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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三十篇

合群

我们的课堂,有四面墙壁,可以遮挡风雨尘土;有书案座椅,可以坐在这里阅读写作。墙壁,是由砖块垒起来的;书案与座椅,是由木板拼起来的。如果把它们拆散,使它们成为分散的砖块与木板,它们就不会有墙壁、书案和座椅的功能。还有,我们都穿着衣服来抵御寒冷。衣服,是由丝线或棉线毛线织成的。如果把它们拆散,使它们成为一根根的丝线或棉线毛线,那么它们就不会有衣服的作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身体,实在是集合了耳、目、手、足等各种器官而成的。这些器官,又是由无数细胞集合而成。如果使这些器官各自分散独立,甚而至于分散为各自独立的细胞,那么这些器官又怎么能够有视听行动的作用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这样。个人孤立奋斗,就是挨饿受冻也是在所难免的;集合众人的力量去奋斗,才可以去谈幸福的生活、文明的事业。比如我们的工业社会,开始固然是一个人的手工劳动罢了。集合众人来教徒弟,那就会生产出较多的产品来。集合很多人来做大工厂,然后才能使用机械,扩大利益。集合多数工厂里的工人,组织起工会,才能逐渐摆脱资本家的压迫,从而思考并避免自己所受的苦难,为将来的幸福做打算。这难道不是集合众人之力的效果吗?

我们最普通的群体,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有了家庭,然后才有抚育儿女、赡养老人、分担劳动、伺候病人之类的事情。集合一乡之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才有互相看护的帮助,才有学校的建设。集合一省或一国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然后才有便利的交通和高深的教育。假如集合全世界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互通有无,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是有土地贫瘠、偶然遭遇天灾的地方,都不难补救,而且战争、商业竞争等惨祸,也能够在世界上绝迹了。

舍己为群

集合众人而成为群体。群体,是用来谋求每个人都需要享有的公共利益的。但是,如果群体遇到危险,而群体中没有人出来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保护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将会灭亡。于是迫不得已,我们就有了舍己而为群体的义务了。

舍己而为群体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自己在群体中,如果群体灭亡,那么自己也会随之灭亡。现在舍自己而救群体,群体果真不亡的话,那么自己也就未必会灭亡;即使是群体不灭亡,而自己先灭亡,那也比群体和自己都灭亡要强。这种对生存的看法,包含了个人的考虑。二是处在群体当中,来看群体中的一个人,个人的价值必然小于群体的价值。牺牲一个人而可以救众人,为什么不去做呢?一个人这样想,那么就会有舍弃自己而为群体的一个人;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就会有舍自己而为群体的众人。这种对生存的看法,没有包含个人的考虑。前后两种看法,出发点不同,但舍自己为群体的决心则是一样的。我们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一是从军。战争是罪恶的,然而有时候受到野蛮人的攻击,为了自卫而战,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例如比利时受到德国的攻击,比利时奋起而抗敌,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谁说不应该呢?二是革命。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不革命,而忍受残暴政府的奴役,那么即使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所以人们才会不怕流血而去革命。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国这些年来的革命,在革命前由于倡导革命而逮捕杀害了不少人,在革命战争中,因战斗而死伤的也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出于舍己为群的考虑才这样做的。三是暗杀。暗杀,是实行革命最简单的手段。消灭罪魁祸首而原谅从犯,杀一儆百,流血不超过五步。古代的如荆轲行刺秦王嬴政,最近的如索菲亚暗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这都是其中的例子。四是为真理而牺牲。真理,是体现和平精神的,然而,却被教会、君主、政党、贵族所忌讳,所以没有舍己为群的精神,就不敢公开谈论真理。比如苏格拉底对哲学进行了创新,结果被捕入狱而被杀害;哥白尼创造了新的天文学说,结果被教皇所仇视;巴枯宁主张无政府主义,结果被囚禁、放逐,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其他的如进行飞机试验、南北极探险等,在今天看来,这都是勇于做出牺牲的事业,虽然有的是由好奇者和争强好胜者去做的,但也包含有为了群体利益的动机,所以在这里列出来。

注意公众卫生

古语说:“千里不唾井。”意思是说,将要去千里之外的遥远地方,不会再从这个井里打水,但也不敢向井里吐唾沫而妨碍别人打水。商朝法律规定,把灰抛撒到路上的将受到惩罚,因为害怕灰尘灰烬飞扬而蒙住了路人的眼睛。孔子说:“君子不丢弃破旧的帷帐,而用来埋马;不丢弃破旧的伞盖,而用来埋狗。”这是说对已死的狗和马,都要埋掉,不让它们暴露在外而传播恶臭之气。古人注意公共卫生,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今天的公共卫生设施,与古代相比齐备多了。以卫生条件而言,清洁是第一标准。个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洗澡、换衣服、打扫房屋而已。如果周围的环境污水留滞,废物堆积,充满了腐烂的落叶死兽,空气中弥漫着传染病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人都保持自己的身体、衣服和房屋的洁净,但讲究卫生的目的仍然不能达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公共卫生的设备。例如地上必然有水沟水渠,厕所里必然会滞留污水,道路的扫除,废弃物的搬运,有专人去做,定时去做,对传染病的治疗,有专门的医院,这都是解决那些个人无力应对的问题的手段。

我们既然享受了公共卫生的好处,那就不能随意破坏公共卫生设施,以免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把污水泼在沟渠的外边;不要把废弃物乱扔到公共道路上。不幸患了传染病,要马上自动隔离,暂时停止与别人的交往。比较严重的,要住到医院里去,而不要混在大庭广众之间。这是我们对于公共卫生的义务。

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以前园林亭榭的胜景,花鸟鱼虫的娱乐,是有财力的人自己经营、自己欣赏的。现在则有公园供普通民众游玩休闲;有植物园、动物园等,作为欣赏及研究的资源。以前数量多、种类全的图书,优美的雕塑及绘画,历史上的纪念品,远方的奇珍异宝,有财力的人才能得到并收藏,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现在则有图书馆,其中的图书供众人自由阅览;有各种博物馆,以培养人们的美感,帮助人们积累知识。并且公园之中,大路旁边,栽树而成荫,设置座位供人们休息,有些地方还准备清水供人们免费饮用。这些公共设施,是我们共同享有的利益。

我们既然有这种共同享有的利益,那么也就有共同爱护它们的义务。我们对公共设施的爱护,要超过对自己的住所及器物的爱护。公共设施一有损害,就很不高兴很失望,这是因为把公共设施当自己的东西一样看待。

所以我们在道路上行走,在公园中游玩,不要因为花木可爱,就轻易地折取它们的枝叶;不要弄脏了座位,也不要踩踏刻画它们;不要手持木棍去骚扰猛兽,也不要扔石块惊吓鱼鸟;进入图书馆诵读文章,如果抄写,那就要小心地保护书籍,不要使它们有一点损坏脏污;进入博物院,对于所有陈列品,都是可以看,但不可以用手去触摸。如果有触摸的举动,即使侥幸逃脱了守护者的眼睛而没有遭到责备,但我们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则是不能幸免的。

尽力于公益

凡是我们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我们都有共同爱护它们的责任,这些在《注意公众卫生》及《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等篇里都说过了。对于已建成的公益事业,我们应当倍加珍爱;对于还没有建成的公益事业,我们尤其要建立。

从古时候起,我们中国人对于建桥、铺路、建粮仓、设学校之类的事情,大多不等待政府去经营,而是私人集资来做。近来更有以自己的力量建设学校的人,例如浙江的叶澄衷先生,以小贩起家,晚年积累了数百万资金,于是拿出了其中的十分之一,来建设澄衷学堂。江苏的杨锦春先生,以木匠起家,到晚年积累十多万元资金,于是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三,来建设浦东中学。这两个都是最著名的例子。

虽然例子是这样,但举办公益事业,并非一定要富了之后才去做。山东的武训先生,讨饭来奉养母亲,对自己失学而沦为乞丐非常遗憾,立志积累资金来建设一所学校,使孤儿及穷人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坚持不懈十多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像他这种没有职业的乞丐,都能尽力于公益事业,何况有职业的人呢?

