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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好奇心，建立新认知。提问“为什么”会让你探索这个世界，提问“为什么不”能够让你试图改变这个世界。
我常说，我的好奇心无可救药。提问，无疑是我与自己、与他人、与外界保持认知互动的沟通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提问，不仅引导我，而且重塑了我。
我人生中的两次重要拐点，与两个提问紧密相关。
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导演辛少英到北外来招主持人。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30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纯情一点的，要善解人意的那种。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为什么中国电视屏幕上很少有职业女性的形象？”我当时其实是想用这样一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给导演留下了这个女孩“有思想”的印象。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直至第七次面试，我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第一个提问，是我以反问的方式与外界的互动，这个互动的结果是让央视接受了我这个“新面孔”。并非我的提问有多么厉害，而是这个提问与当时的时代和媒体背景产生了积极的呼应。那次《正大综艺》招聘，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加之那时社会刚刚经历动荡，气氛沉闷，人们厌倦了生硬的电视语言，需要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所以才会有我这样一个具有一定国际视野，有一点叛逆精神的新面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一个人的提问力，彰显在与外界互动质量的高低。而如何与外界发生深度的关联式互动，科学思维模式可以有效导引提问者。
经济学教授尼尔·布朗（Neil Browne）和心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基利（Stuart M. Keeley）在《学会提问》（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一书中提供了两种思维：海绵式思维和淘金式思维。对于两者，布朗和基利进行了比对：
海绵式思维：吸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千头万绪，而你获取的知识将会为以后进一步展开复杂的思考打下坚实的基础。相对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是被动的，它并不需要你绞尽脑汁地去冥思苦想，因此来得轻松而又快捷。
淘金式思维：自己掌握主动权，选择该相信什么忽略什么。这种思维方式需要你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他们得尽快决定自己的所见所闻到底价值几何。在一场互动的对话中披沙拣金，需要你不断地提问并思考问题的答案。
海绵式思维强调被动获取结果，而淘金式思维则重视在获取过程中展开积极互动。对提问者而言，这是一种可效仿的互动思维模式。
当提问的机会来临，我没有被动等待选择，而是掌握主动权，大胆地问我想问。世有疑惑，必须发问，也正是无意中遵循了这样的互动思维模式，1990年的那个提问为我打开了职业的大门。
1994年，主持《正大综艺》已有四年光阴，伴随着它的成长我也在成长，这个舞台使我尝到了声名鹊起的兴奋，也带来了主持领域的诸多奖项，包括中国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奖。与此同时，一个属于专业领域的疑问时常沉浮于我的思绪，那就是：主持人的定义和功能到底是什么？主持有艺术吗？这是不是一碗青春饭？
在当时国内综艺主持的舞台上，常常把“形象”当作评价主持人的首要标准，靠形象吃饭的主持人的功能非常有限，其价值只体现在将脚本上的台词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比较生动地表达出来。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拓展主持内容的创作。因为背别人写的稿子，所以语言风格变化不定，谈不上个性，也没有识别度。《正大综艺》能给予主持人自己写稿的权力已经是非常少见的了。更何况电视节目主持受限于整体节目样态和环节的策划，主持人的作用只是起承转合，缺少完整性和把控力。我开始萌发了要成为节目制作人的想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职业价值随着时间而增值，而不是贬值呢？”我问自己。
来自职业领域的困惑成为我做出人生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1994年，我辞去央视的主持人工作，远赴重洋，到美国开启了研究生阶段的深造学习。
相隔四年的两个提问，完成了两个认知的互动。前者是对外界的发问，即认知外界；后者是对自我的发问，即自我认知。关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美国两位传播学教授查尔斯·J. 斯图尔特（Charles J. Stewart）和威廉·B. 凯什（William B. Cash）进行了如下阐述：
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要比我们是什么更重要。我们有对自己的认知，即自我观念（self-concept），它来自我们的生理、社会和心理认知。这些认知又起源于我们的经验、活动、态度、成就、财富，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具有解释和我们如何感知他人关于我们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将来可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诸多因素的解释和评价的双重属性。这些人包括我们所属和希望所属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对我们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
自我认知的开启，是从“我”出现开始的。央视资深主持人敬一丹生动记录了职业领域的这一拐点时刻：
第二天坐在话筒前开始播的时候，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了。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出现了。“我”的出现，是播音员和主持人最本质的区别。播音员是转述者，而“我”出现了以后，让我感觉非常陌生。……我第一次在质疑我的专业。我在学会了字正腔圆地做一个转述者的同时，失去了独立的思考和个性化的表达。我们那时候经常说要“理解稿件”，理解编辑记者的意图，我认识的世界是间接的。我的所有创造都局限在把文字变为有声语言。我不否认这也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相对来说是狭窄和消极的。
主持有艺术吗？如同敬一丹对自己专业的质疑，我在美国的学习始终持续着这个提问，从图书馆的书本文献，到课堂之外的实践，不断地在深化着我对主持人职业的理解。向同业前辈提问，经由他人认知反观自我，更是架构自我认知的有效方法。
幸运的是，硕士阶段的自我认知是在一个更多维更复合的学习系统内进行，我没有选择新闻学院，而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国际传媒。从综艺主持跨越至国际传媒，这不是学习领域的变化，而是认知系统的重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重新思考全球政治格局的变迁，重新估量领导者决策背后的利益博弈，思考力与观察力的双重训练，帮助我脱离单纯的职业技巧，致力于形成对世界、对自我更真实更立体的认知。
十年后，当我专访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李·鲍林格（Lee Bollinger）时，他所致力于推行的教学改革，也印证了我当初的选择与传媒人未来教育方向的有幸吻合。
