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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我在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演讲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演讲之际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周年，这亦早成过去。日本在1995年迎接迥然不同的周年纪念。首先，纪念日本帝国首次参与现代战争，并战胜大清帝国。1895年的《马关条约》成为日本致力跻身西方列强的第一步。对日本人而言，意义更重大的纪念是1945年的战败。经历半世纪的军国主义、战争及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后，战后日本在强调主权在民、天皇是国家“象征”的新宪法下获得长治久安。在位六十二年的昭和天皇裕仁于1989年驾崩，日本人一边回首往事，一边迈步向前。
适逢时代交错，战后日本人身处的世界亦在迅速转变。苏联的突然解体令1945年以来的国际二元权力架构随之结束。美国对日政策亦出现变化，从昔日地域安全主导变成经济主导。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亚洲的个别“奇迹”。亚洲沿海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的经济均呈现高增长的态势，而且开始影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亚洲的经济增长在本世纪末冠绝全球。中国大陆也放宽经济控制以吸收外国资金，预计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沿海省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但工厂烟囱排放的废气却将酸雨带到日本的森林。
美国亦不再一样了。它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在战后数十年间不断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惊人的预算赤字令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而日本则跃升为最大的债权国。日元对美元持续升值，令日本在海外的投资火热，特别是在亚洲，以及美国。随着国内工资成本上涨，日本企业在它们不可或缺的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及市场保障。不过，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购入土地却招来美国人反感，对此，不少日本人感到惊讶。
1991年，波斯湾战争显示邪恶独裁者无法继续在与强国对立中获利。美国先进的军事科技在这场战争中派上了大用场，备受国内媒体追捧，但日本投入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130亿美元资助却被冷待。东京政府在处理捐献上手法笨拙，被新闻界批评为“支票簿外交”。
冷战结束对日本国内政治有同等分量的冲击。自1956年成立后开始执政的自民党受到一连串丑闻打击，合法性受到威胁，求变之声随之四起。离党的成员纷纷成立小政党，与反对派日本社会党结盟，组成好几个短命且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首个联合内阁由一位广受欢迎的前熊本县知事领导。他成功改革选举制度，务求把政府和人民拉近。虽然没有人对这些变革的成果抱有信心，但是停滞不前的政治秩序终于有了改变迹象。意识形态随政治环境及世界事务而变迁。日本的社会党派人士在1994年摒弃大部分已坚持数十年的立场，与昔日对手自民党联合执政。各派政治人物皆希望政府能够回应诉求，但是与此同时，政治不稳反而让官僚制度获得强化。官僚最喜欢诸多管制，无意下放权力。虽然有人认为日本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然而它并不会迅速转变。鉴于商界、官僚及政府根深蒂固的利益纠葛与态度，改变肯定只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
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亦是如此。它凭借经济力量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这些组织并未对此做结构上的改革。联合国在化解柬埔寨政治困局及处理非洲和东南亚前所未有的难民潮问题上，皆受组织里的日本官员的指挥。面对要求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呼声，日本国会小心翼翼且不情不愿地派遣了一支小规模的维和部队。这是日本战后首次派员参与海外事务。国会的激烈辩论使它成为非武装部队，以免参与武装冲突。观察家终于明白，大部分日本人对恢复日本“大国”身份感到厌恶。不过，少数政治领袖却认为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倡议更改宪法对军事的禁制，以迎合21世纪的现实。被压制半世纪的禁忌议题再次成为可能之事。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人开始表现出全新且更强烈的亚洲意识，甚至有些人将此称作日本的“亚洲化”。这个说法很难被取代。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比对亚洲的高出三分之一，到了1993年情况却刚好相反。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如雨后春笋，与东盟（ASEAN）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亦对亚洲融合有所贡献。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伙伴。在1981年到1991年之间，全球贸易的实质增长率为48%，但是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却翻了一倍。在日本的院校，来自亚洲的留学生数目亦远远超越西方学生。
简言之，自我做这些演讲以来，日本人的世界观已彻底改变。我在1975年的演说中曾对三百万日本人的海外经验表示惊讶，然而在1994年此数字已经上升至一千三百五十万，其中五分之四是游客。二十年前我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卒于1989年）为例，现在要为这三人选择继承者言之尚早，但他们肯定会比前人更具备世界公民的特质。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暨编辑米里亚姆·布罗考女士（R. Miriam Brokaw）最初催促我把这些讲稿交予出版，我在此衷心感激她及其接任人把它们再度出版。
马里乌斯·詹森
1995年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