英国人翰回,是一个商人,自己非常节俭,但非常乐于做慈善事业,曾经铺设伦敦大道。他又感到自己国家的育婴院不完善,自己到法国、荷兰等国考察。回国后写书叙述自己的见闻,于是英国的育婴院得到改良。他死后,遗留的财产不到二千英镑,都散给了孤儿和穷人。英国的沙伯,是织麻工人,后来成为一个炮厂的书记,立志于解放黑奴。他曾经为了给黑奴辩护,研究民法,最终精通了;他又与志同道合的人开设了一个解放黑奴公司,黑奴由此而被释放的有很多人。英国的菜伯,是一个钢铁工人,同情被释放的犯人由于无业而再次犯罪,于是想对他们进行救助。他一年的收入不到一百镑,进行细心的分配,一家吃穿费用需要多少,教育子女的费用需要多少,剩余的就用以救助刑满释放而没有工作的那些人。他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工作,剩下的业余时间及休息日,就替被释放的人谋职业。这样做了十年,被他救助的共有三百多人。由此看来,只要有志于公益事业,那么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没有达不到目标的,只要勤勤恳恳地去做就行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说:“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啊?”孔子说:“有,那就是宽恕啊: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施加给别人。”又有一天,子贡说:“我不想让别人施加给我什么,我也不想施加给别人什么。”这是根据孔子的告诫而引申的言论。西方的哲学家说:“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些话的含义是相同的。比如我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想受到他人的干涉,那么我也不能干涉他人的思想及言论的自由;我有保卫身体的自由,不想受到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也不能伤害别人的身体;我有书信秘密的自由,不想让别人窥视,那么我也要谨慎地不要窥视他人的秘密;我不想受别人的欺骗,那么我就要谨慎地不要欺骗别人;我不想受到别人的欺负怠慢,那么我就要谨慎地不要欺负怠慢别人。事情不管大小,互相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自己与他人的交往,不但有消极的戒律,也有积极的行为。如果由前面孔子说的那句话,而引申这句话:“自己想要的,就施加给别人。”可以吗?答案是:不完全这样。人的欲望,有时会因为遗传和环境的不良影响,而有不合于道德和法律的地方。如果把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强行施加给别人,那么可能不会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例如腐败的官僚,喜欢受到下属的阿谀奉承,于是就对上司阿谀奉承,可以吗?迷信的乡下人,喜欢听传教士乱说,于是也像传教士一样向亲人乱说一通,可以吗?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错误,如对不好的名声、直言等等就不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如果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直言相劝,而是以婉言代替直言,也还是可以的。

对于积极的行为,孔子固然也说过:“自己想要立业,就要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成功,就要让别人成功。”立,就是在社会上站住脚;达,就是使人能够成功。施加给别人的,一定要以“立”和“达”为原则;不要施加给别人的,则以自己不想要的来概括。如果真的能终身都这样做,那就没有什么弊端了。

责己重而责人轻

孔子说:“严格要求自己,而少去责备别人,那么就可以远离抱怨了。”韩愈又进一步解释说:“古代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而又周密,对别人的要求宽松而又简约。严格而又周密,所以不会自我懈怠;宽松而又简约,所以人们乐于和他交好。”我们还能从反面证明这个意思,孟子说过父子互相劝勉从善的错误,而转述做儿子的话说:“您教我要走正道,可是您自己却没有走正道。”原伯和先且居都认为仿效坏人是罪恶。椒举说:“只有没有一点错误的人,才可以处罚别人。”这都是说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是不对的。

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似乎严格要求自己的,也可以严格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不严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放低。例如见多识广的人嘲笑别人孤陋寡闻,有能力的人斥责别人无用,以为既然我能做,为什么你不能做。又比如掩饰自己错误的人,往往喜欢用他人的同样错误来为自己辩解,认为既然你做了,为什么我不能做。这是不知道人人固然是平等的,但是,既然有主观、客观的区别,那么观察力的强弱,很明显会有差别,于是要求的程度,也不能不随之变化。人们的行为,常常包含了很多原因,如遗传的品性,长期的习惯,接受的教育,遭受的境遇,外界的压迫,情感的刺激,等等,都有影响人们行为的力量。行为是我做出来的,那么一切行为的原因,都可以通过反省而得到解释。即使是当局者容易迷失,但事情过后一定会搞清楚的。如果知道了行为的原因,那么改正错误,就是可以努力达到的了:那些以前的品性、习惯及由教育所训导出来的错误,可以进行矫正;那些由于境遇、外在的原因以及由情感逼迫而成的错误,可以进行调节。已经过去的不能再追回来,我自然会自己抱怨自己;而如果有迫不得已的原因,那么就应该原谅自己。未来的日子,决定权在自己手中,我为什么要气馁呢?至于别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客观原因,决不是自己所能深刻理解的。如果我任意推导他们行为的原因,而严加要求,这样合适吗?何况人人都有被严厉要求的时候,我又何必去管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呢?所以对自己要求严而对别人要求宽,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反过来,则是表面上平等,但实际上是严重的不平等。

勿畏强而侮弱

《诗经》中的《崧高》篇说:“人们常说:柔软的就咽下去,刚硬的就吐出来。只有仲山甫柔软的并不咽下去,刚硬的并不吐出来,不欺负孤独无助的人,不害怕强暴的人。”人们之间的交往,重点在于彼此平等。用食物的咽与吐做比喻,并不算很恰当;这个仲山甫和当时的一般人不同,坚持履行自己不欺负弱者、不害怕强者的义务。

害怕强者与欺负弱者,这两件事虽然有施加和承受的巨大差别,其作用也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但无论如何,都是受了强弱不能平等的错误观念的蒙蔽。我害怕强者,是因为我比强者弱,不敢和他平等。于是看到比我弱的人,自然就会认为他不能与我平等而欺负他。还有,我欺负弱者,以为我强于对方,不用和他平等,于是看到有比我强的人,就自然会认为他不必和我平等,并因而害怕他。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实际上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矫正其中的一种,另一种现象自然也会随之消失。

我国人民推崇侠义的举动,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说看到有以强凌弱的事情,就要赶快帮助弱者,以反抗强者。强者还没有侵犯我,而我就已走上前去与之抗争,那他就会由侵犯我转而变成害怕我;弱者与我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却走上前去帮助他,那他就会感激我而改变受侮辱的境遇。那种拔刀相助的举动,虽然说是属于侠义之举,而且具有打抱不平之成分,但其实人人都具有这种心态。如果我们能发扬这种精神,那么欺软怕硬的错误念头,自然就没有产生的条件了。

爱护弱者

在前面《勿畏强而侮弱》一篇中,已经说了打抱不平的道理。这是对强弱有冲突的时候说的。实际上我们对于弱者,无论什么时候,都常常有同情和不安的感觉。人类的心理是这样的:平等了才安心。见到有比自己弱的,就感到上天的不平等,而想以人力使之平等。减少有盈余的,来补充不足的,这就是爱护弱者的原理。

