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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明天会下雨吗？
答：不会。
问：那么天气会不错吧？
答：这要看你所说的“不错”是什么意思。
问：是晴天吗？
答：不是。
问：那是什么？
答：下雪。
问：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下雪呢？
答：你根本就没问。
在美国院校新闻院系常用的采访教材《创造性的采访》（
Creative Interviewing: The Writer’s Guide to Gathering Information by Asking Questions
）中，肯·梅茨勒（Ken Metzler）教授展示了如上记者对天气预报员的提问案例。通过这段“拙劣至极的对话”，教授如此点评了记者的提问：记者只问会不会下雨，这一提问排除掉了所有其他可能的天气情况。如果记者把提问变成：“你预测明天的天气会怎样？”回答就会变成：“下雪。”当然，天气预报员在玩文字游戏，但其中的教训却显而易见：提出的问题要传达你的真实想法（避免词不达意的情况发生）。
暂且不讨论这位记者提问的方式，在我看来，提问要达到真实传达自己想法的目标，首要的工作是认真做好功课。任何谈话都是双向的语言认知加工过程，包括解读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提问者的一句提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需要感知和理解词语，按照遣词造句规则生成句子，推论对方说话的含义并做出回应。当然，谈话者本人不会注意到这些认知加工过程，他们觉得自己仅仅在说话而已。
提问者在话语的准备、组织过程中，不仅考虑到访谈的进程和目标，还始终意识到观众的存在，意识到观众是访谈话语的最终接受者。因此，主持人主持的话语不仅要让观众听懂，还要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一目标不仅决定整个访谈的进程，同时自始至终制约着他们对语言手段、话语策略的选择。
访谈中的话语互动是复杂微妙的，互动起点要从研究受访者的案头阶段，即静态采访阶段开始。
提问 中国第一位WTO专业博士 刘光溪
杨澜： 你在博士论文《互补性竞争论》中提出，过去人们认为，区域竞争一定是此消彼长，你赢我输。而你认为，其实在互补的过程中，可以共荣共促进。虽然WTO（谈判）貌似是一个经济上的谈判，实际上它是深入到一个国家政治，特别是文化价值观上的一种冲突。那么你认为在文化价值观上，西方的所谓主流社会，与中国几千年的底蕴能否达到互补性竞争的状态？
刘光溪：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深刻。国际经济界里存在着什么？不是竞争，就是互补；不是取代，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此消彼长。我后来发现这种理念好像跟中国人过去的一种理念很相似，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胜者王侯败者寇。
提问 美国外交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杨澜： 回顾历史，当时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先生曾经来中国试图与邓小平就某些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可是无功而返。在他之后，您去了北京，当时您对于完成这项使命有多大信心？
布热津斯基： 问得好，针对这项任务，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大信心，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大的战略问题上，尤其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苏联的扩张问题上，我和邓小平主席所持的观点，相比万斯先生的观点而言更接近些，我觉得这可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战略性对话的平台。
当我开始发问时，唯恐自己问出愚蠢的问题，于是将每个问题都放置于某种知识背景之中，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近对面受访者的认知水平。这种做法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它的作用和功能，那就是换来了对方更有诚意的回应和深入的谈话。我也会常常回归简单的直觉式提问，但提出简单问题依然无法脱离案头功课的支持，所以我是标准的“功课主义者”，信任但不敢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与经验。无论什么时候，要想让谈话深入下去，都要从了解谈话环境和谈话对象开始。
提问，既是记者的本分，也是我试图在个体经验之外，尝试理解和连接更多人、更大世界的努力。2001年《杨澜访谈录》开播，这个栏目是中国电视史上最早，也是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高端访谈节目。我前后采访了国内外近千人，他们中间有领导者、思想者、创新者，也有新闻话题的当事人。《杨澜访谈录》以“记录时代的精神印迹”为使命，既讲故事，也谈话题，以每次采访平均“功课量”为10万—20万字计，总的阅读文字量已有1.6亿字，相当于一千多本书。策划会、准备、采访、编辑等时间加在一起，上万个小时应该也是有的，积累了12万分钟的节目素材。不是有种说法吗，什么事做了上万个小时，基本上也就熟练甚至精通了。今天，只要给我足够时间准备，采访任何人都是可能的。
