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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篇 /
提问之道

2019年,在我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之际,新华社人工智能主持人问世。“他”中文标准,英文流利,将来讲上百种语言也不在话下;“他”断句准确,没有口误;还有“分身术”,可以同时出现在数个新闻现场。“他”会不会抢走我的饭碗啊?

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主持人应该更适合有固定脚本的新闻播报。对于提问、采访、对谈、论坛等需要互动与即兴的主持形式就不一定能胜任了。这两年我正好在制作《探寻人工智能》第二季,在采访人工智能科学家、曾经主管过谷歌大脑的吴恩达时,他突然说:“我觉得你们记者的工作很有趣,要做那么多功课,研究专业领域的知识,还要了解我个人的背景,然后把有针对性的问题提炼出来,并不断追问。这中间一定有一些规律,是可以用算法来表现的。”他越说越兴奋,眼睛里闪着亮光。我却出了一身冷汗:曾经让机器“认”出猫的他,是想创造一个会采访的人工智能主持人吧!

那他得先从人类的好奇心开始算起。

“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

“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宝宝。”

“那我是怎么到你的肚子里去的呢?”

“嗯……”

面对孩子的热切追问,多少父母无言以对?

如果你仔细观察儿童,就会发现,他们对世界和对自我的认知几乎都是从提问开始的。他们刨根问底的十万个为什么正是构建智慧大脑的一砖一瓦。

研究表明:人类跟黑猩猩98.5%的基因是相同的,有1.5%的基因不同。随之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跟黑猩猩的基因只有1.5%是不同的,可是我们和黑猩猩的现状却有如此大的差异?答案之一就是:语言对于大脑进化的巨大促进作用。对人类的孩子而言,2—6岁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它与儿童智力发展的关键期重合,绝非巧合。在生物进化的漫长历史中,语言能力,正是人类智能发展超越其他动物的重要转折点。我把它称为智能进化的撑杆跳。

有了语言,人类组织起来围猎、耕作;有了语言,人类向下一代传授经验和技能;有了语言,人类坐在篝火边,讲起祖先的传说和故事,从而有了共同的身份;有了语言,人类汇聚起来,有了氏族、村庄、民族和国家;有了语言,人类既能娱乐、八卦,也能够表达出抽象的概念:道德、价值、信仰……以语言为载体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塑造了人类文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甚至就是思维本身。

人类智能的发展,是认知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我们看待世界、解释世界,看待自己、解释自己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提问的历史。

两千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一口气问了170多个问题,没有一句回答。“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从天地万象,问到存亡兴废,从吉凶善恶,问到神仙鬼怪。其思想之开阔,文辞之奇美,酣畅淋漓,令人击节。

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人因为爱提问而送了命,罪名是“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他做了什么呢?无非是用连续提问的方式启发人们反思自己的知识和观念是否可靠。“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一般有四层:“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所以呢?”“还有别的可能吗?”比如他问学生:“欺骗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答:“是恶行。”苏格拉底问:“那么如果欺骗前来进攻的敌人,算是恶行吗?”年轻人答道:“是善行。对朋友行骗才是恶行。”苏格拉底追问:“在战争中,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们说援兵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援兵,请问这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无语。苏格拉底不过是想证明,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往往经不起推敲,而真正的智慧,是“自知其无知”。但他的提问方式让不少人觉得难堪、恼怒、羞愤,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承认无知,挑战已知,正是科学兴起的原因。这种思维方式,给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极大动力和野心。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郊区有一个叫罗卡角的地方,那里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诗人卡蒙斯的诗句,被镌刻在悬崖之上的石碑:“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大海有涯吗?如果有,大海的那边是什么?海浪拍打着崖壁,发出深沉的嘶吼,告诫每一个向未知出发的人,也诱惑着每一个冒险的灵魂。1492年,那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带着对黄金和香料的渴望,以及“地球是圆的”的信念,离开欧洲大陆,率船队一路向西行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一个叫麦哲伦的葡萄牙人说:“教会说地球是平的,但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因为我在月亮上看到了地球的影子。我对影子比对教会更有信心。”他毅然离开大陆的怀抱,投身于海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当他们扬起风帆,把大陆远远抛在身后的时候,心中没有恐惧吗?海洋的尽头会不会出现断崖深渊,就如人们所预言的那样?他们会预料到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命丧他乡吗?