杨澜： 在您对美国各大新闻学院，以及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演讲中，曾说过希望对课程进行改革，让学生接触更加宽广的领域和学科。
李·鲍林格： 是的，我一生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新闻、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从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启迪。我认为新闻业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职业之一，新闻工作者要把普通民众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必须要尽可能地博学。我们应该帮助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多了解科学、政治、经济，而不能只限于新闻写作和报道的职业训练。
杨澜： 您知道吗，这就是我当年没有去读新闻学院的原因。
李·鲍林格： 这很有意思。
成为有影响力的传媒人，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一定要培养快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同时对社会各领域发生的重要变化保持敏感度。这种能力不会因为青春的逝去而衰减，相反会因为岁月的历练而显得越发迷人。
沃尔特·克朗凯特是美国新闻界的传奇人物，他开创了电视新闻报道的新形式，由传声筒式的播音员变成调配力量的主持者，“主持人Anchor”是接力跑中最后一棒的意思，这一称谓正是从克朗凯特开始的。作为新闻人，他树立了行业的“黄金标准”。他负责主持的《CBS晚间新闻》居全美电视新闻收视率榜首长达21年。
杨澜： 克朗凯特先生，如果你在主持人和记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词来形容自己，你将选用哪一个词？为什么？
克朗凯特： 我认为现在的主持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如果主持是指从组织撰稿、编辑，一直到协助制作播出，那么主持人是个很荣耀的名称；如果主持人只是一个播报者，那样的话，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不过不应被称为记者，而是新闻发布者（播音员）。我是新闻记者，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
始终与重大新闻事件同步、秉承客观中立立场、富有洞察力的新闻判断、温和可亲的电视形象，使克朗凯特及其新闻节目成为同时代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也使他在美国被誉为“最可信赖的人”。他的回答，进一步明晰了我对自己职业定位的认知，那就是：一个电视主持人，只有认识到没有脱离节目品类和内容而独立存在的主持艺术，才能放得下虚荣心，在节目的完整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形象”包括外在的造型和内在的情感与思想；“风格”是指在采访和表达中形成高识别度的个性化语言。成为一名具有独立见解和独特个性的记者，探索和传播世界的真相——当我完成阶段性的自我认知，我的提问生涯也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在工作和生活领域，淘金思维式的提问，更易被批判性思考的人群使用。
在《学会提问》一书中，经济学教授尼尔·布朗和心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基利列出了批判性思考的人所具有的四项价值观，“好奇心”居于第二位。
好奇心。要想充分利用淘金式思维来立身处世，你需要兼听博观，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兼听和博观。他人有驱使你前进的巨大动力，将你从当前偏听偏信的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要想成为一个有批判性思考的人，你需要对自己遇到的一切不断提问。你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一技之长就是他们的洞见和感悟。
当好奇心成为开放性的价值观，提问所带来的福利则是价值观的互动。作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我与对面的受访者通过关键提问，已然缔结了彼此的关联。
在哈佛大学2016年的毕业致辞中，教育研究生院院长詹姆斯·E. 瑞安用五个关键提问诠释了有效沟通的智慧：1.等等，你说什么？2.不知道……3.我们能不能至少……4.我能帮什么忙？5.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五个关键提问揭示了提问对于构建“你我之间”关系的价值所在，瑞安将其写在了其著作《关键提问》（ Wait，What?: And Life's Other Essential Questions ）的扉页：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是通过问题形成和加深的。好问题不仅能引导他人决策，也能帮助自我突破认知。
那么什么是好的提问？在我看来，好问题并非是正确的问题，而是一个可以用来厘清下一个问题的问题。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职业提问者的方法论。
我甚至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一场问答。有一个问题人人都必须面对：“你为什么活着，又将怎样活着？”每个人的生活本身，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上帝是宽容的老师，五花八门的答案他都照收不误。至于给各人打多少分，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依然在书写我自己的答卷，这份答卷是由一个个日子组成的。其中有不少时候我感到困惑难解或绝望无助，或干脆就答得跑了题。好在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这场考试是开卷的，你可以去问别人是怎么回答的。
1997年，我来到回归后的香港，1998年1月，《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在香港凤凰卫视开播，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谈节目。我记得采访的第一位嘉宾是艺术家陈逸飞先生。《杨澜访谈录》就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人生答卷的地方。
我想明白金庸笔下可歌可泣的侠义精神在他自己的人生中是否行得通；我想明白建筑大师贝聿铭信不信风水；我想明白世界信息产业巨子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怎样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难民开始，到领导科技产业的发展潮流；我想明白，在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中，他的家人接受了怎样的考验；我还想明白，香港女探险家李乐诗心中的南极与北极，“饺子皇后”臧健和所经历的辛酸与挣扎……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用大半生的时间写出了自己的人生答卷，当他们回答我的提问，展示他们人生的荣辱成败时，生活的意义似乎变得清晰起来了，不同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启示。
关于提问的重要性，有的访谈研究者认为“提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有的认为“答案的好坏是由问题正确与否决定的”，这样的观点虽有些极端，但很能说明提问的重要性。记者们常说：“没有坏的回答，只有坏的问题。”
探索如何系统而有效地提问，就让我们从案头准备阶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