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序

我没有打算过写所谓“导读”，这除了因我自知对沈从文的研究所及甚浅外，也因已有更配称“导读”的文字在，如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出版）及《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及湖南文艺出版社中译本），等等。对沈从文其人其作感兴趣者，还应读一读由吉首大学的沈从文研究者编的那本很有分量的纪念集《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至于沈从文本人提供的导读文字，除他的那些篇文论外，即应推本书置于卷首的《从文自传》了。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我对作者本人的“意图说明”一向不怎么认真，却决不低估传记材料的研究价值。自传的有趣之处不只在于述说了什么，还在述说方式，“记忆”对“材料”的加工方式。何况对于本书的读者，《从文自传》首先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呢！

不试行“导读”，也因了对于为本书撰写鉴赏文字的作者们的信任。令我欣喜的是，我收到的这些篇短文，较少高头讲章式的枯燥刻板，较少八股气，多能由具体作品及于深广。甚至使人由一作约略窥见沈从文及其艺术世界的一角隅。至于作者们的读解各有一些“成说”之外的新意，更是我期待之中的。我以为鉴赏类书籍无论面对的是哪一读者层，都不必希图提供“标准解释”。文学作品生命的延续正赖有人各不同、代各不同的读解及读解方式。情况从来是，因了批评理论、批评工具的更易，使得作品中素被“掩盖”、忽略的东西“呈露”出来。原作被不断诠释的可能性，是作品“生命犹在”的一种证明。与这“生命”为敌的是僵硬顽梗且自以为垄断了解释权的“研究者”。如鲁迅所说的那种“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那样的大文，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是从不缺乏的。

作为专业工作者，我并不尊重“专业眼光”的神圣性。过分的专业化，有时适足以成为专业者的限制。当着研究陷于停滞时，或正赖有非专业者的介入、参与，方能为“专业”注入生机。我因而要特别向为本书撰稿的小说家、散文家们——汪曾祺、王安忆、唐敏、何立伟、蔡测海——致谢。作家与批评家关系之微妙由来已久，且不独中国为然。应当承认，我个人是一向爱读作家们的创作谈与批评文字的，常常惊喜于那些文章中非严格规范（“批评规范”）处闪灼着的独见。此外，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而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撰稿者，也因他们的“非（现代文学）专业”的识见，为本书的鉴赏部分增添了精彩。

本书撰稿者的名单上有一些较为陌生的名字。我所约请的几位年轻的研究者（其中包括在读的研究生）各自为本书提供了漂亮的短文。专业的生机从来赖有新人迭出。我个人则更因日见衰老，时时渴望着由年轻人生气勃勃的姿态中汲取活力。

我不便向支持了我的友人们一一致谢，但我仍不能不提到凌宇的鼎力相助。如若没有他提供的宝贵意见及他慨然承担的撰写重任（他为《从文自传》等篇所写的鉴赏文字，正是称职的导读之作），我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汪晖于去国前的忙迫中仍完成了他承担的题目，也使我于欣喜中又略感不安。我似乎欠债太多，太吝于付出，愧对一向体谅支持我的友人们。但我也自知积习如此，忏悔之余，会“依然故我”地埋头于自个儿的一方园地，而未必能如我的朋友们似的慷慨的。

编此类书在我，是初试，受命时虽并不那么情愿，进入工作后却也得了一点新鲜的经验。在为本书写稿的相知、相识与不相识的作者，这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合作。我个人虽性喜独处，且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是“个体劳动”，但对某种不拘限个人才情的合作形式仍有浓厚的兴趣，如“丛书”式的合作。群体意识不必蓄意造成，但集束的成果推出，有助于将新的姿态带进学界——这或许出于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新时期”的十几年间，将一代、一批研究者作为一种力量介绍给社会，这种工作，是由一批富于远见与事业感的学术刊物、出版社承担的。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谈到“作者与编辑”“一代研究者与出版家”“学界与出版界”。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尽管商业大潮的冲击已使他们的处境与我们当年大为不同，我仍愿意相信会有乐于发现、扶植新人的出版家，以丛书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将年轻者作为“代”而推出，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做过并在继续做着的那样。

关于本书，我想说，尽管近年来鉴赏类书出版量较大，出版社组织的这套书仍受读者青睐，至少证明了“普及”工作的意义。已出的一种《鲁迅名作鉴赏词典》装帧印刷之精良，亦促使我努力效法沈从文先生的“临事庄肃”，生怕使热心的读者在购得这种定价略嫌昂贵的书时感到失望。我是希望出版物（作为商品）讲究一点“包装”的——即在装帧设计以至版式用纸等等上，注重一点“文化品味”。我有一种信念，以为当代中国倘有真正的“出版家”，多半会出在“外地”而非京城；现在又以为京城中新崛起的出版社，其气魄有可能超过某些“老店”——虽然这猜想还有待于证实。

对于缺乏有关的文学史知识的读者，本书中的某些鉴赏之作或稍嫌艰深。以为“鉴赏”类文字、书籍必浅，也像是一种偏见，使趣味高雅的学者不屑于涉笔。在我看来，一味求浅俗，亦应是鉴赏类书出得滥、被轻视的原因。本应有种种的鉴赏眼光与鉴赏方式，即如文物鉴赏家与博物馆中的普通参观者所见即大不同。我不愿自己所编的这书中的文字太“学院气”，却决不以为可以为此降低学术水准。所幸有起码鉴赏力的读者并不全然依赖于别人的导引，他们手中持有自己的那把钥匙，只将别的读解者作为不妨对话的一方而已。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请读这本书。

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