科学的昌明起源于一个又一个好奇和提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会出现什么改变?”“还有什么可能?”“那个没有被问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提问—假设—证明—新知,人类的认知图谱不断扩充着。真理是成功的假设。地理大发现,生物进化论,蒸汽机的鸣响,飞行器的诞生,人们潜入海底,遨游太空……还有那些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宇宙的起源,意识的产生,生命的密码……人类对世界的探究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问起来就没完没了。不是说宇宙是无限的吗?而宇宙又在膨胀着,那么它的外面又是什么呢?所知越多,问题就越多。这就像一个圆圈,直径越大,接触的未知领域就越大。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双翅膀。自然科学往往引导我们寻找唯一正确答案,但一涉及文化和艺术,答案常常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艺术家们并不急于提供答案,他们甚至鄙视轻率的结论,而更热衷于呈现人性的矛盾和人类的困境。即使盲信让人幸福,提问让人痛苦,他们也选择后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代的元好问看到大雁殉情而发出这样的感叹;“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自己心里的悲伤吗?”卡夫卡可是一个执着的人;“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无从抉择;“你到底是什么人物?有一种力量,它总是想作恶,又永远想造福。”歌德长诗里的浮士德自我叩问……人类以创作对抗孤独和死亡,又因为最终无法逃脱而拥有某种悲壮。

什么是艺术?不同时代人类的回答大相径庭。毕加索的《梦》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展现的美有什么不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布里奥盒子》,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小便池凭什么被称为“艺术”?摄影术出现后,人们问:“绘画已死吗?”人工智能软件“创作”的肖像画出现在拍卖市场,人类的艺术是否又死了一回?倒是中国艺术家徐冰说得干净利索:“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艺术干预生活的方式就是提出问题,而宗教和哲学试图回答问题。

最简单的提问,回答起来却最费周章。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需要搬出整部宗教史和哲学史。当佛陀还是悉达多王子时,他看到人间生老病死的诸多苦难,就问:“如何才能消除痛苦与烦恼,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他抛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离开了父母妻儿,用了六年的时间艰苦修行,形销骨立,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哲学家们忙活了几千年,试图回答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考问。我们的意识从何而来?有没有天赋的知识?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肉体与精神是什么关系?……他们竭尽一生,试图从不同角度解答这些问题。而他们也因此用各自的方式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提问:最要紧的问题是,你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质疑权力常常是叛逆的开始。陈胜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问:“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先生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不包括占人类一半的女性,还算不算真正的平等?”青年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设问:“我们为何不能再等待?”并且自答道:“因为忍耐的杯盏已经溢出,人们再不愿被投入绝望的深渊。”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往往来自一个个不肯向常规就范的倔强的提问。

政治家们特别擅长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观点。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说中,说出了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英国第二位女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卸任时,说出这样一组数字:在任首相期间,她在议会用140个小时,回答了4500多个问题。

明辨始于善问。人文主义作家蒙田在《随笔集》中写道:“我知道什么?”在他生活的16世纪,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直接来自上帝的真理,但蒙田却劝他们“请好好想想自己是否有可能错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说:“我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是依据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他给予的答案。”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提问的能力比回答的能力更重要。”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和客户之间的问答,不断启发对方找到真正的愿景和使命。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断追问团队的问题是:“这就是你能做到的最好了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跟学生们说:“如果在一个领域里已经提不出好的问题,就果断地放弃。”

2012年,在《自然》杂志上,牛津大学数学家,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以连续提问的方式为人工智能先驱阿兰·图灵(Alan Turing)叫魂。

“必须成为一位伟人,才能被赦免身为同性恋的罪孽吗?”

“如果是这样,那多伟大才够资格?”

“在二战中破译纳粹德国恩尼格密码足够伟大吗?”

“或者还需要发明计算机,顺便再发明人工智能,这样够不够?”

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阿兰·图灵在42岁决定剥夺自己的生命时,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在自己的著作《计算机与智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的开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会思考吗?”

机器真的会思考啦。随着算法、算力、大数据的迅猛发展,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的话题越来越热,也前所未有地挑战了我们对人类智能的认知。究竟什么是人类智能无法被机器取代的部分:记忆,计算,认知,判断,预测,想象,共情,创造……?

