化。那时日本与大陆连接，往来活动频繁，远超过文献记载。日本不但接受，而且还参与创造早期文明。例如，碳14的测定将日本列岛古代文明的年代推前，证明了日本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文明是从远古发展而来。有史以来，中国的影响虽大，但从未使日本在模仿、吸纳文化和制度的过程中不加选择和修改地接受。日本本身最基本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始终显著。

虽然如此，但我认为日中关系在密切性和长远性上显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关乎日本本身，但更多与中国有关。我且列举互相作用的六个因素如下：

第一，日本的岛国性与孤立状态。日本远离外来影响的源流，比其他大国的实际情况更甚。要是把对马海峡比诸多佛海峡，倒是正好突出二者间的差异。海风、洋流、地理和距离都是使日本孤立的因素，除非日本人抱有持续的目的和外界接触。而且，我并不相信有人曾从日本游到朝鲜半岛去。16世纪葡萄牙人偶然来到日本，但那是因为被海风吹离航道所致。日本的岛国性使日本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和中国的联系，意识到舶来品的价值。“唐物”独特且容易识别；进一步看，18世纪学者本居宣长所慨叹的“汉意”（即“中国精神”）也是如此。此外，诸如医药、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则有“汉方”、“汉画”、“汉诗”、“汉文”等，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是被定为和日本本土有别的“汉”。

第二，直到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影响。自然，朝鲜在其中成为传递许多中国风物的渠道，但几乎更多是作为承载它的器皿。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人知道有印度。可是直到近代为止，印度始终遥不可及，而且佛教也是靠中文译本传入。换言之，日本的选择有限——在早期，除了中国便别无他国。日本处于一个文化领域的外围，而在它的另一边则是一片空白。

第三，以中国为楷模的持续性。和影响近代欧洲的腓尼基、希腊、罗马不同，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存在，而且具有强大力量。对日本而言，中国是古典时代、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是18世纪的法国，它是唯一的、经久不衰的文化巨人。英国或可自谓继承了罗马的伟绩，而俄国亦可声称继承了已经覆灭的拜占庭的遗产，但恒久延续的中国却一直是其过去遗产的优先继承人。

第四，中国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模式。它没有刻意去宣扬自己，因为它没有必要这样做。中国克制谦逊，因此使日本在借鉴中国文化时更易挑选取舍。不过，任何努力都必须来自日本。由于路程遥远，危险常伴，且往来费用很高，所以，为此而作的努力需要有组织并要有决心。来自中国的唯一一次侵袭，是13世纪时蒙古人发动的，与汉人无关。在元朝，一些佛教僧侣东渡日本，传播禅宗；清朝初叶，也有若干儒家学者跋涉前往东瀛。然而，这些人之所以去日本是因为中国社会极其动荡——当时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不合中国模式。从明朝开国君主到近代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对日本的普遍态度是对其行为的指责，以及对其文化的漠不关心。

第五，日中交往是间歇性的。日本统治者只在必要的时期才鼓励交往，在日本文化发展高潮到来后必定减弱。从7世纪到9世纪，经过数百年的积极接触之后，交往逐渐变得缓慢不前；中世纪时商人和僧侣的交往，到了14世纪再次中断；15、16世纪时的官方使节活动，到1644年清朝入主中国后又告中止。此后直到近代，日中之间就只有小规模的商业往来。同样，中国文化间歇而集中地进口，正好与日本传统文化的起伏相适应，从而明确何者为“日本”，何者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汉字写成的最早的文献便是描写天皇具有神格性的日本神话，用汉语训读组成最早的词汇中也就有“神道”一词。这并不奇怪。由此可见，中国帮忙定义了日本。另外，日本的孤立性使它能适应及同化中国文化，直到“日本精神”─“和魂”─能够包括不少中国文化的成分，所以近代的神道也带有老子和道教的影响。

第六，最后，中国人是从文化角度而不是从地理或种族角度去解释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使日本知识分子有可能完全置身于中国的文化秩序中。令人惊诧的是，即使在20世纪的日本，通俗小说的作者都还期待着读者能够通晓大量的中国诗歌、散文、历史的典故。中国人与日本人虽然没有共通的语言，但可以借笔谈沟通思想。现在这种交谈方式虽已日渐淡薄，但就在1972年，田中首相还鼓起勇气给毛泽东赠送一首据说是自撰的诗，收到的回礼则是一部《离骚》。

上述种种说明了日中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一些反面看法必须补充，即强调日本人通常对中国抱有矛盾心理，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日中关系的不寻常。日本文化处于中国文化轨迹之上，但日本人在宗教、诗词、美术等方面的偏好，使他们对中国输入的文化有保留地进行选择。在政治社会制度的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更是很快便被修改得难以辨认。

日本从未处于中国政治轨迹上。日本统治者从来不愿意接受中国对其周边邻国所指望的那种附庸地位。自7世纪起，两国开始交换国书，那时日本国书中自尊自大的口气，使隋朝朝廷认为文理欠通。（顺便说一句，一千二百年以后，美国致清朝皇帝的第一封国书也是如此，其措辞是和印第安酋长通信所用的最贴切文字。）记载日本使者到中国朝廷的文献中，充满许多著名的例子，显示他们在不友好以及有时有危险的情况下，以（有时用法术来加强的）勇气战胜态度傲慢的中国人。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日本极受爱戴，长久以来是日本汉诗诗人的楷模，可是即使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在一出15世纪以《白乐天》为题的能剧中，白乐天被构想为企图征服日本文明的象征。然而，他遇到的并不是一个温顺模仿的民族，而是一个老渔夫。老渔夫郑重地告诉白居易，诗歌在日本是普罗大众的表达方式，不像在中国只作为名流精英的消遣品。在最后一场舞蹈中，老渔夫现身为日本的诗神住吉明神，挥动衣袖，鼓起大风，将这位客人的坐舟吹回中国。

日本天皇与神道教众神及神社有着特别的联系，他在宗教上的任务，可能是保证日本不会屈从于中国其他对臣服纳贡的国家所要求的那种卑屈的仪制。除了15世纪足利将军短暂的反常表现外，日本的统治者从不以中国朝廷认为恰当的称谓致书中国。相反，16世纪丰臣秀吉再次统一日本后，妄图征服大陆以获得正统性。也许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建立自己独立于天皇之外的政权，而不必再臣服于明朝皇帝。丰臣的计划与远征行动，因明朝援助属国朝鲜而受挫，其统治亦旋告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