但是，对于一位认真的采访者而言，在大量的案头阅读面前，感受到的往往是时间的仓促与自身的无力。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谈到采访工作时曾说道：“每当我经历一次重大事件，或进行一次重要采访时，往往深感苦恼，就像隐藏在历史丛林中的小虫子那样，害怕缺乏足够的眼睛、足够的耳朵、足够的脑子，去看、去听、去理解这些人物。当我说在每次采访中我都会耗费许多心血，这一点也不夸张。”
在20世纪80年代初访问邓小平之前，她曾彻夜备战，看的材料“摞起来有两英尺高”，包括邓小平的传记、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邓小平的生平履历材料，以及传奇故事等，紧张得像“学生的大考”一样。
关注受访者信息，不仅研究他们的故事、经历、性格等一般性信息，更大的难题在于理解与他们专业相关的特殊性信息。
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敬业体现在以学术钻研的严谨精神做好案头工作。他曾成功地进行过数次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报道，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30多小时。为了不说外行话，把艰深的宇航知识平实地介绍给普通电视观众，他大量研修了这方面的专业书籍。“不瞒你说，报道宇航计划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我们要学的太多了，宇宙飞船的机械原理，移动物体在失重状态及宇宙无大气层状态下的物理特性。为了解释宇宙飞船的运作，需要搞懂许多原理，其中一条奇特的原理就是相对于地球，如果加速，飞船飞行速度反而减慢；反之如果减速，其速度则加快。若加速，飞船就升得更高，离地球更远，于是环绕地球轨道历时则更长——实际上减慢了速度。但若减速，飞船则落回离地球更近处，于是就能更快地绕地球运行。”
对于宇宙航空知识的研究和学习，使得克朗凯特成为本领域的资深记者，其深入浅出的报道使专家们对其准确性惊叹不已。
对于芭芭拉·沃尔特斯的勤奋，制片人斯塔瑞德·勋伯格（Stuart Schulberg）回忆说：“她回家后比节目中任何人都更认真地钻研人物。”她家里的床边堆着山一般的书籍就是明证。
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面前，如何完成有限时间内的高效阅读，芭芭拉的经验也值得分享：
你尚未拜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对他绝不要虚张声势地说，你已经拜读过他的作品；也不必借口没有时间，向他表示歉意，因为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更不需要告诉他，你正在向图书馆借书。唯一的办法是，谈话前先将书找来读一遍。假如你在一个星期内，必须与五位作家谈话，只要他们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之类，你不妨阅读他的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有时间的话，再读中间数章。如果时间上不允许，或临时找不到这本书，可以设法找一篇书评代替。虽说这些办法都不能使你对全书融会贯通，但总比毫无准备要好些。
无论泛读、精读，抑或泛读+精读，基于千头万绪的烦琐资料，生成条分缕析的问题，提问者在这个无比烧脑的过程中，与受访者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比较熟悉，从比较熟悉到比熟人更熟悉。用一个资深记者的话说，熟悉得“像一个没见过面的老朋友”。你事先做过调查研究这一事实会给受访者留下印象，显示你不能被轻易愚弄，并且能激发人们积极而有深度的回应。当别人花时间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兴趣、研究领域、成就或观点时，我们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和我们是谁感到自豪。要知道相关的专业术语和技术名词，并能正确发音和使用。要知道受访者的名字（以及怎样拼写）、头衔和所在组织。你应该清楚一个人是教授还是讲师，是编辑还是记者，是飞行员还是航海员，是博士还是硕士，是兽医博士、牙科博士、骨科博士或医学教育博士中哪个学位的医生。
即使我们做了大量功课，对比专业人士，依然只是临阵磨枪，懂些皮毛而已。认识到这一点，让我能对知识保持敬畏。在日本京都金阁寺的“枯山水”花园中，有15块石头，它的周围是古代僧人和武士修行的房间。从任何一个房间看出来，最多只能看到14块石头。设计师以此提醒每个人保持谦卑，因为你永远都有不了解的事物。