有一个能力常常被低估:提问。

机器通过大数据学习可以比人类更“聪明”地回答问题,选择解决方案,但它很难问出连续深入的问题。人工智能如一面镜子,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人类智能。什么是智能的核心?一种定义是:它是探究、管理与预测不确定性的能力。人类探究未知的脚步永不止息,而这种核心能力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

被称为“数学界的恺撒大帝”的丘成桐教授,27岁就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人类的智慧在于,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能在成千上万个问题中找到最重要的最相关的问题。”“人的思维轨迹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比如我一开始是想证明卡拉比猜想是错误的,但做了几年,发现不对,就转过头来重新开始,最终证明了它的正确。这样的过程,机器很难做到。”

当机器在记忆、计算、博弈、预测等诸多领域超越人类,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把决策权,从叫一碗牛肉面到看什么新闻,都交给机器的时候,提问,这个古老的技能,还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今天或许可以改为:我问故我在。问,就是人类探究精神的体现,是人类智能的核心。

机器能拥有价值观吗?当人类想把自己的道德输入机器时,才真正意识到,人类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动物。我们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吗?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一个伦理领域的思想实验:一辆电车高速行驶无法停下,而它前方的两条轨道上各有一个人和三个人,请问你会怎样搬动道岔?在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伤害的时候,你依据什么做出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把这一难题放到网上,场景变成了无人驾驶汽车。如果前方一边是儿童,一边是老人,行车软件该怎么选择?一边是女人,一边是男人呢?一边是流浪汉,一边是科学家?一边是罪犯,一边是守法的公民?……数百万网友参与调查,人们的回答千差万别。也有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如果路边的行人多于车内乘客,无人驾驶汽车应该优先保护谁?”大多数人都回答:“行人。”但是,“你会买这样的车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不会。”

如果人类尚且无法就价值观达成一致,我们又如何将它赋予机器呢?也许这个问题应该改为:“如何让无人驾驶汽车尽一切可能避免‘电车难题’?”

提问是一种人生态度。总体上来说,成人比孩子的问题少。那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如何逐渐失去了提问的能力的?

“哪来的那么多问题啊!别胡思乱想!”父母说。

“把我说的标准答案记下来!”老师说。

“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上司说。

“问这个有什么用?会改变什么吗?反正不会让你多挣钱。”朋友说。

当一个个提问被制止、扼杀、贬低,久而久之,人们懒得去问,甚至懒得去想了,好奇心被压制,独立思考和批评性思维的能力也进入休眠。好消息是,今天我们的观念和教育模式正在被重塑。从偏重教知识,教答案,到教方法,教提问,鼓励终生学习。还包括突破边界,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思维,把审美带入科学……打开观念的束缚,我们的孩子正变得更善于提问。通过提问,我们探索新知,启发想象,增进自知,达成共识,去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

提问是一门手艺。它既是天赋的能力,也是习得的本领。记得我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到北京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的市场部接受面试。面试官在询问了我的学业表现和兴趣爱好等一系列问题后,问:“杨小姐,我需要问你的问题都结束了,现在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我愣住了:怎么,被面试的还需要提问吗?慌张中急不择言:“请问,你们市场部是卖什么的?”我还以为市场部是酒店大堂里的小卖部呢!所幸的是,我的传媒生涯让我的提问能力得以复活和强化。在三十年的媒体工作经历,二十二年制作《杨澜访谈录》的过程中,提问不仅成为我的职业,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上千次的深度采访,数万次的提问,让我不断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问。美国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写道:“只有天才而没有手艺,就像只有燃料而没有引擎一样,只能像野火一样暴烈燃烧,但结果却是徒劳无功。”写作的秘密在于不断地写作,提问的秘密在于不断地提问。我强烈地意识到:提问是认知与沟通的语言方法论。而且提问是一种底层能力,每个人都用得上。

提问有它的质感。这不仅是某一个问题的语言表达的品质,也包含着提问背后的视野和格局,包含着事实的准确和思考的深度。我一直认为,在采访和沟通中固然需要临场应变与发挥,但事先扎实的“功课”才是真正靠谱的朋友。简单做过一个统计,每次专访前,我都要阅读十万到二十万字的书籍和资料,以期对受访者和他所在的专业领域有基本的了解。有时,看一本书并不保证能够产生一个好问题,但起码让我避免了十个愚蠢的问题。这也让我自觉不自觉地始终在学习,积累下来的阅读量有上千本书。当然,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就像食粮,喂养的是想象和创新。

