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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内容由三篇演讲组成。它们是在十年前美国两百周年国庆时发表的。那时我正想借国庆的良机回顾一下两百年间事物变迁的情况，适值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朋友请我以日本作为“布朗与哈利讲座”的讲题，于是就决定以两百周年国庆的精神来探讨日本的世界观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就我看来，日本在18世纪从中国的巨大影响下脱颖而出，进入19世纪后则实施一系列全面改革，力求在国力和经济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而到目前，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生产率已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为突出重点，我尽可能在以下三个时期——18世纪70年代、19世纪70年代和现代
——各选出一位中心人物，他们的功业和生涯足以作为各自时代意识的缩影。这几位当选的人物当然不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临近的变化。然而，他们都察觉到自己所参与的变革，也曾予以推动和加速；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检讨有生之年所目击的变革。我选择的18世纪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学习西方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医生。他在五十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把他那个时代日本翻译西方著作日益增长的趋势，和一千多年前日本汉学勃兴的情况加以比较。19世纪70年代我选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国家的岩仓使团的书记官。因为政府领导人想探求西方国家国力和组织上的秘密，为日本未来选择合适的制度做准备，该使团便引人注目地长期游历西方。久米也很长寿，在半世纪后口述回忆录时，他目睹了大英帝国的没落。讽刺的是，他本人却成为被日本社会视为正统的“新神道民族主义”猜忌下的牺牲者。替20世纪70年代选择象征性人物更加困难，因为日本由军国主义走向商业和平主义的不规则进程尚在进行中。我选择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后来是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他的回忆录《上海时代》和新近问世的《近卫时代》详细刊出了从未披露的史实。
在美国立国的两百年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日本当然不是唯一直面世界巨变的国家。但我以为，这三个演讲可以说明日本人不论个人还是集体，对这些重要变化的认识及做出反应的速度皆非比寻常。之所以选择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这点阐释明白。我想，有一天对中国提出同样的问题，接着使用同样的方法，才令人感兴趣。例如可以把18世纪时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觐见乾隆皇帝、郭嵩焘出使西方或者王韬留学外国作为对照。乾隆给英国的著名答复——中国并不需要任何英国产品和根本不用的“奇巧之物”——当然是带点夸张的官腔。不难想象，当德川将军同样遇上一个新来的外国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时，也会同样轻易地做出傲慢的答复。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清朝皇帝虽然未曾正式与西方“隔绝”，但无所作为。中国并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长崎的荷兰人居住区有系统地吸取西方知识，也没有人像日本个别知识分子那样着迷于西方知识及其运用。在19世纪，当日本人到西方详细考察时，中国人也去到西方。但可以想象，此中的巨大区别莫过于：明治时代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几乎半数都曾亲身周游世界，以了解日本进行制度现代化时会遇到的大小问题，而相形之下，中国人离开国内的权位，则有招惹猜疑或不务正业的风险。直到20世纪，这种区别仍然存在。诚然，日本在战争与战败的十多年间与世界大势脱节，但一旦游历和观察的机会重现时，明治时代的范例就再次出现，随之则是大量引进知识与技术，使偏处一方的日本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相反，中国却退出国际市场，放弃西方技术，寻求自给自足并实行本土主义。而当美国在1976年庆祝建国两百周年时，中国逐渐放弃了这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重要的东亚国家首次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商谈和贸易，一个真正放眼于国际的世界观也许终会形成。
上述情况只不过预示将来可能有更全面的变化。如果这几个讲演能够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和挑战提供参考资料，我的所得就极其丰硕了。我对柳立言君承担本书的中文翻译深表谢意。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主题，我盼望看到中国读者对这本小书的反应。
马里乌斯·詹森
1986年5月于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