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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享两个关于“提问”的故事，一个是中国人的，一个是美国人的。
亲历者：本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年级学生
教授从兜里掏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高高举起，涨红了脸，大声说：“谁能提出一个问题，任何问题，我就奖给他一美元。”
他是美国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讲完了，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谁也不吱声。他请求大家提问，因为不然的话他无法了解我们听懂了多少。但还是没人举手。教授有点儿不耐烦了。不，应该说，他愤怒了。
“没有哪一种知识是提不出问题的。难道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无懈可击吗？是你们压根儿没听课还是愚不可及？”他的另一只拳头敲打着桌面。
终于，有几个学生举手了。我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我们真的有什么问题要问，不如说是因为我们也有点儿生气，因为那一美元有点侮辱人。
亲历者：弗兰克·赛斯诺（Frank Sesno） 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主任
几年前，我在中国的一所大学任教，我提出了一些我自认为很好的、挑战苏格拉底的质疑，即美中两国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承担的任务，以及学生们对这样的竞争的感受。
我让学生们分享他们的看法，定义自己的术语，支撑他们的观点。一位中国学生向屋子里的一位美国学生弯过身去：“他在干什么，让我们打架吗？”对这些学生而言，这是不熟悉、不舒适的领域，我的问题带来了重重一击。
为什么“提问”会带给双方“不舒适的碰撞”？“我们”的生气与“教授们”的生气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文化隔膜与冲突？日本明治大学斋藤孝教授是研究身体论和交流论的知名学者，在《如何有效提问》一书中，他结合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关于提问的感悟和见解：和欧美人相比，尊崇儒教的国家对“提问能力”的认知非常薄弱。斋藤孝从文化和宗教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在儒教文化圈，能够提出精辟问题的人，通常兼具谦虚的美德。就算不发问，自己推测之后也可理解，或是因为关乎私人问题或专业领域，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保持低调，我想这是儒教国家独特的特征。也正如弗兰克·赛斯诺在《提问的力量》（
Ask More: The Power of Questions to Open Doors, Uncover Solutions, and Spark Change
）中的小结：当然，这也有文化敏感性。一些人对年龄和权威保持恭顺的态度，其他人将公众质疑视为不合适、不尊重。
作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的高语境和低语境概念成为解答以上困惑的经典理论。高语境传播指的是绝大部分的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在诸如日本、中国、朝鲜等高语境文化中，意义可以通过手势、空间、沉默、地位、教育、家庭背景、头衔、年龄，甚至个人的亲朋好友进行传达，因此人们在交流时，常常比较隐晦、间接、含蓄，信奉“沉默是金”的原则，鄙视夸夸其谈，认为“空罐子叫得最响”。而在德国、瑞士和美国等低语境文化中，人们交流时都需要详细的背景信息。正因如此，所以“美国人更多地依赖口语而不是非语言行为进行交流。他们认为‘说出来’和‘说出心里话’非常重要。他们欣赏那些词汇丰富、能够清楚而有技巧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在口头与书面语言中做到“Articulate”，是教育中的重要指标。无疑，东方与西方在高低语境之间的差异会造成沟通与理解上的落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在接受我采访时曾回忆起：“1969年10月，毛泽东主席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游行，以此向美国政府传递改善关系的信号。但我们当时觉得这只是中国在搞宣传，所以根本就没有注意。中国人常常高估我们的敏感程度。”