进化程度比人类落后的动物,已经有这样做的了。例如秘鲁的野羊,结队而行,遇到袭击它们的猎人,那些强壮的羊就停下来充当保护的角色,等全队都过去了,才跟在后面走。有的鼠类把食物先给失去视力的同伴吃。印度有一种小鸟,对于同伴中那些失去视力或受伤的,都按时喂养它们。进化程度较高的人类,难道还不如羊、鼠、小鸟吗?今天普通的人,在上下车船的时候,遇到残疾人就让路,并且在他们上下车船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在车上,有时候来了妇女而没有空座位,就站起来让座;看到她们所拿的物品有比较重的,就为她们传递安放。这都是爱护弱者的例子。

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如果突然遇到不幸,必然要用救生船,按例必须先载妇女儿童。等有了空地方,男子才能够登上。如果有不明事理的男子,敢与妇女儿童争抢,即使枪毙他们,也不为过。这是为了爱护弱者,情急之中不择手段的缘故。

战争不免要杀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而对投降及受伤的士兵,以及交战国的妇女儿童,按照惯例不能加以残害。德国的飞艇和潜水艇,所伤害的人多了(编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舆论对它们的攻击,特别把它们加害妇女儿童作为攻击的口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爱护弱者,是人类的共同意愿。

爱物

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人如果有亲近仁爱之心,没有不由自己而推广到万物的,所以说:“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们活着,就不愿意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孟孙打猎捕获了一只小鹿,让秦西巴用车拉回来,鹿的母亲一路跟随着,秦西巴感到不忍心,就把鹿放了。孟孙大怒,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三个月,孟孙又把秦西巴叫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老师,并说:“对小鹿都不忍心加害的人,会加害小孩吗?”这可以证明爱护人的心情,与爱护物的心情是相通的,古人早已公认这一点了。近代科学进步,能引导人们爱护万物之心的东西就更多了。大体如下:

一、古人多持有“神创造动物以供人享用”的观点。齐国田氏在庭院中祭祖,食客有一千人。食客中有献鱼和雁的。田氏看后,叹息道:“上天对人类太好了!生长了五谷和鱼鸟,以供人们享用。”众宾客都大声地附和他。鲍氏的儿子,十二岁,坐在次席上,上前说道:“并不是您说的那样。天地万物,和我们一起生存,只是种类不同。种类不分贵贱,只是以大小和智力相互制约,相互之间依次取别的种类为食物,而不是为对方而生存。人类取可以吃的东西而吃掉,哪里是天为人类创造的?蚊子刺吸人的皮肤,虎狼吃肉,难道是上天为蚊子而创造人,为虎狼而创造肉?”姓鲍的这个小孩的言论够先进的了。自从生物进化学说诞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是由别的动物进化而来,彼此是同一个祖先,只不过相互之间比较疏远罢了。

二、古人又有“动物只有知觉,只有人类才有灵魂”的观念。自从生理学进一步发展以来,人们知道了所谓灵魂,不过是意识的总和。还有,自从动物心理学进一步发展以来,先后发现了能说话的狗、会算数的马,于是我们知道,动物的意识,自然和人一样,只不过程度比较低而已。

三、古人用来帮助人力的,只是动物;把它们的力气用尽了还不能满足,于是就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呵斥它们,这样爱护万物的心情就被利己之心阻碍了。自从机器快速进步以来,运输和耕作这些向来利用动物的工作,逐渐用机械来代替动物。于是残暴地役使动物的行为,渐渐少了。

四、古人把吃肉当做养生的主要方式。卫生科学发现了吃肉的害处,不仅仅是传染微生物,而且微生物死亡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病毒,有害于吃肉的人。于是素食主义逐渐流行,屠宰场未来有望逐渐消失。

现在保护动物的团体,逐渐流行开来,但屠宰捕猎的行为,也还没全部绝迹;然而逐渐地进行教育,一定会使人们爱护万物的气量完全展现出来。古代晋国的翟庄,耕作之后吃饭,以打猎钓鱼为乐事,年长后不再打猎。有人问他:“钓鱼打猎都是伤害生命的事,您只去掉其中一件,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是我主动出击的,垂钓是鱼儿自动上钩的。既然不能一下子都去掉,那么就先去掉最伤害生命的一件。”翟庄晚年也不再钓鱼了。全世界的人爱护万物之心的普及,也一定会像翟庄那样逐渐推进,这是没有疑问的。

戒失信

不讲信用的区别有两种:说话不算数和不守时。

说话不算数的过失,有的是因为计划的临时变化,如晋文公讨伐原,命令带三天的粮食,原不投降,于是传令退兵。间谍跑来说:“原将要投降了。”军官就说:“请等一等再撤兵吧。”此例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遗忘,如卫献公请孙文子、宁惠子吃饭,天都不早了还不召见他们,而在园林中射大雁,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轻易地许诺,如老子所说的“轻易许诺的人一定很少守信用”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晋文公听到军官的话后说:“得到原而失去信用,那又有什么用呢?”可见改变计划也是不可取的。魏文侯要与群臣饮酒欢乐,这时天下雨,魏文侯命令摆驾要去野外。他身边的人都说:“今天饮酒欢乐,而天又下雨,您看怎么办呢?”魏文侯说:“我与虞人相约打猎,这虽然是休闲娱乐的事,但怎么能不遵守时间的约定呢?”于是亲自去说明解除约定,而不敢忘怀约定。楚国人有谚语说:“得一百两黄金,不如得到季布的许诺。”是说季布不轻易许诺,许诺了就一点要实践诺言。

不守时的过失,有提前的,有延后的,有等待别人的,有被别人等待的。汉代的郭伋出行,到了西河美稷,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路旁边迎接拜礼。完事后,那些儿童们又送郭伋到城外,问郭伋什么时候回来。郭伋计算了日期后告诉了他们。郭伋回来时,比原先约定的日期早了一天,郭伋说这违背了与诸儿童的约定,于是就在野外停下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才入城。以此表明不应当提前。汉朝的陈太丘与朋友约定中午出行,中午过了朋友还不来,陈太丘就走了。陈太丘走后,他的朋友来了。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当时七岁,在门外玩耍。陈太丘的朋友问陈元方:“你父亲在吗?”陈元方回答说:“等很久了您都不来,我父亲已走了。”陈太丘的朋友便生气地说:“不是人啊,和人约定一起出行,竟抛下我自己走了。”陈元方说:“您和我父亲相约,却过中午了还不来,这是不守信用。”陈太丘的朋友听了感到很惭愧。这说明不能延期。唐朝的肖至忠和朋友相约在路上相见,正好遇上了大雪。人们劝他避避雪,肖至忠说:“哪里能与人相约,可以失信呢!”朋友来了,才离去。众人叹服肖至忠对人遵守时间的约定。吴国的卓恕为人诚恳守信,从不失信,与人相约,即使是暴风骤雨冰天雪地也要去。有一次,他从建业回家,向诸葛恪辞行。诸葛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卓恕回答说:“某天要再来拜见您。”到了约定的这一天,诸葛恪大会宾客,停下来不吃不喝,以等待卓恕。当时到来的宾客,都认为会稽、建业相隔千里之遥,江河阻隔,哪里能按时到来。但卓恕却按时到来了,满座的人都非常惊讶。由此可见待人不可不守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所以能够预见将来,而不会乱了秩序,是因为有约定。有约定而不遵守,那就会乱套,而猜疑之心就会产生。不守时的过失,虽然比说话不算数稍轻一点,但是却会耗费时间、丧失信用,也是不能不马上禁止的。

戒狎侮

人类本来是平等的,但有的人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于是有侮辱别人的举动。如王曾和杨亿都曾做过侍从,杨亿很健谈,凡是他的同事好友他都要取笑嘲弄。对于王曾,他却说:“我不敢和他开玩笑。”难道是除了王曾,其余的都是杨亿所看不起的吗?人类都有同情心。但有人以让别人不快乐为快乐,于是就嘲弄别人。比如王风让人蒙上虎皮,几乎把他的参军陆英俊吓死,于是大笑,以此为乐事,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以一时疏忽大意的缘故,而导致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失去了同情的真心,又怎么能不引以为诫呢?