提问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罗伯特·麦基在总结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创作规律时,提出:“故事有它的普遍形式,但没有什么公式。任何兜售商业成功范本和故事速成模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提问也有自己的普遍形式。有时有闭合的大情节,有时是开放的、拼贴式的小情节。采访者要考虑提问的结构:首先,要找到主线,贯穿整个采访的脉络是什么?提问与提问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和联系?其次,提问是有其背景和参照的。如何为观众带来故事背后的“意义”或“意味”,就需要把一个人和一件事放到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揭示其代表性和相关性。最后,提问的顺序怎样最有效?无论是线性提问,还是闪回跳跃的非线性提问,都有人物,有场景,有冲突,有悬念,有发展,有危机,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局。采访者要吸引观众,诱导他们跟随自己去探秘,又要让他们有意外的发现和惊喜。

提问有事实型的问题(Who,What,When,Where,Why)探究前因后果;也有假设型的问题(What if)打开想象,这也被称为“反事实思维能力”,是人类思考世界存在的其他可能性的能力。如有记者问任正非:“如果特朗普(Donald Trump)给你打电话你会跟他说什么?”再如:“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一年,你将如何度过?”我在采访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时问他:“如果你和邓小平换个位置,你们的命运会有什么改变?”他哈哈大笑说:“我相信他依然会成为伟大的领导人,而我,可能还没有走到他的一半,就被打倒了。”通过虚构的极致化的场景,逼近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我们被带进一个个并不熟悉的世界,而在那里的深处又发现自己的人性。

提问是一种“流”。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犹如音乐,有起承转合,迂回曲折,也有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提问的节奏感非常重要,如果“包袱皮”太厚,观众不明白你到底要问什么,疏离感就产生了。过急过快,没有给受访者充分的时间回答,就会让人有匆忙赶路、疲于奔命的感觉。一个问题表面的意思是什么,潜台词又是什么?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是刨根问底,还是戛然而止,是酣畅淋漓,还是意犹未尽,都是火候和分寸的把握。提问有其品味的高低。这些分寸的拿捏,与提问者的审美能力息息相关。我喜欢的一种提问路径,是在故事高潮处,突然变换一个思路,反向提问,其意象就像李白写的“碧水东流至此回”。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人生最大的悲剧有两种: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我试图在完成一个人的主线故事后,揭示命运的反讽。那就是,当历经磨难,梦想成真的时候,他是否就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呢?这样的戏剧感会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空间。

提问还是一种游戏,有种种制约条件。通常受访者不会给予超过一天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十分钟。他们还可能给出一系列前提条件,比如私人感情不能问,一些经历不愿被提起。采访当天的天气、交通、身体状况、情绪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有限制反而激发好胜心,随之而来的紧迫感和压力,让人的精神处于高度集中和兴奋的状态,有时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了解到每一次采访都有其局限性,时间,背景,话题,情绪……提问都必须取舍。背景越宽泛,提问者的知识越稀薄,提问就充满陈词滥调。越聚焦,越有深入的体验,就会产生新颖的提问,带给观众意外发现的新鲜感和愉悦感。提问的魅力还在于无论你做了多少精心的准备,总有你无法控制和预测的情况发生,而其中之美,让你充满生机,保持活力。

吴恩达先生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能对他写出关于提问的算法有所帮助,我不知道。如果他果真创造出一个善于提问的人工智能主持人,我很愿意跟它比赛一下。可是,输赢的标准是什么呢?

从业45年的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写过一本书《拉里·金沟通现场》。我喜欢它的原文标题: How to Talk to Anyone, Anytime, Anywhere: The Secrets of Good Communication 。很霸气,是不是?

我没有那么大的企图。我的读者大概也不需要以提问为职业。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提问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学习提升这种底层能力,改善自己的认知与沟通的品质,甚至改变人生的轨迹。如果一定要为提问之道加一个副标题,我愿意这样表述:“认知与沟通的方法论——如何更好地提问。”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提问吧。 qKPwdRJ1qSSwT9ZsUz9kbLNROvVabf6zpL8bRPBJnglXDhVUPSMNkB/LwMSurn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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