霍尔的观点，帮助我以超越的视角反思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词“提问”，也使得我将访谈实践中的提问放置于更广阔的语言交际背景之中。对面的受访者来自不同的文化族群，经常以中文英文双语进行访谈的我，如何能够以自己的问题穿越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丛林？那就是对于语言和非语言的双重关注和解读。也正如霍尔的强调和提示：语词交谈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用语词、只用行为的交流就不重要。诚然，语言以特别细腻的方式塑造思维，但毫无疑问，人类最终不得不认真研究语言之外的其他文化系统；它们对我们感知世界、感知自我的方式以及组织生活的方式都产生广泛的影响。我们要习惯面对这样的事实：语词层面的讯息传达的是一种意思，另一个层面传达的意思有时却截然不同。
是的，我们对别人的判断，70%以上在见面的两三秒之内就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形象和举止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未开口之前“说”的话）。语言只占很小一部分，有时语言是最无足轻重的，甚至还具有欺骗性。
2005年，我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的专访，是从感知他的非语言——眼神开始的，更从他与每个人面对面的眼神交流中，领略到了他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
《杨澜访谈录》已经采访了不少国际政要，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克林顿这样，一进房间就和每一个人握手的，我是指每一个人。从摄像师到小助理，一一握手，并询问对方的名字，而且握手的时候还看着对方的眼睛，搞得好几位小伙伴都不好意思了。明知道他也不可能记住这么多人的名字，但大家都感到被尊重。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告诉我的真实故事：有一次，克林顿在北京的一家餐厅用餐，为了保证他的安全，餐厅当晚就不对外营业了。就在这一天晚上，克林顿和餐厅的每一个人，从餐厅经理到服务员，都进行了一对一的交谈，甚至包括那些完全不懂英文的人——天知道他们都交谈了些什么。不过克林顿的个人交往能力一直是有口皆碑的，包括小布什总统（George Walker Bush）也承认这一点。
于是，我对克林顿的采访就从他的语言与非语言技巧开始。
杨澜： 布什总统曾经这样形容你的个人风格说，克林顿总统可以同时正视人们的眼睛，与他们握手，抱抱他们的宝宝，拍拍他们的狗。你如何形容他的风格呢？
克林顿： 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可能因为我们都来自美国南方，出生于同一时代，受同一种文化的熏陶。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政治家。
传播学教授查尔斯·J. 斯图尔特和威廉·B. 凯什在著作《访谈的艺术》（
Interview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中，研究发布了“世界各地非语言符号传递信息的差异性”：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人所受的教育主张在与人谈话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而非洲人所受教育则告诉他们听别人讲话时要避免眼神接触。一个诚实的美国人张大了眼睛表明他的惊讶，而中国人这样做则表明他生气了，法国人以此表达的是不信任，而西班牙人以此表达的则是缺乏理解。
日本人在对方说话时点头，或者说“是的”，往往是表达尊敬，表示自己听见并听懂了，并不一定是赞同对方的说法。
眼神交流在人际交流中的符号性意义，经过媒体的报道和传播常常被第三方解读，即使解读者来自不同体系的语境文化。迈克·华莱士采访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报道中，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甚至比两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更引人注目：
迈克在1979年采访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时，霍梅尼就是不看他。“他不看着我这一事实有太多意味，”迈克回忆道，“他已经同意和这个人，这个访问者坐下来做访谈。他为什么愿意和我坐下来对谈？他的人民显然感到这对他而言，或对他们而言是个好主意。”但霍梅尼的民众却不能强迫他们的头儿和迈克做眼神交流。而这种联系的缺乏，这种眼神交流的缺乏，也成了整个报道的一部分。霍梅尼在美国人心中那种冷酷统治者的形象在迈克的这次访谈中进一步加深了。
经由读“眼”而读心，芭芭拉·沃尔特斯也认同此道：“做采访的时候，我会直视着采访对象的眼睛，通过对方的表情，哪怕是最细微的，比如眼光的一瞥或是一丝的畏缩，我就知道自己击中了要害。”