古人常常有因为嘲弄别人而得祸的。如三国时的许攸,仗着自己有功而非常傲慢,曾经在围坐的人中呼叫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如果不是我,你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着说:“你说的是。”然而曹操内心不乐,后来竟把许攸给杀了。又比如,严武由于与杜甫家里是世交,对杜甫很友好,亲自到杜甫家中拜访杜甫。杜甫见严武不合潮流,性格暴躁,便常常喝醉了后爬上严武的床,瞪着严武说:“严挺之竟然有这么一个儿子。”严武怀恨在心。有一天,严武要杀杜甫,幸好周围人告诉了杜甫的母亲,杜甫才得以获救。曹操、严武因为不堪忍受侮辱而杀人,固然很残暴;但许攸、杜甫,难道不是自找的吗?

历史上有因为嘲弄侮辱而导致国家间战争的。春秋时期,晋国的郤克与鲁臧、孙许同时出访齐国,齐君的母亲肖和她的侄子踮起脚来偷看使者,见到使者有的瘸有的瞎。于是让瘸子迎接瘸的使者,让瞎子迎接瞎的使者,肖和她的侄子由此笑了起来,被使者听到了。晋国的这两个大夫回国后,一起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鞍大战,齐国军队被打败。这就是嘲弄侮辱别人所引起的祸害。

那些嘲弄侮辱别人而没有遭到恶报的,也不是没有。如唐朝的高固,很长时间处在闲散的位置上,多次被同伴所轻视嘲笑,等到他被任命为邠宁节度使,众人大多害怕起来。高固一概不再追究前嫌。宋朝的孙文懿,眉州人,年轻时家里很穷,想到京城里参加科举考试,自己到县里去开介绍信。县尉李昭言对他开玩笑说:“像你这种人到京城考试的有几个?”孙文懿以第三名金榜题名,后来到审官院任职。李昭言奉命去见孙文懿,心里很害怕,以为孙文懿不会忘了他以前所说的话。但孙文懿特意派李昭言做眉州知州。像这类事情,受嘲弄侮辱者固然很大度,但嘲弄侮辱别人的人不胜惶恐。这样说来,我们何苦去嘲弄侮辱别人呢?

所以,无论从道理上来讲,还是从经验来看,嘲弄侮辱别人都不能不禁止,这是很明显的。

戒谤毁

人人都有是非之心: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很正确的。人们都有赞赏好人好事,憎恶坏人坏事的情感:善待善者,恶待恶者,这是很正确的。只是一件事的是与非,一个人的善与恶,其中的关系很复杂,我们一时的判断,常常不能作为定论。我们所判断的对或者善,有时候并不恰当,这种害处还算小。而我们所判断的错或者恶,如果不恰当,那么害处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评论一个人,只要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和责任,就尽量宣扬他的对与善的地方,而掩盖其错与恶的地方。即使不能掩盖,那么见到他们的错就否定,见到他们的恶就斥责,也就可以了。如果本来就没有什么错与恶,而是自己虚构的,或者别人的错与恶并不严重,而自己却故意夸大其词,那就是诽谤。诽谤,是我们应当禁止的。

我们来探究一下,诽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嫉妒别人的名誉吗?还是以为别人的失意有利于自己?还是别人与自己有仇,而以诽谤来中伤别人?所有这些,问问良心,没有一个是可以这么做的。那些诽谤别人的人,常常不能陷害别人,反而害了自己。汉代的申咸诽谤薛宣不孝,薛宣的儿子薛况的门客杨明在宫门外打伤了申咸。御史中丞认为不能以平民百姓的争斗来论,要把薛况处以死刑。朝廷大臣认为,不以正直之心对待别人而遭到报复的,应该与施加报复的人同罪,最后竟被免掉死罪。今天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会规定,如果有人无故被人诽谤,那么被诽谤的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足以证明诽谤者刚好害了自己。

古代被诽谤的人,大都采取不申辩的态度,也就是所谓:停止别人的诽谤,最好的办法是进行自我修养。汉代的班超在西域,卫尉李邑向皇帝上书,陈说经营西域不可能成功,又极力诽谤班超。汉章帝大怒,严厉责备李邑,命令他到班超那里听从班超的命令。班超就派遣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人质回到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以前诽谤您,想破坏西域的事情,现在为什么不依据诏书把他留下,派别人送乌孙人质呢?”班超说:“因为李邑诽谤了我,所以今天派他回京城。我自问内心无愧,何必怕别人的议论呢?”北齐时的崔暹对文襄帝高澄说,应该亲近信赖邢劭。邢劭不知道这件事,瞅准机会诽谤崔暹。文襄帝很不高兴,对崔暹说:“你说邢劭的优点,而邢劭专门说你的缺点。邢劭真是个糊涂人。”崔暹说:“这都是事实,邢劭不糊涂。”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受到诽谤却不申辩,固然是品德非常高尚,但从诽谤者一方面来看,不是更加无地自容了吗?我们不必问受到诽谤的是什么人,但却不能不杜绝诽谤。

戒骂詈

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是骂人呢?从来不认识的人,在无意之中,偶然相互之间有点摩擦,或者是推车挑担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彼此相撞,互相道歉一下就可以了结的,却破口大骂,很长时间都不能停止。还有朋友亲戚之间,讨论事情意见不和,接着就会大骂,或者是骂对方为牲畜,或者是侮辱其家族祖先。这种情况,从北边的河北,到南边的浙江、广东,大体上都一样。

都是人,却用牲畜互相责骂,这是什么道理啊?根据生物进化史,人类不过是哺乳动物中进化得比较先进的;而爬行动物实在是哺乳动物的祖先。所以发育二十八天的人类胎儿,与发育天数相等的狗胎、龟胎十分相似。然而,骂别人为牲畜,是说别人进化的程度较低吗?但大多数人,其看法并不是这样的。汉代的刘宽曾经招待客人,派家奴去买酒,过了很长时间,家奴却大醉而还。客人不能忍受,骂家奴说:“畜生养的。”过了一会而,刘宽派人监视家奴,怀疑家奴一定会自杀,他对周围的人说:“他是人啊,有人骂他是畜生养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吗?所以我怕他自杀了。”还有前秦苻坚时,王堕性情刚直,痛恨董荣犹如仇人,从不和他说话。王堕曾经说:“董龙是哪里来的鸡狗,让这些国家的精英和他说话?”(龙是董荣的小名)董荣听说后羞愧愤恨,于是就劝苻坚杀了王堕。行刑的时候,董荣对王堕说:“你今天还敢说我董龙是鸡狗吗?”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古人的反应就是这么的激烈。而今天的人,却以这种方式互相责骂,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反常,为什么呢?