说到新中国的文学史，王蒙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做过文化部部长，更重要的是，他从一个14岁少年布尔什维克开始的成长经历，是新中国文学史乃至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2002年，我曾经采访过他，那时的他谈论的重点是文学创作和个人修养。十年之后他接受了我的第二次专访。为了呈现一个更真切的王蒙，我采用作品通读的方式切入案头，沿着“文学”“政治”两条主线重温他的作品，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到《青狐》《庄子的享受》，再到《中国天机》，力图了解他的思想和人生脉络。在提问中，我步步为营，基于作品的细节展开。年近耄耋的老作家，用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回顾政治动荡背景下的人生选择和成长阵痛。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在1956年创作的小说，也是改变他命运的作品。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表达团委干部也有阴暗面，该小说迅速引起轰动，也使王蒙于次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王蒙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就在生活和工作看似步入平稳之时，他却主动要求前往新疆。
（1）
杨澜： 我其实更想问的是，您那时真的预感到像“文革”那样一种巨大的横扫一切的风暴会来吗？
王蒙： 没有。
（2）
杨澜： 但是您感觉到去一个更远的地方会更安全吗？
王蒙： 对。
杨澜： 那您真是很有政治嗅觉，就像地震要来了，您提前感觉到了地震的迹象。
王蒙： 我不是说安全，想不到那么具体，但是我想呢，到边疆去吧，它会离开这个文艺斗争的风口浪尖。
（3）
杨澜： 您这之前去过新疆吗？
王蒙： 没有。
杨澜： 所以您也只是一个浪漫的想法，浪迹天涯。
王蒙： 是，我喜欢新疆的歌舞。
（4）
杨澜： 那不是说明那个时候您很幼稚吗？对生活没有真实的认知，只是凭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去选择。
王蒙： 第一我很幼稚，第二我非常牛。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他不怕冒险，也不怕环境不好。我有本事去，我就有本事回来，如果我回不来，那说明自己没本事。
（5）
杨澜： 那能否说在当时已经愈演愈烈的各种政治纷争和派别斗争当中，您希望躲避这个风暴眼？
王蒙： 是的，您说得太对了。北京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最有感情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您不知道……
杨澜： 是非之地。
王蒙： 对呀。
（6）
杨澜： 那您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争取站对了队伍，然后也可以更飞黄腾达了。
王蒙： 那是我鄙视的，坚决不愿意做的事。
研究受访者，尤其是研读与其相关的个人作品，并非只是从作品到作品，而是将他现实中的选择与作品中的观点进行有效融合。在对王蒙的访谈中，我用六个追问的问题与他一起回溯和反思其本人在政治运动中的人生选择，以对应改变他命运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在从事文学创作近六十年之后，他出版《中国天机》一书，用半生的经历，阐述他对于新中国历史、政治的理解与反思。
杨澜： 您在谈到什么是中国天机的时候，我看到特别有意识地强调了两点：第一个探讨的是您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一系列政治运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第二，您又提到了一个理论和群众到底是谁领导了谁，谁控制了谁的问题。对于第二点，人们就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叫理论领导了群众，还是群众领导了理论，您这是什么意思？
王蒙： 我非常高兴您能提出这一点来，说明您抓住了一个重点，就是马克思的名言“理论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的力量”，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又体会到，人的思想永远不是一个单行线，群众也能掌握理论。群众掌握了理论，就不太在乎理论的原点：我更重视的是，我是要让这个理论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我的文化传统、习惯和追求。
访谈节目的成功秘诀不仅在于其报道的独家性——此处的报道别处找不到，还在于深度提问所带来的对各种复杂事物的究根问底，因为人们想在这里看到的是经过严谨调研和追问所获得的事实。
CBS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创始人，美国新闻界传奇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与美国福斯特汉姆大学新闻系教授贝丝·诺伯尔（Beth Knobel）以《光与热》（
Heat and Light