虽然我无法确定“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出自西方还是东方，但我非常认同上述芭芭拉·沃尔特斯的观点。因为我相信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观察他的眼睛。当然，眼神的交流在不同的场合需要掌握不同的分寸。在访谈现场，我会始终与受访者保持眼神接触，但不是全程盯着对方，而是将目光落向对方，用这样的方式传达对对方观点的重视，并运用眼神给予对方积极的回应，从而引领谈话实现双方之间的心领神会。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55%是靠肢体语言完成的。肢体语言表露我们的内心，也影响着我们之间的关系。
肢体动作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对受访者的肢体动作保持敏感，是发现有价值的提问线索的有效方法。
2004年，法国在上海举行文化年，时任第一夫人的贝尔纳黛特·希拉克（Bernadette Chirac）自然成为推广法国时装的形象大使。由于行程非常紧凑，我对她的访谈是在随行人员的催促中进行的。不过，我发现，随行人员越是催促，她越是要停下来看一看，跟每个人握个手、寒暄几句，然后再款款离去。她似乎用这种方式幽上一默，同时也捍卫自己一点点自由的空间。
她的这个肢体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访谈中我决定减少关于“时装”的话题，而将提问的重点放在了希拉克夫人的“态度”上。
杨澜： 身为一个时装王国的第一夫人，我想民众对您的服装以及着装方式肯定非常挑剔。这是一种压力吗？您如何应对呢？
希拉克夫人： 我尽可能让人们感到满意，但是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在繁忙的日程中你很难找到时间来更换服装。我清晨起来就要把外套和正装穿好，让它同我的裙子相配。之后，要到晚上我才有机会来换衣服。所以，有时候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我尽力做到最好。
受访者的紧张和局促，往往也会第一时间通过肢体语言暴露出来。表情和身体比较僵硬的，我就讲讲笑话，分散一下注意力；身体后仰几乎陷到沙发里去的，就提醒对方坐直一些，这样在镜头里更好看，同事会适时递上个靠垫。
别以为所谓“大人物”就会对采访应对自如。
我采访查尔斯王子（HRH Prince Charles）时，不知是生性腼腆还是有点紧张，他一边回答，一边不自觉地搓手。
我看了看他的手，皮肤通红，骨节粗大，联想到他喜欢骑马，种植有机农作物，就问：“我听说如果您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您更愿意成为一位农夫，是吗？”他放松下来，点点头说：“也许吧，假如我有选择。我真的喜欢农场的一切——土地、泥土、树木、鸡、猪、羊……它们总是让我着迷。我甚至跟植物说话，据说这样它们会长得更好，呵呵。我尽可能地接触土地，也鼓励人们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尽可能保持与土地的接触。今天的孩子们只知道食物是从超市里一包一包买回来的，我希望他们——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儿子——参与农活，建立与土地的感情。”
这就是一个动作引起的一番谈话。
作为提问者，我们在观察受访者的肢体语言，对方也同时在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相比其他身体语言，手势语言是采访者比较显著的肢体语言，通过手势发出的动作不仅关乎提问者，更多意味着朝向对方的指示动作。
作为一名有丰富沟通经验的演说家和咨询顾问，特里·费德姆（Terry J. Fadem）在《提问的艺术》（ The Art of Asking: Ask Better Questions, Get Better Answers ）中阐述了手势的功能：手势在沟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双手张开，手掌向上，手掌向下，拳头撞击，十指交叉，双手合十——要知道，用手发出的信号同所有问题都可以产生关联。
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可以指导你使用手势来辅助口头语言的提问：
1. 查看一下你的手和胳膊，它们是否能与你的话语相配合。如果问开放式问题，就要张开手臂和手掌。
2. 如果你不太确信某个手势是否能做出准确表达，或不知道哪个手势才能准确表达，那么把手放好。
3. 在和一群人说话时，不要用手去指其中某个人，或者向他打手势，即使他是这群人当中唯一能够回答问题的那个人。如果你想听一个指定的人作答，那么叫他的名字，这个人就会听你讲话。
一件平常的T恤，一句非凡的提问。
2016年，《杨澜访谈录》开启了全球范围的探寻人工智能之旅。当我来到人工智能研究重镇斯坦福大学，见到时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的时候，我立刻被她所穿的灰色T恤所吸引，并非这件T恤有很独特的设计感，而是印在上面的两行英文，翻译过来就是：AI改变世界，谁来改变AI？她说：“我很想让笛卡尔转世，问问他是否会重写‘我思故我在’这句话。”