父子兄弟,一人犯错,别的人不应该受牵连,因为对一个人愤怒,而侮辱他的家族,有什么道理呢?古时候,卫国的孙蒯在重丘饮马,毁坏了饮水的器具,重丘的人骂孙蒯说:“你父亲是一个暴虐的人。”齐威王被周安王责备,于是愤怒而骂他说:“呸,你母亲是一个奴婢。”这是古人骂别人父母的例子。那些脏话,只有在嘲笑戏弄的时候才有。

自由与放纵

自由,是美德。思想、身体、言论、居住、职业、集会,等等,都有一定的自由权利。如果自由的权利受到外界的压制,而达不到它应有的程度,那么就一定会努力去抗争,即使流血也不在乎,也就是所谓的“不自由,宁愿死”。但是如果自由过度,伤害了别人,让自己感到惭愧,那就不再是自由,而是放纵了。放纵,是自由的敌人。

人的思想不应该被宗教所束缚,也不应该被风俗所左右,而应该以良心为准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偶尔有恶劣的思想,本来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我有意纵容它,使它不断增长,势力最终凌驾于良心之上,那就是放纵的思想了。

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困了就睡觉,这是身体健康的自由。如果饮食没有节制,工作睡眠没有规律,养成不好的习惯,就是放纵自己的身体自由,而有害于健康了。

高兴了就唱歌,悲伤了就哭泣,这是感情的自由。但是邻居有葬礼,就不在街上唱歌;寡妇在夜里不哭泣,这是因为不敢放纵自己。

言论是自由的,但有的人揭发别人的隐私,诱导别人去嫖娼盗窃;居住也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在住所制造危险,在夜里喧哗,影响邻居休息;职业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制造伪劣产品,贩卖毒品;集会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传播迷信思想,胡作非为。这些行为表现了自己的极端自由,而不考虑别人的自由,都是放纵自己带来的过错。

以前法国大革命争取自由,是我们所崇拜的。然而那时的人如罗伯斯比尔、丹东等人,以过度激烈的行为,滥杀贵族,造成一个恐怖黑暗的时代,这是因为放纵而造成残忍的后果。较近的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也是在争取自由,我们不敢轻视。但是她们威胁政府的手段,达到烧毁邮件、破坏艺术品的程度,这是因为放纵而产生了粗暴的行为。以自由的美德,如果一旦放纵,尚且会产生粗暴残忍的行为而不自知,难道不应该谨慎吗?

镇定与冷淡

世界的演变,常常有短时间突然变化的现象,不是人们所能意料到的。普通人遇到了,常常免不了惊慌失措。但是坚强而有毅力的人,却能不动声色,根据情况当机立断,扫除众人的怀疑和担心,从而避免产生混乱,这就是镇定。

三国时候,诸葛亮在阳平驻军,只留下一万人来防守城池。司马懿大军不久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大将和兵士都十分害怕,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但是诸葛亮脸色不变,下令军队放倒旗子,停止敲鼓,并打开西城门,让军士在城里扫地洒水。司马懿怀疑有埋伏,带领军队向北山撤退。宋朝的刘几治理保州,正在大会宾客,在夜晚的时候,忽然手下报告有人作乱。刘几不问是谁,反而下令为客人折花劝酒。然后刘几秘密派人分头出去追捕,一会儿就把作乱的人抓到了。刘几接着喝酒享乐,一直到天亮。宋朝的李允则有一次在军中举行酒宴,而甲杖库起了火。李允则仍然饮酒作乐不停。没过多久,火被扑灭了。李允则暗地里派人拿着他的文书到赢州用茶叶箱子运载武器。不过十天,库里的武器又齐全了,而军队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宋真宗责问他。李允则回答说:“兵器库防火措施十分严密。这里刚刚举行酒宴,那里就起了火,必定是内奸干的。如果离开宴会而去救火,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恐怕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祸事。”这几个人都是不愧为镇定的。

镇定的人,好像没有什么行动,实际上是大有作为。如果眼看世界的急剧变化,但是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用清静无为的理论来安慰自己,这样不能算作镇定,而应该称为冷淡。

晋朝末年时,好几个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叛乱。王衍当时任宰相,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只知道吟咏诗词,故弄玄虚。很多年青人仰慕地去模仿他,导致自高自大、轻浮放荡成为一时的风俗。洛阳被敌兵紧逼,朝廷上很多人想把首都迁移到别地,以躲避灾难,只有王衍不想走,还卖牛车来安抚民心。他做事好像很镇定,但是却不做准备,不久全军被石勒所打败。王衍将死的时候,对别人说:“唉,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当初不崇尚浮夸虚无,全力以赴来拯救天下,也不会落到今天的结果。”这是对天下事冷淡带来的后果。

宋朝的富弼辞官回家,寻求长生的法术。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时候三公没有具体的职务,只能有品德的人才能担任。他们在朝廷上议论事理,在乡间则主持教化。古时候的高官贵人勇于担当责任,一定会用道理来教化人民,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怎能因为职位的进退、年龄的老少而变化呢?现在,大道理还没有明示天下,人们倾向于异端的学说,不是学老庄,就是学佛教,人伦不清楚,万物都衰败。这是大人你产生同情心的时候,扛起大道的责任,努力改变不良的风俗。如果你转移你的志向,追求长生不老,这是山谷中的隐士和那些只求保全自己的人的行为,难道是百姓对你的期望吗?”富弼向他道歉。这是极力劝说冷淡的错误。

看到王衍临死时的悔悟,富弼收到书信后的道歉,我们知道了冷淡的坏处,不仅是政治家,即使是不当官的人,也不能不以此为戒啊。

热心与野心

孟子有这样一句话:“听到鸡叫就起来,一心想着为别人做好事的,是像舜那样的人。听到鸡叫就起来,一心想着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是像盗跖那样的人。”两种人,相同都是勤勤恳恳,但是前者是为“义”而尽力去做,是“热心”;后者以利益为目的,是“野心”。大禹想到天下人有溺水的,就好像自己掉进水里;后稷想到天下人有肚子饥饿的,就好像自己肚子饥饿了,这是热心。所以大禹治理水患,后稷教人种庄稼,对人民来说都有功劳。项羽看到秦始皇时说“我可以取代你”;刘邦见到秦始皇说“唉!大丈夫应该是这样啊!”这是野心。所以残暴的秦朝灭亡,刘邦、项羽争着做皇帝,又进行了五年的战争。项羽曾经说:“天下的人几年来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我们这两个人罢了。”野心家对于天下人民的祸害,大概就是这样。

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华盛顿尽心尽力于军事战争,前后达七年时间。创立国家之后,又改革世袭君主制,变为总统的选举制。他被选举为总统后,处理政务公正无私。两次任职后,他就退职离任,埋头处理自己的农庄,不再参与政治争斗。等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把家产的一部分,捐助公共教育及其他慈善事业。真称得上是有热心而且没有野心了。

世界上本来就有那种既没有野心,也没有热心的人。如长沮、桀溺说:“天下像洪水泛滥那样纷乱,有谁能改变它呢?”马少游说:“人的一生,只要丰衣足食,能坐下等的车子,能骑一般的马,守好父母的坟墓,乡里人都称为好人,这样就可以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些隐居乡间、逃避现实的人,认识上大多有这个缺陷:不知道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他所赖以生存的所有东西都是社会赐予的。怎么能冷漠地对待社会的需要,而不用自己的全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呢?范仲淹说:“有抱负的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都享乐之后才享乐。”李燔说:“人们不必等待做了高官有了职务才去成就自己的功业,只要尽心尽力于自己所能及的事业,就是自己的功业。”这些话说得很实在啊。

况且热心的人,并不是直接去做社会的工作。科学家把自己关在家中作研究,好像与外面的事情没有联系,但是他们一旦有新的发明,那么在充分发挥物的作用,使民众富裕的道路上,就一定能产生很大的影响。高尚的文学,优美的艺术,开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但是它陶冶性情的功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勤勤恳恳的学者,也不愧是热心的人。但他们之中,有的人自认为自己才能出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在智者面前装腔作势,在凡人面前故弄玄虚,就变成学术界的野心家了,不能不深以为戒。

英锐与浮躁

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应该曝晒东西;手上拿起了刀,就应该切割东西。”《吕氏春秋》上说:“力量贵在突然,聪明贵在快速。好马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日行千里;如果过十几天才到达目的地,那么它与平凡的马就没什么不同了。快箭之所以快,是因为它能随着声音马上就来;如果一整天才到,那么与没有箭就没什么区别了。”这些话是说英勇果断的重要。周朝有句谚语说:“缩头缩尾,那么剩下来的身子还能有多少?”诸葛亮评价刘繇、王郎说:“他们的肚子充满了疑问,胸中塞满了难题。”这是说不英勇果断带来的危害。