）为书名，总结和分享了“新一代媒体人不可不知的新闻法则”。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时代，“案头阶段的背景调查与研究”不仅不过时，而且弥足珍贵。书中指出：网络的诞生使得这类研究变得前所未有地简单，以至于年轻记者常以为所有的调研都可以在网上完成。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对的。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起点，但如果你的文章旨在开拓新的领域，你就必须与懂这行的人交谈。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你真的想给出新的信息，而不仅仅是对现有信息做做改写，你就应该走出去与相关人士交谈。
在信息爆炸、社交媒体野蛮生长的今天，有一些“符合传播规律”的“新闻”会病毒式流传，却很有可能是假新闻；人工智能将我们感兴趣的新闻不断推送给我们，使得我们进入“信息茧房”，以为那就是事实本身，从而失去对事实的全面和客观的评价，造成“真相稀缺”。在这样的环境中，搜集“资料”更需要有严谨求证的态度和方法。
从资料文献阶段推进到策划会阶段，案头准备也随之进入了访谈文案的拟定与制作阶段。
虽然电视访谈节目通常是录播的，即留有后期编辑的余地，但是，我认为必须要保持谈话的自然流畅和宝贵的现场感。通常，制作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录像时间在4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会无限制地聊下去。这就要求采访提纲扎实而紧凑。
随着现场访谈时间的临近，对受访者的研究工作在不断深化，成果体现在一份“策划文案”中。这是策划人、主持人（提问者）、专家与导演等多方力量头脑风暴的结果。
201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和他的两位同行——来自美国的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和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以表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一年之后，三位经济学家将国外演讲的第一站确定为中国。皮萨里德斯将接受《杨澜访谈录》的专访。
“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是皮萨里德斯的最知名研究。为了将这样的专业术语“翻译”为观众理解的内容，导演们主动到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先完成第一轮扫盲式的专业访谈，然后再邀请多位经济领域专家作为策划人，为访谈团队进行更具深度的讲授。经过多轮策划的磨合，逐渐形成了关于皮萨里德斯的访谈策划文案：
主题句：经济学剑客·皮萨里德斯；
人物分析：原本低调的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在2010年3月之后，迅速成为经济界的抢手红人。从原来得奖后的沉默到启动环球演讲，象牙塔里的沉默剑客将会剑指何方；
单元设置：从“就业、老龄化、住房、婚姻”四大主话题链接皮萨里德斯研究与中国本土现状，拉近学术研究与观众日常生活的关系。
遵循主题句对受访者的精确定位，于是，我的13个问题也相应在不同的单元板块中设置完成。
在访谈提纲的制作中，大纲顺序是对整个访谈轮廓清晰系统的描述，如何安排大纲顺序对访谈来说至关重要。话题顺序，指根据话题或问题自然分段。时间顺序，指话题或者子话题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空间顺序，即根据空间划分来安排话题。
作为人物访谈类节目，《杨澜访谈录》常常采用的是融合三种顺序的“复合顺序”，先通过设置关键句，继而切分主题单元，继而切分具体的问题，在不同的主题单元，时间、空间、话题三元素有机穿插其中，这是形成最后问题单的逻辑依据。
2015年，杨振宁和翁帆夫妇成为《杨澜访谈录》受访嘉宾。策划之初，杨振宁丰富而厚重的人生经历让我们着实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通过第一轮的梳理，一个关键词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改变”，因为杨振宁的人生历程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想法”。随着策划的深入，解读杨振宁的两个“大事件”：顶着反对的压力，挑战业界几乎已成定论的“宇称守恒定律”，最终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物理科学上的重大革命；顶着世俗的压力，勇敢追求小自己54岁的翁帆，最终两人结为夫妻，这又是颇具挑战性的浪漫的革命。对手越强大，故事越具有戏剧感。关键词在“改变”的基础上提升为“革命”。在最后策划阶段，又一个关键词与“革命”一起出现，它是杨振宁骨子里的“保守”，正是这两个字直接影响了他做学问和做人的态度与风格。正当在“革命”与“保守”之间徘徊时，在资料中我们发现了杨振宁好友Dyson对他的一句评价“保守的革命者”，简直是一语中的啊！终于，访谈杨振宁和翁帆的文案主题句确定为：保守的革命者。
围绕“保守的革命者”这个主题句，访谈文案的主题单元被切分为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一场浪漫的革命
第二板块：一场勇敢的革命
第三板块：“保守”的革命者
以关键句的方式定位受访嘉宾，是策划会的骨干议题。它的生成与获得，需要策划、导演、主持人各方重点解读与人物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在文献知识点的基础上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整合，最后这个关键句成为访谈文案的“锚”，所有的主话题与子话题依次从这里启程。