一句饱含人文内涵的提问，一件平常的T恤，让我读出了李飞飞作为科学家的哲学思考。她在人工智能领域“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凝结为“AI改变世界，谁来改变AI”，这句话也启发了我，一位文科生采访和探究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问题，即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智能的是什么。李开复先生曾用“社交性”和“创造性”作为坐标衡量人工智能时代不容易被机器替代的工作。而同理心是其中的关键词，人与人交往的情感连接，浓缩起来就是一个字：“爱”。所以我在节目中提出“科技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爱决定了我们奔跑的方向”。
相比眼神、语气、体态、动作，服饰语言以一种更为显性的方式存在着。作为非语言，服饰语言从来不可小觑，关注受访嘉宾的服饰细节很少会让提问者无功而返。
罗启妍： 我觉得相称不一定要（对）称，这个不平衡也可以达到平衡的感觉。
杨澜： 其实这是一种现代的感觉。
罗启妍： 对，不一定要相称的，所以用颜色来平衡也可以，用重量来平衡也可以。我为什么要自己增加自己的麻烦呢？所以我不（对）称，上面不（对）称、下面不（对）称，什么都不用（对）称了。
杨澜： 那这个结果是要多花钱呢，还是少花钱呢？
罗启妍： 我真的不知道。
杨澜： 比如说你这样一双鞋一定要买两双吧，对不对？
罗启妍： 我就是买鞋，也不是随便看到好看就买，我一定问他：你有没有至少三个颜色？
采访珠宝设计师罗启妍，我没有从她的珠宝作品谈起，而是被她左右脚颜色各异的穿鞋方式吸引，提问就从鞋子开始。对她外在信息的解读，恰恰引出也印证了罗启妍设计珠宝所遵循的理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与艺术家的浪漫与奔放不同，政治家们的高冷体现在发言分寸和表情控制方面的滴水不漏，但由服饰、发型、妆容等组成的非语言信息同时在“泄露”着他们的秘密。
2001年，我在美国华盛顿采访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前，就了解到她对胸针的喜好。一枚得体的胸针，往往非常醒目，不仅点缀色彩，让沉稳的套装多点灵动，也能体现主人的心情和品味。在奥尔布莱特身上佩戴的胸针还带有国家意识，她在出席国际谈判时常常佩戴美国国会白头鹰的胸针，相当强势；她与金正日会谈时戴着星条旗的胸针；在与伊拉克前外长阿齐兹（Shaukat Aziz）见面时戴着蛇形胸针（因为伊拉克媒体曾形容她像蛇一样狡猾）；参加中东和谈时又换上和平鸽的胸针。
杨澜： 作为国务卿，您很在意穿着，旁人也同样很关注您的服饰，特别是您的胸针。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些伊拉克人称您是蛇一样的女人，您就干脆戴上个蛇形的胸针。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奥尔布莱特： 那时我刚到联合国，我的一位前任金·帕特里克告诉我，“人们会很注意您的穿着打扮”，所以我就有理由买新衣服。那个蛇形胸针我很早就有了，它也是我的收藏品之一。从那以后我觉得用胸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常有趣，别的书好像还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我在我的书中则有描写，有机会的话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杨澜： 看来您已经在为新书做促销了，那么您今天的胸针又可以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奥尔布莱特： 眼下正是春天，这是个珊瑚胸针，我觉得那是种“中国红”。
如同奥尔布莱特“胸针”的特殊意味，在彰显个性化风格时，女性领导者也更爱用非语言的方式去表达。
2019年9月26日，当英国最高法院院长何熙怡（Brenda Hale）用平稳的语调，宣布英国首相“建议女王陛下‘暂停议会’的决定”为“非法”时，比这条新闻更为震撼的是她佩戴的那只硕大的“蜘蛛胸针”。因为它“太过耀眼”，几乎是瞬间点燃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热议。《纽约时报》特别指出，这枚胸针是一只肉食的“驼蜘”，并用“Big Spider Love：The Brooch That Ate Brexit（吞了脱欧的胸针）”来做标题，“一语双关”。与此同时，同款“蜘蛛胸针”被很快印到了某服装品牌的网售T恤上，一小时就卖出了1500件。
作为女性，何熙怡喜欢佩戴胸针，只不过她的胸针远比奥尔布莱特来得更为夸张，也更偏重“爬行动物”的特殊造型，从“青蛙胸针”“甲壳虫胸针”，再到“蜘蛛胸针”，这些具有强烈形式感的胸针以“非语言”的方式，与她作为大法官严谨有加的语言表达，共同组成了她本人个性化的观点和立场表达。
有人愿意以服饰类非语言发出“特殊意味”，也乐见媒体的“配合式解读”。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媒体对女性领导人服饰形象的过度关注。比如英国女王曾在2017年在英国议会演讲时戴了一顶天蓝色的帽子，纯属偶然，却被解读为“这是欧盟旗帜的颜色，女王希望英国留在欧盟”，而对女王当天的演讲内容未做深入报道。这种过于关注并解读女性领导人服饰的习惯也常常让当事人不悦。如爱尔兰前女总统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在任职期间准备出访时，记者就会问新闻发言人：“总统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而男性国家领导人从来不需要回答这种问题！于是，爱尔兰的新闻发言人不卑不亢地回应：“如果你先告诉我你们总统穿什么服装，我再告诉你吧。”