战国时候的楚丘先生年过七十。孟尝君说:“先生您老了。”楚丘先生回答说:“让我去追逐野兽麋鹿,搏杀老虎豹子,我确实已经老了;让我去慷慨陈词抵挡诸侯,决断疑惑和犹豫的事情,我还年轻得很。”这是年纪老了还英勇果断的人。东汉的范滂被封为清诏使,登上马车,拿着辔头,那副慷慨激扬的样子,显示出澄清天下的志向,这是年龄小而又英勇果断的人。

年青人英勇果断的气质常常远远超过老年人。但是如果太过放纵,就会变成浮躁。苏轼评论贾谊、晁错说:“贾谊是天下难得的人才,所说的都是那时的好计策。但是说让皇帝封他为属国(编注:属国,汉代官名,掌管与边疆归降异族的往来事务),还要抓住敌国的单于,就是读书人的大话,少年人的勇气了。军事,是凶险的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地论说,就像战国时的赵括轻视秦国、李俱小看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直接采用贾谊的方法,那么天下将会不得安宁。如果贾谊以后经历艰难困苦,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学说。至于晁错,就更加的刻薄,他做御史大夫,当时的贤明丞相申屠嘉,因为他而活活气死;他随意改变国家的法令,全天下都因此而动荡不安。到七国之乱爆发,晁错的本领就用完了。”韩愈评论柳宗元说:“子厚以前少年时,勇于做事,不知道谦虚,常常以为功业可以轻易获得,所以因为参与改革而被贬,才能不被君主看重,思想无法得到实践。如果子厚在朝廷时,能够控制住自己,像后来担任司马或刺史时那样,就不会遭到贬逐。”这些都是叹惜英勇果断一旦过分,变成为浮躁了。以贾谊、晁错、柳宗元三人的才华,一旦浮躁,都会一蹶不振,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发挥自己的才能。何况那些才能不如上面三个人的人,又怎能不兢兢业业,戒除浮躁呢?

果敢与卤莽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一直处于顺境、安于现状,而是常常会遇到艰难的处境。面对艰难的处境,不能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因此人们崇尚果断勇敢。但是,果断勇敢并不是指盲目冒进。盲目冒进是鲁莽。果断勇敢,是有计划,有次序,根据一定的方案去实行,从而不屈不挠,而不是贸然行事。

大禹治水时,洪水滔天,他的父亲因为治水无功而被杀,他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但他毅然接过重任,丝毫不加以推辞。开凿龙门,开辟伊阙,疏导九江,决开长江淮河,用了九年时间才把大水治好,把地平整。大概是他借鉴了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只依靠加固堤防而不顺应水的特性,所以导致失败。大禹却把顺应水的特性作为自己治水的主要原则。他疏导、排水、开凿的功业,都是按照地势而分别实行不同的方案,所以才取得了成功。

墨翟拯救宋国时,走了很长的路到楚国,以“患了偷窃病的人为例”来劝说楚王。楚王无言以对,于是借口公输般已经造了云梯,一定要攻打宋国不可。墨子于是解下衣带当做城池,用木片作为器械,让公输般来进攻。公输般多次陈设攻城器械,而墨子多次抵抗住了他的进攻。公输般的攻城方法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剩余。公输般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想杀了我。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防守了,他就可以顺利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守城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着你们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说:“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国土面积方圆五千里的楚国,想要攻打方圆五百里的宋国,而且又在攻城器械刚刚造成、军队跃跃欲试的时候,想用一个平常人的口舌来劝阻,他的果断勇敢到了什么程度?即便这样,如果墨子没有守城的器械,又没让他的弟子拿着他的器械先去守城,那么墨子也只会白白牺牲了自己,又怎么能救得了宋国呢?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跟着几个侍从,带着价值连城的珍宝,进入凶险难测的秦国,除了蔺相如,没有其他人敢去。蔺相如到达秦国之后,见到秦王没有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意思,于是用严厉的言辞来谴责他,并且以将要抱着和氏璧撞柱子的激烈行动来威胁秦王。即使是蛮横而背信的秦王,也不能不被他的勇气所屈服。如果不是深深知道敌人的心理,并且提前做好了应对的策略,怎么能这样从容自信呢?

那些果断勇敢的人,希望自己能对事情有帮助,并不会以此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有无上的功劳。上面例举的三个人,足够让我们知道果断勇敢不同于鲁莽,而且只有不鲁莽,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果断勇敢。

精细与多疑

《吕氏春秋》上说:“物体有很多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说:“我讨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讨厌杂草,是害怕它让人混淆了禾苗;讨厌紫色,是害怕它使人混淆了红色;讨厌郑地的音乐,是害怕它扰乱了雅乐;讨厌奸人,是害怕他们混乱了道义;讨厌传播流言的人,怕他们搅乱了诚信;讨厌伪君子,是怕他们混乱了道德。”《淮南子》上说:“表面相似的东西是众人炫耀的资本,所以凶狠的人,好像很聪明而实际上并不聪明;愚蠢的人,好像很仁慈而实际上并不仁慈;鲁莽的人,好像很勇敢而实际上并不勇敢。”那些相似的东西,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人们不能不仔细观察。

孔子说:“众人都喜欢的事物,一定要认真考察;众人都讨厌事物,也一定要认真考察。”又说:“观察他因何去做这件事,再观察他如何去做,接着再观察他做此事时的心情是否安宁。如此仔细观察,那个人的品质怎么能藏匿得住呢?”庄子说:“人的品质与性情都藏在内心深处,所以君子会驱使某人到远处,来观察他的礼貌;不断地安排他做事,来看他的能力;突然问他事情,来观察他的机智;着急地与他约定事情,来观察他的诚信;把钱财交给他,来观察他的廉洁;告诉他危险,来观察他的气节。”这些都是观察一个人品性的详细方法。不只是观察人应该这么做,约束自己也是这样。曾子说:“我天天用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不是不忠诚?与朋友交往是不是不讲信用?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没有温习?”孟子说:“如果有人对我蛮横无礼,那么作为正人君子,我一定会自我反省:我一定不仁慈,一定没有礼貌,不然他怎么对我这样呢?自己反省自己而变得仁慈、礼貌之后,如果那个人还是对我蛮横无礼,那么君子一定会接着自我反省:我一定不忠诚。自我反省而变得忠诚之后,如果那个人还是蛮横无礼,那么君子才可以说:这是个无知狂妄的人啊。”君子的自我约束,就是这么的细心谨慎。

细心不是别的,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所能达到的程度。如果不通过观察反省,只是平白无故地忧虑,那么就是多疑了。列子说:“一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头,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他看邻居的儿子走路好像是小偷走路的样子,看他的表情,也是小偷的样子,总之邻居儿子的动作行为,没有一项不像小偷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翻动他的谷子,却发现了自己的斧头。”荀子说:“在夏首的南部,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他为人愚蠢又怕事,在月明的晚上,他在路上走,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地下的鬼,抬起头看见他会变化,以为是站着的鬼魂,于是惊慌地逃走,等到跑回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惊恐而死。”这都是多疑带来的坏处。

其他的事例如:韩昭侯害怕说梦话让妻子听到,而一个人独自睡觉;五代时的张允,家里有万贯的财产,天天随身带着很多钥匙,放在自己的衣服底下。多疑成这样,其实都是“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事情,庸俗的人却自己扰乱了自己”。多疑和精细相比,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尚洁与太洁