当然，以上所述“访谈策划文案”和“问题单”的形成是基于录播状态。直播状态下，作为提问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当直播台上的拉里·金说“晚上好，我的嘉宾是……”的时候，他的手里会拿着一些蓝色的卡片——但是上面记的东西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并不是详细流程。对于接下来的提问，他更擅长运用即兴式的方法。但是，在拉里·金即兴提问的背后是必须知道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挖掘嘉宾的内心，你事先对他的了解越少越好。你可以一直使用‘谁’‘什么’和‘为什么’来提问。这比事先就对嘉宾背景深入了解的效果更好——这样会让节目更有趣。不做任何准备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任意飞翔的时候。当然那也可能是危险的。如果跌落下来，你也无法重来”。
不只在直播现场，芭芭拉的案头准备也可以采取即兴的方式：“对于直播采访的准备工作，我早已有了自己的方法。我在3寸×5寸大的卡片上写下问题，想到多少就写多少，然后问办公室来往的人，不管是送邮件的，还是制作助理，或是发型师，‘如果你可以向某某某提问，你会问什么呢？’这方法管用极了。”
相比完备清单式的问题单，拉里和芭芭拉的卡片式问题单从形式上彰显了提问者的机动应对和驾驭访谈现场的智慧，因为卡片上的信息常常只有关键词，它考量的是提问者的即兴提问能力，以及调度自己知识和经验的能力。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打造更高质的问题单？
与人交谈有一位隐形的旁观者，那就是时间。时间的长短松紧，直接影响我们交谈的节奏和重心。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遭遇时间限制，是一种常态。一些重要采访，因当事人公务在身，如国家领导人来访，行程密集，各种活动安排常精确到以分钟计，所以能得到20分钟进行采访已属不易，这还往往是团队的小伙伴们软磨硬泡、分秒必争的结果。
在时间的压迫下，就需要注意提问的有效性。我与同事们的策划讨论常常围绕以下环节展开：20分钟至多问几个问题？哪个问题最重要？如果对方回答某一问题时间过长，导致时间不够，哪些问题可以舍弃？如何提问才不至于让对方漫无边际地说开去？围绕某一主题，如果他不正面回答，用另一个角度再试一次，还是放弃，直奔下一主题？看起来不同的问题，对方有可能给予的回答是否会出现一致或重复？什么样的问题适用于破冰？什么样的问题即使在超时情况下提出，对方也不得不回答？类似的提问他曾经有过什么回应，我们怎么问才有独特的角度？提问之前对于事实的陈述或总结用词是否准确，来源是否可靠？如果对方回答过于简洁，哪些问题可以备用……关于“提问”的“提问”还真不少呢。
创意策略反映在问题单上，会有助于访谈的成功，但有时会收效寥寥，甚至遭遇失败。原因很简单：因表达、理解和诠释过程而导致的语义问题。提问者往往只关注自身的语言和背景，而忽略了语言学家欧文·李（Irving Lee）所强调的“词语的意义受性别、年龄、种族、文化、民族以及当前形势的影响”。
采访过程中，迈克尝试了各种方法去赢得叶利钦的欢心。他记得他用了奉承的方法，告诉叶利钦：“能坐下来和曾经的历史推动者、撼动者交谈十分荣幸，也很愉快。”其中一次，迈克试图和叶利钦开玩笑，称他为“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但没有一招是成功的。之后，叶利钦在采访进行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差点还因为他的翻译的一个错误而离开采访现场。当时，由俄罗斯为叶利钦配备的翻译将迈克的问题译成俄文，而一位CBS新闻的翻译将叶利钦的回答译成英文。迈克问叶利钦他是不是“厚脸皮”，其实是不怕批评的意思。但叶利钦的翻译把这句话译错了——完全按字面意思，而不是比喻意义——问叶利钦他是不是跟头河马似的！叶利钦明显动了气，他说要么是翻译出了错，要么是这问题太不得当，他要离开。尽管最终事情弄明白了，但对于改善整个气氛却于事无补。采访进行得颇为艰难。
迈克·华莱士采访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的失败提醒我们需要温习一下语言学家欧文·李关于在访谈中有效使用语言的要领：
1. 小心地选择词语和词组。
2. 扩大你的词汇量。
3. 注意词语中微小的语言变化有可能改变整个含义。
4. 要把词语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去听。
5. 对语言的使用要跟上时代。
6. 清楚词语的意义受性别、年龄、种族、文化、民族以及当前形势的影响。
研究受访者，完成策划案，手持问题单，然后向对面的他提问，即使周全如此，采访领域的专业人员有时也无法完全掌控提问的风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思维的任意外在形式。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了语言相对论，认为并非思维操纵语言，而是语言操纵思维。
在提问的准备阶段，对语言的关注，不仅要研究有声语言，跨文化传播中的无声语言是一套更隐秘的系统。
进入非语言系统，让我们先从认知语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