从T恤、鞋子、丝巾到胸针，受访者并未明确言说的信息通过服饰语言一一传达给我以及屏幕前的观众。而我作为采访者，同样也在以这种独特的非语言，与嘉宾、与观众进行着微妙的互动。
电视采访对访谈者服装有一定要求，比如纯白色会显得肤色黑，纯黑色不反光的面料会看上去沉闷，细条纹或碎格子的衣服会在屏幕上“闪”，直到数码高清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服装式样、颜色与环境的关系，与受访者的色彩关系（想想如果对方穿绿色而你穿黄色）。当然还要考虑季节温度与服装的材质（达沃斯论坛的采访常常在白雪皑皑的室外做，那时的天气非常寒冷）。
服装与采访内容也有直接关系。采访政要，相对严肃，记者的服装应尽量选单色的套装，配饰更要简洁。如果对方是男性政要，几乎可以肯定对方会穿深色西装，那么我就可以穿带颜色的套装，让画面不至于太呆板。如果是女性政要，那就要提前询问她的助理有关服装颜色的事。如果得不到信息，可以查查她以往的照片，琢磨一下她的着衣风格。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就是选米色或灰色的服装，怎么都不会太突兀。同时避免穿太高的高跟鞋——访谈是谈话，又不是比海拔。
采访艺术家、设计师的时候，穿衣最难。过于拘谨严肃的套装明显不适合采访对象自由灵动的气质，从头到脚是完整一套也会显得过于刻意、沉闷。这时混搭是较好的方式，随意但要有想法。棉质衬衫、T恤加素色外套，搭瘦腿裤或牛仔裤，都是比较安全的穿法。
何谓安全的穿法？敬一丹给予了这样的定位：在屏幕上，主持人的服饰是一种语言。也许我还没开口，我的发式、化妆、服装就让人读出了某种意味。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在服饰上大方、朴素，给人稳定感，这是最基本的。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让服装成为妨碍人们接受信息的因素。
芭芭拉·沃尔特斯的着装原则是：在节目里我从不穿性感撩人的衣服。新闻部里谁都不会那样穿，都只穿套装，或是高领长袖的裙子。肌肤很少裸露出来，除非是穿短裙子。当时这是条心照不宣的规矩——职业女性要想受人重视，唯有抹杀性别特征。如今状况已有所改善，但是对新闻节目的女主持人来说，并没多大变化。我们基本上还是穿套装。只是在近几年，我才开始在正式采访中穿长裤，而不是套裙。
无论是裙装出镜，还是长裤出镜，“处理好细节”是拉里·金对于仪表的要求：上电视的时候，你的仪表也非常重要，因为你不仅仅是在代表别人讲话，更是在代表你自己。你要穿一身好看的套装或者正装，打扮齐整，包括一些细节，比如指甲缝里面干不干净都要注意到。我倒不是在这里讲个人卫生课，只不过电视摄影机真的是不会撒谎，它会老老实实地把你的真实形象拍出来。如果你的衬衫第三颗纽扣没扣好或者休闲衫没有扣，观众都会看到。如果你在录制节目的那天下午替自己的汽车换油而在指甲缝里留下了黑泥，观众也会看到。而反过来，如果你的头发整整齐齐，全身上下也都很整洁，那么你本人以及你所代表的组织都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尤其是在电视上。
在一个男性愈加讲求颜值的时代，女性访谈者需要处理的关乎服饰的非语言信息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从妆容的浓淡到香氛的使用，应对不同的社交场合，已然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给予建议和方案。作为职业的访谈者，我秉承的倒是简单而有效的“睡觉原则”：只要让女人睡一个好觉，她就无所不能！虽然相似的忠告芭芭拉·沃尔特斯也说过。
在这里，我推荐她的版本，因为更加详尽，而且更具有可执行度：
1. 好好睡一觉，是我们化妆的最好“底子”，然后再搽软面霜或面乳，因为它们看上去如此自然，再画眼线。
2. 年轻女孩不要使用苍白的口红。我们年纪大的，需要更浓的颜色。在电视上，我使用红棕色眼影，走下电视我使用淡一些的眼影。我的眼睛总是如此装扮。
3. 我一般在到达《今天秀》工作场地两小时之后，才会喷洒香水。
4. 我提议要沐浴、洗澡，这样会除掉异味，呼吸起来畅快，可以进行长时间的美妙对话。这一切会让你看起来韵味十足、友善可爱，甚至在你开口之前，人们就会被吸引到你身边。当你对一位领袖人物说：“您相信永远吗？”——你会赢得一切。
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说：“我们以我们的发声器官发声，却以我们的整个身体交谈。”案头阶段对语言到非语言的探讨和研究，会帮助提问者与受访者得以超越文化、宗教和信仰的藩篱，实现广泛、深刻而精确的对话与交流。
其实，选择合适的服饰，梳妆整齐，精神饱满，不仅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是一个进入工作状态的“必要仪式”，这个过程让采访者身与心都逐渐进入最佳状态，而后就将这一切抛诸脑后，专心致志于交谈本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