中国人一向以不干净而闻名于世界:身体不经常洗浴,衣服不经常洗涤,随地吐痰,用袖子擦拭鼻涕,不洒扫道路,厕所听任其散发难闻的气味,饮用水不加以过滤澄清,有了传染病人,也不知道去隔离。从小的方面说是损害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从大的方面看会酿成一个地方的瘟疫。这是我们所以痛心疾首的事情,希望大家都以崇尚整洁来互相鼓励。

不过,崇尚整洁也有一个尺度。洗澡、洒扫,这是一个人所能尽到的事情;公共环境的清洁,则是可以相互约定而加以实行的。如果不遵循一个正常的限度,而矫枉过正,那么它带来的弊端也很多。

南宋的何佟之,一天洗澡十几遍,还嫌不够多;元代倪瓒的痰盂,频繁地换水,衣服帽子经常擦拭,每天数十次,他住的房子前后的树木石头也经常擦洗;清代的洪景融每天洗脸花的时间,从早晨到中午还没完。这些都是因为太爱干净而浪费时间。

南齐的王思远,那些拜访自己的客人,如果来的人衣服不整洁,就不靠近他。如果形貌庄重、衣服整洁,才与他促膝交谈,等到他走了之后,还命令让两个人轮流擦拭那个人坐过的地方。南朝宋的庾炳之,来访的士大夫还没有走出门,就下令让仆人擦拭坐过的床铺;宋朝的米芾不和别人共用手巾和器具。这些则是因为太爱清洁而妨碍别人了。

如果去采访各地的风土人情,教化野蛮落后的地方,挽救孤儿穷人,治疗护理患有疾病的人,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不得不进入不干净的地方,接触到不整洁的人。如果因为爱好清洁,就裹足不前,那么文明就不能远播,人道主义也将会灭绝。汉朝的苏武被扣留在匈奴,住在洞穴中,把雪块和兽毛裹起来,就直接吞下去。宋朝的洪皓被扣留在金国,用马粪点火,烘熟面粉来吃。宋朝的赵善应,在路上见到病人,一定收养体恤,亲自为他们煮药。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收留了五十多个流浪儿和孤儿,一起进行教育。这些人比起王思远、庾炳之那些人,怎么样呢?

况且,崇尚整洁的道理,也应该从自己身上应用到别人身上。秦朝的苻朗与朝廷官员举行宴会,让小孩子跪着张开嘴,等宾客把痰吐到他们的嘴里,然后再出去,并称之为肉痰盂。这样做不用多说,真是昧良心啊。南宋谢景仁居住的地方非常的干净漂亮,每次吐痰时,就吐到左右仆人的衣服上。等一天的事情办完了,才让仆人尽情地去洗浴。虽然不像苻朗那样残忍,但是仍然是放纵自己、轻视别人。汉朝的郭泰,每次住宿旅馆,都亲自洒水扫地;等他离去后,刚到的人们看到这个地方,就会说:“这一定是郭泰住过的地方。”这真是值得别人效仿的榜样啊。

互助与依赖

西方有寓言说:“有非常不幸的甲、乙两人。甲生来眼瞎,乙有残疾不能行走。两人相依为命:甲背着乙走路,乙就给甲指路,于是就互相减少了痛苦。”甲看不到东西,而乙帮助他,乙不能行走,而甲帮助他,这就是互助。

互助的道理就是这样。甲的义务,就是乙的权利,而同时乙的义务,也是甲的权利:互相付出,即互相获益。由此而推论出分工制度的原理:一个人的需要,常常是由很多人的劳动来满足的;而这个人的劳动,也能满足很多人的需要。

如果不尽义务,而只是以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为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依赖。

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非常盛行。如乞丐,当然是人人鄙视的。然而,那些纨绔子弟、官僚亲友、闲散食客、各官署的多余人员,凡是无所事事依赖别人生活的人,哪一个又比乞丐强呢?

《礼·王制》记载说:“聋子、哑子、瘸子、残疾、侏儒,各自靠自己的能力吃饭。”晋国的胥臣说:“驼背的,让他俯身敲钟;身有残疾不能俯视的,让他拿玉磬;身材矮小的,让他表演杂技;眼睛瞎了的,让他演奏音乐;耳朵聋的,让他掌管烧火。”残疾的人,尚且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难道健康强壮没有疾病的人,不以依赖别人为耻吗?

以往的慈善家,喜欢向穷人施舍。他们的本意是很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却足以助长依赖的心理。现在的办法是,以出资兴建贫民工厂来代替施舍。在饥荒之年,以工代赈。被监禁的犯人,让他们做工艺活,替他们把赚的钱存起来,作为出狱后谋生的资本。这都是杜绝依赖弊端的好方法。

年幼之人,不能不依靠别人生活,然而如果能够勤奋学习,成年后努力工作,那么完全可以偿还以前所欠下的而有剩余。平日里勤奋工作,节约用度,把余钱储蓄起来,以备日后需要,那么即使是衰老生病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储蓄都还能够自给,而不至于连累别人,这又是自助的道理,与互助并不矛盾。

爱情与淫欲

关爱全世界的人,这是普遍的爱,纯粹是伦理学的性质。还有特别的爱,专门发生在男女之间,叫做爱情,这个既有伦理之爱,也有生理之爱的成分。生理之爱,常常因人不同,而有专一、分散和长久、短暂的不同。自从有了夫妻制度,爱情才变得忠贞牢固。这是以伦理之爱,容纳了生理之爱,而开始有了纯洁的爱情。

纯洁的爱情,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夫妇之间呢?既然爱对方,那么就一定要保护所爱的人的健康,保全他(她)的品格,美化他(她)的声誉,为他(她)未来的幸福做准备。凡此种种,拿今天的社会制度来衡量,只有夫妻之间能够担当。如果在夫妻关系之外,放纵生理上的欲望,而对于所爱之人的命运,毫不关心,这是不能称为爱情的,而是淫欲。有如下的例子:

一是纳妾。小妾,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子卖身而做。同样是人,却成为了商品,看到这种情况,内心能安宁吗?同样是人,却不能与爱自己的人平等,而被看做是奴隶,内心能安宁吗?一旦纳妾,那么夫妻之间就会猜疑丛生,家庭的平和被破坏,或者是放纵妻子虐待小妾,或者是宠爱小妾而疏远妻子,种种罪恶的行为,因此而发生。稍微有点良心的话,会做这样的事吗?

二是嫖妓。妓女,大多是穷苦的青年女子,受人诱惑,被人压迫,都是不得已而做这种事。社会上的人不把她们当人看。我们同情可怜她们还来不及,哪里忍心对她们动邪念呢!有的人把妓女赎出来,固然是救助她们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不是慎重地为她们选择佳偶,而是霸占她们当做小妾,则是好事没做完,而又让自己陷入罪恶了。

三是通奸。凡是犯有通奸罪的,不论男女,常常为社会上的人所鄙视,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往往因此而毁掉终身的幸福,严重的自杀,更严重的被杀。想到这些,我们能不害怕得发抖,并以此为戒,严厉禁止通奸吗?

其他不纯洁的爱情,不应当发生的道理,大体上和上面一样,可以加以推论而得到。

方正与拘泥

孟子说:“一个人首先要有不能做的事,然后才有应该做的事。”如果什么都去做,那就是没有主张,没有标准,而完全受外界的诱导或逼迫来行动。这样是不可能站稳脚跟,担当大任的。所以孟子说:“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他又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是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决不做违反良心的事。孔子说:“不合于礼则不看,不合于礼则不听,不合于礼则不说,不合于礼则不动。”这是说,看、听、说、动,都要合乎道德规范。这都是做人要正直的道理。

南朝梁人明山宾,家中曾经非常贫穷,于是把他所骑的牛卖了。卖完拿了钱,告诉买主说:“这头牛曾经患过漏蹄,治好很久了,恐怕以后复发,不能不告诉你。”买主听后急忙退了牛,把钱拿回去了。唐朝的史官吴兢与刘子玄,写好了武则天实录,叙述了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后来张说做了宰相,读了这段话,心里不痛快,知道是吴兢写的,就装作很自然地对吴兢说:“刘子玄写魏元忠的事,有不少是虚假的,怎么办?”吴兢说:“刘子玄已死,不能在地下还受到诬陷。是我写的,草稿还在。”张说多次以私情求吴兢改写。吴兢推辞说:“遵照了您的请求,那还叫什么实录?”最终没改。一个是宁可失去利益也不肯欺骗别人,一个是既不诬陷朋友,又不畏惧权势。这都是正直不阿的例子。

然而,也有因为过于正派,而显得死板教条的。南朝梁代的刘进,他哥哥刘献常常隔着墙壁呼唤刘进,刘进每次都要系好衣带端正礼仪才跟他说话。三国时吴国的顾恺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他的妻子出来看他,顾恺让旁边的人把他扶起来,戴好帽子穿好衣服,然后催促妻子赶紧回去。虽然这都是出于尊敬和礼貌,但以兄弟夫妻这样亲密的关系,都这样拘束于麻烦的礼节,也太过分了。儿子听父亲的话,这是正确的。然而《孝经》上说:“父亲有敢于提意见的儿子,就不会做出错误的事情。”孔子说:“小的惩罚就接受,大的惩罚就逃走,这是为了不让父亲过度惩罚自己而犯错。”这说明服从命令的说法,不能死板教条。官吏应当遵守法令,这是正确的。然而西汉的汲黯经过河南,看到贫苦的农民遭受旱涝灾害的有一万多家,于是就根据具体情况,手持符节开仓放粮以救济贫民,然后请皇帝治自己假借皇帝命令的罪。汉武帝认为他做得好而赦免了他。宋朝的程师孟,做掌管夔路法律实施的长官。夔路没有备荒粮,程师孟建议设置粮仓储备粮食。遇到了荒年,开仓救济贫民,粮食不够,于是就假称皇帝的命令,开放其他地方的粮仓,不等着皇帝的旨意。办事的公务员感到害怕,说这是不可以的。程师孟说:“如果一定要等着皇帝的消息,那些饥饿的人就都死了。”于是就打开了粮仓。这可算是不死板教条了。

谨慎与畏葸

果断勇敢的反义词是胆小怕事;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理解了果断勇敢与鲁莽不同,那么谨慎与胆小怕事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再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曾经说:“谨慎而讲信用。”又说:“多听,有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其余知道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多看,有怀疑的地方保留,其余了解的部分谨慎去做。”但是孔子想要实行自己的主张,游历各个诸侯国。他到了匡地,匡人误把他认为是阳虎,派卫兵把他围了好几层,而孔子不停地弹琴歌唱。离开匡地以后,又去卫国,去曹国,去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练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想要杀孔子,砍倒了大树。孔子离去,魋到了郑国、陈国等国后,又到了蔡国。陈国和蔡国的大夫,相约派士兵把孔子围在野外,断绝了粮食,七天不能生火做饭。孔子照样讲课唱歌。解了围之后,又到了楚国,到了卫国,最后应鲁哀公的邀请而回到了鲁国。孔子不因为在匡、宋、陈、蔡等地遭受的厄运而停止自己的追求。他写《春秋》一书,把他要表达的意思口授给弟子们,认为攻击、嘲笑、表扬、忌讳、抒情、贬损等情绪性的文字,不能够出现在书本上。这体现了孔子的谨慎。

然而,该书写的还是要书写,该贬低的还是要贬低。吴国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国国君召来了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说:天王打猎于河阳。一点也不畏惧。所以说:“谨慎而不遵循礼制,就是胆小怕事。”这是说谨慎与胆小怕事的区别。人们常常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诸葛亮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在《出师表》中说:“先帝知道我非常谨慎,所以临去世的时候把大事托付给我。”然而诸葛亮向南征伐各地,五月渡过泸河,深入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他讨伐魏国,六次出兵祁山,由于粮草跟不上,所以就分兵开垦田地来供给军用。并不因为谨慎而害怕征战。只是敌军的统帅司马懿,一方面在蜀国东部依据险要之地收兵固守,军队得不到交战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在卤城前面登山扎营不肯交战。这就是贾诩、魏平所说的,害怕蜀国军队就像怕虎一样。

而且危险的事情,哪里没有。进行电学方面的试验,有爆炸烧伤的担心;操作机械,有压伤的担心。坐车有时候会遇到翻车;坐船有时候会遇到风浪;救火则有可能被烧伤,伺候传染病人则要防备被传染。如果对任何事情怕这怕那而不敢去做,那不是和木偶一样了吗?重要的是理解其中的规律,提前做好准备。孟子说:“懂得天理的人,不会站在高高的石墙之下。”汉代的谚语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要小心。”这是谨慎的道理,而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所能够作为借口的。

有恒与保守

有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法语,没过多久又改学英语,没过多久又改学俄语,这样的人能够精通一个国家的语言吗?不能。有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木工,没过多久又学习金工,没过多久又学习制革,像这样能成为一个好的工匠吗?不能。事情不论大小,器具无论是精细还是粗糙,想要做到得心应手,必定要经过多次练习。如果刚开始做就停止,那么所学到的那点能耐马上就忘光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手与口都没有多少能力,必须积累两三年的练习,然后才能说话,才能拿东西,何况其他更复杂的学问和技术呢?所以人们做事不能不有恒心。

从前巴律西制造瓷器,积累了十八年的试验之后才做成。蒲丰写自然史,经过了五十年的努力之后才写成。布申学习绘画,从十多岁开始,一直到老死都在学。如果上面的这三个人,刚开始不久就改做其他事情,那么也就很难成名了。

虽然是这样,他们三个人不改做其他事情,并不是因为保守而不求上进。巴律西制作了数百件陶器,多次改建新窑,多次把陶器上涂抹上新药,以进行试验。经过三次试验,栗色的陶器都变白了,可以自认为做成了;但是他又进行了八年试验,才做出了上好的瓷器。又在瓷器上精心绘制了花卉虫鸟,然后才引起了当时人们的重视。蒲丰写的自然史,先后改了十一次,然后才公布于世。布申起先跟着他家乡的画匠学习绘画,把他的绘画技术都学到手了;布申仍然不满足,于是就到巴黎去,得到尽情欣赏美术杰作的机会;他还是不满足,立志要去罗马,因为贫穷,到了佛罗伦萨后又回来,到了里昂,第三次出行,才到达罗马,于是纵情观赏古人的名作,学习解剖学,以古代的雕像为摹本进行绘画,向朋友借来绘画的书苦读,终于,绘画技巧大大长进。晚年时,法国国王召见他,把他供养在巴黎美院。最后两年,他辞了职,又到罗马去。在他衰老得病的时候,他说:“我虽然老了,我精益求精的上进之心却更强烈了,我一定要使我绘画的技巧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巴律西以三次试验的结果就满足了,蒲丰以自己的初稿而满足,布申以家乡的老师所教的、以在巴黎所得到的知识为满足,那么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又怎么能这样显耀呢?这是有恒心而又不保守的例子。没有恒心的人,东张西望,没有一定的路数。保守的人,徘徊于只够搁脚的地方,而且常常照着原来的脚印走路。有恒心的人,有固定的宏伟目标,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目标奋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个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 IrBAZRgJbn2UyZDd0vItt3H8sUKzupN5kcPybxdcTxizZe9GDgp5AlLTVsFR2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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